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顺流逐浪难逃湍旋
作者：章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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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我从《苏南日报》调苏南文联筹委会。当时由冯雪峰主持在上海建立的鲁迅研究机构来调王士菁。王是第一部《鲁迅传》的作者。我是去填王的空档的，从此认识了吴白匋教授。他在苏南文教学院教书，在文联是副主任兼研究部长。这个部抓业务，他参与戏曲工作，我和亚明是副部长，一负责文学、一负责美术。王与吴接近，是向他了解台静农及台与鲁迅的关系和“未名社”情况。他与台是抗战时期白沙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事，颇有交情，连带他也敬重鲁迅。至于他的来文联，主要原因，是他熟悉戏剧，积极帮助无锡整理一个流传农村、不为人知的反霸的幕表戏：《倪黄狼》。写成剧本，卓著成效。于是由筹委会主任吴天石举荐来文联兼职。
他来机关同我接触较多，也还能作闲谈。也许由于生活的来路有距离，有些老区来的同志觉得他有点架子。我则认为这是他对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与人的一种矜持。对于党的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与措施，何以如此，也同我谈谈。虽然较我年长十多岁。时间稍长，党内外人士对话时常见的那种分寸感，也渐渐少了。例如抗美援朝开始时，他拿来朱彤教授写的一个独幕剧，是朱根据他留美时的生活写的，我们都觉得很好。他告诉我，朱在重庆时以《红楼梦》的一个方面，写过一个多幕剧《郁雷》上演时很受欢迎。我以前看到过刘雪厂为《红豆词》谱的曲，就是这个戏的插曲，觉得它表达的无奈而缠绵的情味，浮现了几个年轻人为大观园的围墙封锁着的苦闷，曲调的色彩与这苦闷融为一体。因而对《郁雷》早有好印象。刘雪厂这时也在文教学院。我很快将朱的独幕剧在《苏南日报》发表了。未同白老①商量，又将之收入正在编集的一套丛书之内。很快，他一来机关就到我的办公室，似乎轻描淡写，却说得很郑重：“有件事，有点小麻烦了，你替朱彤的剧本出版了，事先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做了件好事，却没有做周到。你不了解他的个性，他有点不愉快了。”经他这样一说，我如梦方醒，过了几天去文教学院，也就去看了朱彤，向他致歉，并说了过去在老区，临时写东西配合政治任务，不少人将作品交出，如泼出了水，也就不管了，这已成了习惯。现在局面不同了，是该有个规矩。他听了破颜一笑说：“我懂了。大家都不要介意。”不久，我以工作队的名义，到这个学校去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朱是那里民盟的负责人之一，我们配合融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很可放心交换意见的朋友。有人关照我说，朱为人顶真，比较难说话。我感觉他对我并不怎么计较。也许认为我入世未深，应予谅解吧。估计白老的居中沟通也是一个因素。朱留美学社会学。解放后放弃所学，研究鲁迅，后再改教语法、修辞。八十年代初稍放手开美学课，学生反映很好。我逼之再三，他将历年所写论文，大加修改后编为一集《美学与艺术实践》。可惜出版了没几天，他就去世了。不过六十出头的年纪。他是一位很有才情的学者。
一九五三年起建立江苏省。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秋到了南京。白老由学校调省文化局，并被选为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当时局长是李俊民，他们先后是胡小石教授的学生，李师兄是极好相处的人。所以他同在吴天石领导下一样，一切顺顺当当。那时，大家都住在丁家桥一带。我一家仅夫妇两人，不久就搬进机关的余屋里去住。这省文联筹委会座落在湖南路七十二号。主要建筑两幢。一幢是很结实的二层洋楼，我想像它是与位于东边的清末省咨议会一大片房屋同时造的。另一幢侧身而立却是高台阶、大屋顶宫殿式建筑，宽敞而仅一层。大概是蒋介石定都南京以帝皇所居制造开国气象大兴土木中的杰作之一。