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8期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

作者：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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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由于语言学的发展，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导致了其他学科，例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转向，以至有linguistic turn(语言学引起的转向或语言学导向)这样的术语产生。这一术语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学在本世纪一度出现过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地理学在今天显然不是先行的学科，对其他学科也没有产生像语言学那样的导向作用。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西方，地理学曾被看作是“科学之母”，许多学科都从其中分离出来；二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的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出现各种变革的观念，引起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
　　早在明清之际，接踵而来的耶稣会士就给中国士大夫带来了关于世界地理的最新知识。利玛窦的《万国坤舆全图》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等图书在传教士的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量。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我很怀疑，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某些人放弃旧有的信仰，而皈依基督教的营垒。虽然与耶稣会士接触的大部分士大夫保持了原有的信仰，但这种震撼显然让他们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先进性，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问题是出现这种变化的范围还很小，由于中国对传教士采取的严格限制，能够了解到西方地理学成就的中国知识精英并不多，至于一般人更是未受影响地保留原有的传统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产生影响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这个世纪无论对西方地理学还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十七世纪末，在西方，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分别脱离自然哲学而另立门户。到了十九世纪，各人文学科包括地理学(地理学兼有自然与人文两个领域)和历史学也同样自成体系。对于西方地理学而言，十九世纪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一世纪不但是古典地理学与新地理学的交替时期，而且也是西方大学正式将地理学作为大学课程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十九世纪意味着康乾盛世的全面过气，社会衰落腐败的征兆到处冒头，思想敏锐的精英们已在酝酿一种改革的思潮，这种思潮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更加强烈。而在这个当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再次叩击中国的大门，将基督教义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一起输入中国。这次进入中国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他们还只是在中国外围及沿海地区施加影响，而在四十年代以后则是偕枪炮俱来，公然而且正式，因此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大大超过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留日学生大量地理学译著的行世，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又出现另外一个高潮。
　　邹振环这本《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一八一五至一九一一年间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影响程度。也许就一般的认识而言，不大会感觉到地理学的传播于近代学术思想有若何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就可以说明这种作用的力度。一八九○年，梁启超说自己入京参加会试之后，归途经由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地理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此时去《志略》之出版已四十二年矣。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后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者还以为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竟不知五大洲为何物。那么一般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可想而知。而梁启超正是在知道了五大洲以后，才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凡百不如西方，如不维新即无出路。
　　世界地理知识在今天真是普通极了的东西，但在一百五十年前却完全两样。中国因为闭关自守，从来只有天下的意识，并不知天下之外还有世界这个概念。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加上四夷的地域范围。鸦片战争爆发时，朝野上下都不知道敌手英吉利是何方土地，后来才晓得是七万里以外一个面积只相当于台湾、海南二岛的蕞尔小夷。这一来激起了一些思想先进的官员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先是林则徐请人将西洋人所著的《地理大全》翻译为《四洲志》，但这本书从未刊刻过，一般人无由读到。后来林则徐又请当时的名士魏源，以此书为基础编辑《海国图志》，后来又有上面提到的徐继畲《瀛环志略》问世。这两部经典式的世界地理著作的产生，表明了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基本思路：如果对西方的存在尚且不知，又从何了解其底细，以采取对策?
　　西方传教士也深刻理解到这种作用，所以在他们所办的中文杂志上，地理知识的传播是头等重要的内容。郭实腊在筹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时，就宣布了其宗旨。郭实腊编纂这样一份杂志，其目的十分明显，是要传西学入中国，表明西方文化是与东方文化并存于世的两大文化，而不是如中国人所想象的是蛮夷之邦。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便是以此来开化中国人，使之不致影响到在华的外国人的利益。他在出刊前的一个多月就曾写过一份出刊缘起，明白无误地说：“虽然我们与他们(指中国人)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知道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但是要让中国人知道西方文化，首先就要让中国人懂得外国历史与地理。因此毫无例外，从一八一五年传教士所编辑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就以地理知识为主要内容。而这个杂志的创刊年份就是邹振环此书研究的时间起点，这是有标志意义的。
　　从学科性质方面说来，地理学恐怕是惟一的一门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有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一整套专门的名词术语，这些知识与术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具备，因此全面研究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可能在一本著作里得到圆满的解决。本书于是以地理学的译著为中心而展开，这样的角度显然使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传播的过程与影响的深度。但即使是以地理学译著为中心，也仍然面临着文献资料数量庞大，蒐集不易，整理费时的困难。尤其是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所做的是一种穷尽式的研究，几乎将一百年间的所有地理学译著一网打尽，其中大部分文献并非经典性著作，只是一般的笔记、文集，有些甚至只是用完即弃的教科书，存世极其稀少，至于某些译著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类，更是罕见之物，而全书即此一端，已可见作者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好在邹振环历来长于发掘史料，善于利用不被当成史料的文献，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对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作出有坚实根据的论述与判断。
　　虽然本书是邹振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但与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该博士的处女作这一普遍情况不同，这篇论文并不是邹振环的第一本著作。在此之前，邹振环在出版史、翻译史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丰厚的积累，除了数量颇丰的论文以外，还出版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著》与《江苏翻译出版史略》这样有份量的著作。由于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在攻读在职博士期间，尽管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依然能游刃有余地写下这部二十来万字、而且几乎是字字有来历的厚重的著作。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明清之际以及晚清是如何由微而著，由点滴而全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全过程，也同时看到这种传播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本来，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地理学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到了晚明，因为徐霞客和王士性的两大著作，即《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的行世，才使地理学脱离附庸地位而独立。这是中国自身学术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但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中国当时仍然停留在天下四夷观的层面上，因此在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就似乎使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靠西方地理来引路，才进而了解西方的历史，才走出天下而进入世界。当然西方地理学并不只有地理大发现以后产生的世界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所说的地理学实际上囊括了今天所说的整个地理学领域，自然地理学的全部内容以及地质学都包括在内，甚至连生物学也往往涵蕴其中。而所有这些内容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个别先行者的个别著作外，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都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时期地理学的传播情况变成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与前沿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本书所揭示的内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题，而且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内涵的研究。
　　本书还有一章必须作为重点提出，这就是第四章“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这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发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制度名物以及意识观念的输入，有赖于新词语的创造，或者说，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许多中国学术史、科学史上所没有的新概念如何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方面研究本身是另一个课题的范围，不能在这本书里解决，但极为难得的是邹振环花了很大力气，将自然地理方面的新词一个一个从文献中摘出，找出其最早出现的地方，以探索这些新概念到底在何时进入中国。这不但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因为做学问的最大难处之一就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不能保证这些新词首次出现的地方绝对无误，但这样的工作显然为科学史与学术史做了极其有用的基础工作，是应该表彰的一种研究态度。现在，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不少机构(主要是在大学)将中国近现代学术用语的形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相信在本国，这一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当然，我同时也相信邹振环此书的出版将会与他的其他著作，如《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样，成为有关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籍，而且将会对学术史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