首页 -> 2000年第7期

世纪之交文坛秀

作者:董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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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这个题目,让人望而生厌。关于上世纪末如何,本世纪初如何的话早已经被反复说烂。文坛呢,是个让外人看不起,而内部偏又纷争四起的地方。如此不吉不利的时间地点,能做出什么好秀来?只能请读者朋友等待意外发生,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做秀,广播和电视上是靠嘴巴,比如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锵锵三人行”,开场白就是一句“脱口秀不停”。成功的做秀节目足以撑起一家电视台的门面。文坛做秀,当然只能靠笔墨。做得成功,如曹雪芹、李白、屈原,可以流芳千古。做得不成功,那就怪你自己了。现在就来看我们面前的秀做得怎么样。
  岳麓书院秀 值世纪之交,已经先后有余秋雨、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诸先生在长沙岳麓书院开讲。同一篇讲稿,在那里讲与在别处讲,至少会有微观的不同效果。这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秀,就像死后把骨灰盒放进十三陵或者马王堆汉墓。
  互联网秀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现代文明进程在电视等东西的掌握上比世界迟了许多年,是大遗憾又买不到后悔药。好在文明又发展了,九三年,人类开始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普及因特网。这东西虽然不是我们发明的,可是学习得还算及时,终于与世界同步。据说互联网能改变整个世界,我们要像当年西方人学习了我们发明的火药又来打我们一样,用学来的互联网去超越西方。
  反思秀 一年到头,人会反思这一年里做的事,一个世纪到头,也是一样。二十世纪是跟整数的千年同时到了头,可反思的事情于是逾越千年,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反思的“反”字分明有翻案的意思,这次翻案的主题是惩乱扬治。秦始皇马车同轨,汉武帝独尊儒术,武则天立无字碑,康熙、乾隆有盛世之称,皇帝女士先生们大都成了好榜样。不好的只能是没有皇帝的时代了,比如民国。首当其冲的是“五四”运动,被指责为破坏秩序。
  刮风秀 这是龙应台女士的独角秀,号称龙卷风。其实呢,她在极小心地控制风级也就是风速,让你凉快又不让你感冒。
  堂吉诃德秀 先设定世界里有一大群善良、勇敢又正在受难的人,之后再设定自己和这群人是一伙的,向共同的强敌——当然也是假想的,比如堂吉诃德的风车,举起长矛。偏好这架风车是立在东南西北风都吹不到的一个地方,于是大获全胜。
  红灯区秀 立的本是牌坊,却装饰成青楼的样子,以广招读者,多赚版税。
  佛道秀 谈佛论道的文人,得大名者也不少,几乎形成独特的文风。可惜他们只是显得有学问,有聪明,并未显示出还有相关的信仰,甚至在事前或事后又声明自己不信。而佛与道皆是宗教,缺了信仰,到底还是镜子里的风景。
  随笔秀 这个秀有一种类似顺手牵羊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文人劳动的严肃与辛苦。然而这个秀却在世纪之交成了时髦,而且是文人自己做成的。事出有因:严肃如今是一种招人烦的态度,辛苦则是低贱的代词。文人只好打肿屁股充胖子。而文人们都曾经严肃过低贱过,好不容易才混到轻松和高贵!这个秀于是成为文人的集体秀。
  痛说革命家史秀 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曾经是我们生命价值的重要标志。如今呢,仍然是。这就难怪文人喜欢做追忆、怀旧、自传之类的文章。胡适之的朋友当然是有学问的,跟郭沫若通过信也是不小的光荣,举人的孙子应该有家学渊源,中西混血儿岂能不通两国英语?你当过知青,他蹲过号子,三八少女也不能小看,信不信人家玩过×个男人?价值标准随时而异,乃是情理之中。
  生日秀 一般人过生日,是过生日那个人做秀。某某大学过生日,是一帮文人借机会做起秀来,一时文章满天飞。这就像一个大家庭,老爷子过生日那天,儿子、孙子和重孙子们跟着吃一餐佳肴。
  假洋鬼子秀 洋鬼子到中国来,分为古典的、近代的和现代的,西风东渐,大有益于文明进步,功德不浅。世纪之交又来了一拨后现代的。顶着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等等大名,却像是假洋鬼子。请看“族群”、“此在”、“解神化”、“文本系谱”、“语境”、“纯粹并置”和“根本本质”等等生词,如果洋鬼子们真敢这样胡编,早被他们本国读者掐死了。
  “文革”秀 从巴金的《随想录》到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总共有多少文人著作言说了“文革”?汗牛充栋。有感人泪下的,有气人骂娘的,有吓人一跳的,风格品种多姿多彩。当然也不是尽善尽美了,比如还缺少故事《皇帝的新衣》里小孩子说的那句话。
  漫画秀 据说现在是成人与儿童一块儿读漫画的时代了,这时代的特征当然不是儿童的智力已经提高到成人的水平,而是成人的智力降低到了儿童的水平。
  重写文学史秀 似乎有不少的文人在做这个秀,出了不少的著作。可是,真正做到了重写而不是重复的,几近于无——林贤治先生《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是一个例外。由此可见,做秀也不容易,做到名实相副更不容易。
  骂街秀 金庸这条街,前几年才有人骂过一回,是李敖。如今王朔又来开骂,其实只是用京腔重复了李敖的意思,但还是惹来众人围观,当然,围观者须扔下几个小钱。
  诺贝尔文学奖秀 人家这个奖在世纪初就设立了,到世纪末还没轮到我们一个,说起来真有点儿“他妈的”!新世纪开头,事情有了转机,李敖先生向评奖委员会报了大名。如果他们在正式奖、提名奖之外再设报名奖,得报名奖最多的准是中国人!这里讲的只是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已经出过多种获奖者文集、诗集和评论集,还应该再出一种争议中国人为什么没能得上这个奖的论文集,哪位书商朋友愿意干这件事,铁定发财!
  