我们拿它作图书室。现在这湖南路已跃居国内第一流商业街，成为南京市值得夸耀的窗口。这七十二号房子连号码因拓宽道路都拆除了。至于五十年代的晚上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夜风清街，落叶扫地，偶有车声，那是半小时一班的三路公交车。大门内，我与沈以外只有门口一位老传达。当然清静。若是没有夜戏需看，晚饭后白老常来喝茶、谈心。这段时间，大专的院系调整已过。将要波及这个单位的“胡案”尚未来临。工作只是紧跟政治运动写呀、编呀搞配合。他此时在文化局带领几位老艺人从事对子戏的整理写定。文联则搞“立竿见影”式的配合创作。这对于创作组里几位本在南京迎接解放的多数以路翎为中心的追求进步的青年作家，看来是极不习惯的。我则先进庙门，战争情况中，要我这个文艺青年写文艺宣传品包括我本也不大瞧得上眼的演唱材料，我都写，当时认为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更有一个原因是，我对创作本无雄心壮志。渡江以后，我也盼望过些时安定下来搞建设，让大家在大方向的一致下，各自具体掌舵。此时与他们保持着客客气气的距离，私人友谊也还在正常的增加。但无法凑合者非此一端。更具根本性的如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机关党组织提出我为候选人。就有人在会上说：我们原也准备选老章。但候选人不应只让提一个人。彼此虽然轻言巧语，却很费了些口舌。此事道理上虽未取得认识的一致，却以行动的一致而收场。对这类事，我心想：不要争，友好地工作吧。机关里的“内当家”，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他即使同意变动，也不过由朝三暮四进而为朝四暮三，那又何必呢？慢慢总会有发展的吧。我对自己的愿望是否坚信，也未必。本来久所热中“以文会友”，原以为全国解放后可以实现。吴天石当领导时，包括他自己，这是堂而皇之的口头禅。“三反”前，钱静人来接替了吴。“三反”时，因为以前说过“宾至如归”体现了本单位的成绩，受到了指责，我是记忆犹新的。但这“会友”，在白老与我之间还是存在的。我曾和他谈到上述发生在文联的两件事。关于第一件，他说：政治工作上的大事是头等的，大家都应当齐心协力为之服务。从他的说法中，我发现他过去虽是位言志的诗人，也能接受儒家“文以载道”的要求的。第二件事，他认为，既然大家都同意这候选人，那就投票嘛。这不正证明机关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此时的白老与在无锡时又有些不同了。夹杂在干部堆里显得触目的那股处处舒徐的名士派头又少了一些。在正式的会议上，主持人讲话以后，很明显，也会就船下篙、顺流而下地侃侃而谈一番。我也曾将他与我谈心时的观点相比较，觉得大方向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那“侃侃而谈”违心之处大概不多。即如此时，我们的政治性话题，较多涉及中美关系。对于两个阵营的对方，以前对美国，我的反感较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它那里来的卡宾枪对着我射击了，它才成了我心目中阻碍人民解放的恶势力。现在我们要搞建设，扫掉一百年来的屈辱，它却明火执仗打上门来。我的这种感情主要来自国家、民族的立场。他呢？大学读的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究竟成长于国难之中，所钟情的又是传统的文史，如果有谁竟来破坏他长期期望的国家的统一、安定，他也要大感“遗憾”的。这是我们的契合点。至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问题，我的认识其实肤浅。情况，他会懂得比我多。但似乎正如多数传统的士大夫的要求，只要能国泰民安，其余都好商量。几千年来，就是如此。
