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7期
序《尤利西斯》中译修订本
作者：文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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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间，当台北猫头鹰出版社的一位女士打长途电话来跟我商量可否由该社来出版《尤利西斯》中译修订本时，我一听到“猫头鹰”一词就动心了。我素来喜读荷马史诗，九十年代初，还为台北业强出版社把这两部希腊神话传说改写成青少年读物，书名叫《伊利昂的故事》和《奥德修的故事》。这两部故事中的女神雅典娜司智慧，而猫头鹰正是雅典娜的象征。
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失去了相濡以沫达四十五年之久的老伴儿，尽管我咬紧牙关终于挺过来了，这个打击却比五七年、六六年还大。因为那时我们还相对地年轻，还有未来，现在他却到不可知的世界去了，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尤利西斯》中，布卢姆把一只土豆（亡母的纪念品）当作护身符，随身携带。我则把海峡彼岸的“猫头鹰”当成一种象征，一种启迪。所以，尽管五年来我们跟时报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合作得很愉快，一旦合同期满，我还是交给猫头鹰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九○年八月，当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上门来约我们翻译《尤利西斯》时，我立即想：这正是目前情况下最适宜萧乾做的工作了。创作我帮不上忙，翻译呢，只要我把初稿译好，把严“信”这个关，以他深厚的英文功底，神来之笔，做到“达、雅”，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与其从早到晚为病情忧虑，不如做这项有价值的工作，说不定对身心还有益处。大功告成之日，就意味着给他四十年代功亏一篑的意识流研究工作画个完满的句号。
如果我能协助萧乾将这部天书译好，填补中国翻译史一个空白，那就是我们的共同生活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了。我们婚后，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头三年两人都有成果，但紧接着，他就被禁止写作达二十二年之久。拿到一纸改正书后刚刚高兴了两年，就病魔缠身。倘若他珍藏多年的那些书简、笔记、卡片、日记还在，正好可以用来写文章。他哪里想得到，神州大地上竟会发生旨在毁灭传统文化的浩劫，使他毕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呢？痛定思痛，徒唤奈何！
翻译过程中，我曾参看过“三种零三分之一”日译本。所谓“三分之一”，因为最早的岩波文库版（1932年至1935年间分五册出版），我只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第一册（前六章）。我托人到日本去打听，说是已绝版，虽有样本，概不外借。不过，每一种译本都比前一种强，而且他们并不讳言参考过前人的译文。有位译者干脆在序文中说：“有些句子，由于前一位译者已经用最恰切美丽的日语表达了原著的意境，我无法回避。”这四种译本的译者个个是著名作家，评论家，教授，乔伊斯研究家。自一九三二年二月《尤利西斯》第一种日译本由岩波书店出版后，六十七年来，还没听说哪位译者指责后来者抄袭或剽窃了他的哪段译文。这些日本同行都有雅量，看来前人甘愿做后人的梯子，以便让日本广大读者读到更翔实可靠的译文。
参看并不等于盲从。我们发现，第十八章摩莉的独白中有一句“Im always getting enough for 3 forgetting”（莎士比亚书屋1922年版，第715页第5至6行），三种日译本都不约而同地译为“买上三先令的 就足够了 可我总是忘记”。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九、二十这两天，译林出版社主办的“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爱尔兰驻华大使多兰女士、都柏林乔伊斯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乔伊斯，以及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我国的学者二十余人在会上作了高水平的学术发言。我把一份用英、日两种文字写的书面材料交给与会的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乔学专家近藤耕人先生，请他转交给合译《尤利西斯》最后一个译本的三位日本学者。大意是说：我们认为摩莉独白中的那个“了”，不是指“先令”，而是指“人”，所以是这么译的：“我总是买上足够三个人吃的 净忘记”。还加了个注：“这里指摩莉总忘记女儿米莉已离开家去谋生了，所以经常把她那一份也买了。”
一九九七年，我正陪萧乾住在北京医院时，承蒙日本资深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先生（萧乾的自传《未带地图的旅人》日译者）将丸谷才一、永川玲二、高松雄一重新合译的《尤利西斯》豪华本（1996——1997年版）邮寄给我们。我首先翻看第十八章中摩莉那句独白。果然，已按照我们的见解改了。译初稿时，我曾受惠于日本同行，这次多少能报答一下，感到很高兴。
本书全译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一些热心的朋友（尤其是读者吴立鹏先生）还就某些译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都柏林大学德克兰·凯伯德（Declan Kiberd）教授还惠赠由他写了长序、并加了详尽注释的英国《企鹅二十世纪名著丛书》一九九二年版《尤利西斯》。一九九六年新华社外籍专家刘伯特（Lew Baxter）又特地为我们找来了伦敦伯德里·海德出版社弥足珍贵的一九四七年版本（是根据1937年版重印的）。这两种版本，对我们此次修订译本，都很有帮助。修订的原则是：（1）极少数确实理解有误的，重新订正；（2）文字修饰过多的，予以删除，尽量保持乔伊斯遣词造句的独特风格，但仍坚持力求易懂的尝试。
修订工作拖延了好几年。萧乾住院的两年期间，我们把病房当作书房，断断续续地做下去。今年二月萧乾作古，最后部分由我独力完成。
然而，要想将这个译本修订得精益求精，是个长远而难度很大的工作。我一定在有生之年，向读者奉献出一部比较满意的《尤利西斯》新译本。尤其这是萧乾与我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姻缘的结晶。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