  经济学秀 我们的经济学家,总共有两派。一派是喜鹊,喜群居,只知有喜,不知有忧,其数不可计,叫声悦耳,告诉世人头顶是蓝天。另一派是猫头鹰,喜独居,充满忧患意识,其数只有一个,叫声刺耳,提醒世人脚下有陷阱。如果没有喜鹊,我们会忧虑而死。如果没有猫头鹰,我们会被陷而死。幸好我们兼有喜鹊与猫头鹰,死神拿我们没办法了。
  琴棋书画秀 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秀。到今天,文人中能通琴棋书画之一二者或许有之,四样全通者则几近于无。所以,这是一个失传了的秀。当然还是有人在假模假式地做,让古人看了发笑。
  结语 在市场经济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商品,因为不能成为商品就意味着没人买,没人喜欢,没人理睬,意味着赚不到养活自己的钱。文人怎样才能成为商品?只有通过传媒。电台、电视、电影、互联网、报纸是传媒,刊物也是传媒。书籍呢?讲台呢?当然都是传媒。文人的价值要由某种传媒体现出来,从竹简帛书时代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如今的传媒复杂多了,并且不仅仅适合文人,甚至主要的传媒地盘早已经被主持人、歌星影星、政治、金融、商业人士占领。文人在传媒的位置。只是做秀这一档节目而已,让听众、观众或读者在茶余饭后欣赏。所以,也就不能指望文人再有多么大的作为。设若外星人在二千年前到中国来,从传媒接触到的必定是孔子和老子。如果他们今天来,最先认识的只能是巩俐、张艺谋和张惠妹、刘德华诸类小姐先生了。这当然是文人的悲哀。于是文人们希望抓住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机重振旗鼓,用尽浑身解数大做其秀。较为成功者如上述诸种,列以存照。这些秀能不能抵得上巩俐的回眸一笑,张惠妹的狂歌劲舞?我看是抵不上。我也算是一个文人,写这篇文章,也是做的一个秀,做完了,感觉是连自己都讨厌。就让它上传媒去吧,恶心世人一回,希望能从反面促使文人同志们争一口气,在新的世纪里把秀做得好一些。不然,到下一个世纪之交,我们文人会连做秀的地盘也丢掉了,那将不仅是文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