我们的谈心，当然不能说樊篱大撤，但他究竟非政治性人物，也渐渐没遮拦起来。我了解在过去生活的各方面，他大概都抱着一种“票友”的态度。自在飞花，随缘落脚，但不生根。现在晓得有个皮、毛关系之说了。看来需要“从一”了。看得出，他着重关心的是靠身的周围。他是“九三”的社员。我不大清楚他在“九三”组织内的际遇，大概不会难办，因为省人代中“九三”的人是不多的，他既是人代，在组织内当有相当的份量。至于文联，原来的吴天石，是被范伯群教授誉为“嫁接派”的。②吴明目张胆地强调团结。他常说把人都“团”过来，“结”合在党的周围。我们看到著名的晋祠塑像中一位老道的照片，谈兴和煦如春风徐来。白老和我都说像“吴老天”③。继吴天石来掌握这单位的是钱静人。钱不像他的前任。胆小、以小心对待组织、纪律著称。但究竟也是从“世家子弟”中分离出来的，又曾在上海读书，书生气却比“老天”要少。但对白老这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他的用人原则是：听他的，不替他惹事生非。遇事又能放得上台面的。书呆子，难免硬顶，他怕。白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因此，两人也就日益接近，白老也更认为“从一”未尝不可了。至于与机关里那些后来被牵进“胡案”的同志比较，虽说都是“五四”以后的学生，但揉合成整体的成份的偏重是不同的。他们与领导之间，说得重一点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些磕磕碰碰了。我一直游移在文坛的边缘，虽然江南江北跑来跑去，对此类邻里间的纠葛了解实在很少。钱，抗战一开始就在游击区，更是见树而未知有林的。在机关里只是力求和平相处，就一直这样糊着，直到一纸公文从天而降。
我与白老必要时谈政治以外，彼此更喜欢轻松的谈料。从私人关系说，他与我应该是谊兼师友的。所以，我听他的多。最能引发白老谈兴的计有：戏、词、画和美食。我不与戏改沾边，因为看戏费时间，我爱京戏，这感情虽从小就有，但幼年时有次看两军交仗，忽见一颗通红的脑袋（其实是个红布包裹）从台中间腾空飞来台口，吓得一连几夜做恶梦、惊叫，从此多年不敢进戏院了。所以我的京戏的知识与感情只是从留声机与《大戏考》上来的。他就大不同了，祖、父也可说全家皆是戏迷。先后寄寓津、京、沪，更是可以大饱眼福的地方。祖父与众多名伶包括谭鑫培有交往。父亲更能说戏。他以家教自小沉溺其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票房学老生。在扬州从名师更学昆剧老生。谈得最得意的一次，是说谭老板最后一次到上海。他们全家每场必到。最末一场竟特邀汪笑侬同演《珠帘寨》。一旧一新，一南一北。人都惯于盛赞珠联璧合，此则于悬殊处迸发出精彩。这大概是一切学术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吧？说到得意处白老竟让香烟屁股烫了手指。这时他在收画。解放之初，珍异弃于地无人停步注视。白老的奇遇不少。某年去扬州，看见利用大门堂开设的一家裁缝铺子的内门上挂了一幅立轴，因为串风，画被刮得噗噗作响。上前一看竟是郑板桥。原来是这大宅第的穷主人拿出作价付成衣费的。当然三文不值一文就收下来了。有时他也拉我同行，有次发现一柄折扇竟是冯梦龙画的山水，分明明人笔墨，不会假。他对这类偶而弄几笔的东西没有兴趣，晓得我猎奇，又以为我在搞通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工资可拿，钱要买香烟，烟瘾重于冯梦龙。后来听说这柄扇子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因此常被白老当作笑柄。我也竟有侥幸的事：只化了一元钱买了幅任伯年绢地团扇面，画的是“东山丝竹”。请胡小石教授鉴定，胡老说在任画中属中上。这次我一人独逛夫子庙，要是做白老的随员，这任伯年也不会明珠暗投落到我手里了。他谈抗战前南京的词坛，大概有个以吴瞿安、汪旭初，还有我不知究竟的陈匪石、石凌汉等为主，他也敬陪末座的“如社”。文酒酬答，盛极一时。他盛赞沈祖棻的颖才，也佩服唐圭璋的苦行。此坛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词人们流散各地。战后更是寥落。只有卢冀野混进政界，弹冠扬眉，同辈侧目。我问卢不在南京，哪里去了？他未作正面答复，却数说乔大壮在许寿裳惨死台北后，暗自跑回，于凄风苦雨之晚自沉于苏州。说来很觉黯然了。后来因为龙沐勋的殊遇，我再问起卢前。他才说了卢因惊恐得病而死，事前虽有周总理的关照，在他身上也没有能起作用。六二年赵朴初来南京，由我邀几位老先生谈谈。这边因赵身近日出处，也想听他的。所以人到得很齐。会前我同唐圭璋先生咬过耳朵，说客人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会上只有人说了一些毛主席诗词中用韵的问题，唐老是出名谦逊的人，终席未发一言。赵请诸老出示新作，很想拜读，也无一人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头来。看来往日词曲健将，不弹此调久矣。我爱诗，于词则疏远。苏以外，李家一男一女国亡家破之作啮人心痛。余下，脑子里偶而跳出来的，只是些断句了。晚清以来的作品更少接触。三十年代初，有几位平辈亲友，追慕名士风流，常常在一起搜索枯肠，像搭积木那样地填词，后来稍知好坏，找出他们的得意之作看看，觉得总不外用古人词汇，重复古人的意象与感觉。他们是兄长又是那样摇头晃脑苦推敲，虽有反感，遇着时总是走开，不想多话。我也想倘在康雍乾年间，锦衣玉食之余，尚多精力，各有所好，如此玩玩未尝不可。现在什么时候：国难当头！有一次他们又自我陶醉成一团。我竟像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拿了一本杂志朝他们面前一丢，大吼一声：“国家到什么地步了？你们还在吟风弄月！”这是本《生活》还是《永生》记不得了，但那淡蓝色的封面，至今如在目前。这是满页的一幅照片：一队日寇骑兵长驱而入一座雄伟的关门，门额大书：“天下第一关”五个厚重的颜体楷书。这封面的一边有触目惊心的方头黑字一行：“请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原来日本军队已经进了山海关。他们看了这个封面，相视无言讪讪地散了。其实当时或后，我自己读诗对卞之琳的某些作品就十分倾倒，还喜欢南星的一首《石像辞》。而对他们的苦效风雅，竟横刀一扫格杀勿论。对各类体裁、各类情调的作品，存在着个人的偏见，是显然的。五十年代初的我，究竟有了些长进，当然不会对人猛然电闪雷鸣了，但总以为白老当年的作品，无疑要比我的那些亲友要高明得多，但要跳出这一窠臼怕也困难。后来读了他的《凤褐庵诗词》方知他三十年代初的作品中也并非多是今人而古装的。抗战以后沦为难民，更能常有忧心国事之作了。程千帆教授的序言也说：“及抗战军兴，违难西蜀，遂更进以稼轩为师，而杜老忠愤感激之情，更往复于笔端。”解放后则多遇时酬应之作了。好作品当然不会没有。至于思想艺术皆臻上乘，若依当时要求写来实在是件难事。老将们因此在与时享盛名的赵居士的相聚中，也就不想多事了。
在前辈文士中，“文酒”本来是相联的，相联于善于吟味的舌头。特别是从美食中吟出的味道，究竟与政治稍多距离。岂能久为牙关拘囿，于是白老又舌吐莲花，滔滔不息了。他尝遍川、粤、闽、鲁。淮扬本帮、徽州客菜更是童年的壅土。就是法、俄西餐也能说个大概的。当时又常参与内外贵宾的欢宴，较之一般干部“大口吃州吃”要高出数筹的。我的口舌多年来只是谋饱的工具。由我陪谈，用以应答的一点知识，大多来自耳食。南京有关吃的掌故，可充长夜谈的不少。与文字关系较多的有：将错就错，一直享名至今的一家所谓马回回馆。这文物是吃历数朝的冒鹤亭发掘出来的。虽然局处穷郊荒街，店号上的几个字则大有明末风情。独有的出手不凡的几样菜肴为老饕们闻所未闻，连袁枚食单亦未著录，则为福王朝兵火劫余尚有何疑？后来又听说杜茶村的墓就在附近，老先生们于是考证出杜生前常来小酌，也不管杜当时囊中所有能否买得一醉。捧场者蝗虫一般四方飞来，一时名满京华了，又适当诗坛人望陈散原从庐山归来闻讯来访，放下筷子连说“不同凡响”。诗翁高处一呼，小报记者一片嗡嗡。几十年来各式小汽车也就川流不息，所好都是拿几只菜就走的，屋内还有余地放几只椅子可供陈、冒诸老就座。据说白老此时已有资格随侍左右，稍计年序似有差距。要说是朱希祖、黄季刚、胡小石诸老这一辈，白老是赶得上的。但无论那一辈，有件事是并无轩轾的。这是说名流们吃馆子，菜必精致，座能避嚣。吃过付钞，深通广告原理的老板必出来打躬作揖，坚决不收分文。名流们究竟非警、宪中人，结果总得有所点缀。食事以外，金陵绮梦因食而生的所在多有，实在难以驱拂。秦淮河上“停艇听笛”④，流连忘归，不觉夜之过半。我们这一题目的闲谈，皆在快到“醉卧佳人锦瑟旁”的时候，就懔然而止。白老与我是一个时代，两个环境中的人。中年以来，虽也有近似“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际遇，此时也还未得酒菜以外人生苦旅的深味。
在江苏的戏剧工作上，钱静人对白老是颇为倚重的，这似乎是钱与党外人士关系中的孤例，难怪有人要为之侧目了。但我觉得钱在这件事上是对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一出学校门就进了革命的天地，顶多能弄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在上海住过的则是从沙哑喉咙中逼出来的：“堂堂青天不可欺”。对京戏所知甚少，对地方戏更是一窍不通。也许由于对省宣传系统领导的知遇之感，白老的工作是努力的，建树应该有目共睹。创作的或以他为主整理的、改编的节目是有目录的。还有难为外人看到的是他在慎重地“改”的工作以外，对传统的执着的感情。这感情使传统的优秀处得以保存。这包括在领导者面前对某些熟悉传统的编剧、演员等的揄扬，使他们得到重视。在这个工作上，他有建树与欢乐，但也有开始大为惊喜，最后却遗憾绵邈不绝于怀。这不是五四、五五年与他闲谈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开始于五六年省的戏剧会演。南通专区竟然报来一个徽剧。本以为这个剧种已在苏中断档。苏中沿海在清末结聚着不少徽帮盐商，这些剧团就是适应他们的享乐而产生的。后来这些盐商退出历史舞台，寄生的剧团也就凋零了。现在有颗硕果突然出土，远乡僻壤中竟藏有精金美玉，忙建议调来观摩。五八年钱静人同他去如东深入生活，访问老艺人，了解情况后即将四位老人请到省戏剧学校带徒传艺。可是三年困难一来，经费断了来源，只得将老人们送回。不久听说三位去世，一位不知流落何方了。徽剧在这一地区的绝响，也就真正的绝了。他还不胜抱撼地说过另一件事：传字辈的姚传芗经张宗祥先生介绍，去已经七十五岁病废在床的老艺人钱宝卿床前，抢学下钱独传的《牡丹亭·寻梦》和《疗妬羹·题曲》两折戏，使最细腻的技巧免于失传。可惜还有杜丽娘离魂一折，也是仅钱一家所有，正准备传授，钱老就抱恨去世了。这些抢救工作虽未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却很能说明包括他在内的有关同志对优良传统的感情。上述一类的情况，我不能一一开列细账。有许多人虽经“文革”还是没有被磨蚀净尽的，大家都有一笔一砖一瓦累积成屋的细账。这些细账在某些人面前不过是过眼云烟，但却是浸润了许多人的汗水和泪水的。
世家子弟寄生生活给他培养了的文化修养中，有一部份是有价值的，另一些也不能看了一眼就斥为糟粕吧？倘能改变个角度，用于正途，也就有用。解放后，他将这些部份贡献出来，应该肯定。但我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对这一类型文化生活留恋的强烈。这从他几次津津乐道的一次访谈中，不难体会。有次在北京，画家周怀民来走动，此人交游极广。他说可以带大家去张伯驹家看看。出门时，白老问：“能见到夫人吗？”周怀民答：“可以的。”夫人潘素，北京画院画家。去了，几句话一说就投机。张大少爷脱略俗套亲切接待。看过他收藏的一些字画，真迹究竟与印刷品大异其趣。谈戏，谈做诗填词，白老皆可应答。也涉及出土文物，张也问到，周处墓中的铝制品，究竟如何等等。来人腹笥中皆有一二。七嘴八舌真如天花乱坠，不是短文可以复述的了。大家欢迎他到江苏看看。周怀民插话，说是陈老总说过几次了，要带他下江南哩。白老见过潘素女士的作品，深服夫人的多才博识。原以为身在深闺人不识，事实非如想像。夫人见来雅客，也出来应酬了一番。除此还真有个意外。在园子里远远望见有一老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周怀民问：“晓得这是谁吗？”无人能答。他自答道：“此人做过‘太子’。”这一提当然明白了，这非主人的表哥袁克定还有谁哩。“太子”此时以全国政协的津贴生活，寄居表弟家。或传正在翻译一部德文名著，不知如何。当时谈这次幸会，当然不会像上面所写那样轻描淡写，而是浓彩重笔，兴会酣畅。到他闭眼以前，他最所仰慕的可能还是张伯驹吧？若有人问我，“你又如何？”我说：“我没有白老的本钱。三问两不知。只能敬而远之。”这几年报、刊、书上又有个王世襄出现。有人问我，听说凡有与他有关的资料，你不是总找来必读吗？是的。我认为如王氏对明清硬木家俱、髹漆工艺，小至对葫芦品种的培植、加工等等，为祖国传统文化洪涛中，已经命悬一丝的这涓涓一流的保护，是应该尊重的。我和白老当然有所区别。但是应当承认，若是国家无难，自己思想里的正义感较淡漠。党的号召力又并不那样强烈，像我这样的人，脑子里有许多文人的兴趣，深邃、精美，如七宝楼台。当时如能让我以自我劳动安居其中，尚不需要终日矻矻作苦工，定时交出毕业论文或教授讲义。而能自得其乐，有二、三知友交流更好。至于衣食，温饱即可。能如此，我是不会成为如蒋光慈的书名《冲出重围的月亮》的。当然，“冲出”半面，难掩真容。六四年党内查“玩物丧志”，宣传部文化局皆有人中箭落马，也带到“还有章品镇”。有人说：“他不过三块五块钱档次，而且多是玩具，只进不出。”如此，得以过关。真是走到什么俱乐部的边缘了，可谓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