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

作者:江 枫

字体: 【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下称《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9)一文的标题,确实足以令人警醒,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作者对所谓处于危境、满含诡谬的汉语、汉字,对推崇备至的英语和拼音文字,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实,“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创新之论,此说曾出自鲁迅之口。走拼音化的道路也不是新发明的疗救处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文字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便都是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大旗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探索,特别是各种“左”的设计几乎都经过了代价惨重的实验,到了一九八六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就不得不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但是,以汉字拉丁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批专家,尤其是在语文工作部门掌握着某种实权的部分官员,却从未真心接受拼音化的失败,又以内部会议纪要的方式炮制了终未实施的“一语双文”方案。当计算机以当代英雄的姿态登上文生活化舞台而成了便捷的信息处理工具,拉丁化派又大受鼓噪:再不拼音化,中国就会错过一整个时代。
  这耸人听闻的最新危言,却不必等到一个时代结束再来论证,也不曾经过轩然大波的论战,便由于“万码奔腾”的实验和汉语软件的涌现,众多而且是一种优于一种汉字输入法的层出不穷和广泛采用而不攻自破。
  但是,我还从不曾听说过此文结论所谓“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汉语、汉字的变革上”,尽管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连同汉语也要改掉!对我引起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主张另换一个妈。
  
  一 荒诞的指责
  
  《险境和诡谬》说,我们“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的恋尘欲的唯在性等”。
  什么是有神论起源?甚至对上帝如何开天辟地、如何造男造女,又如何把他们赶出乐园去经历坎坷自食其力,全都逐日记录得煞有其事的《圣经·创世记》也不曾提到过语言。看来,语言是小两口被逐后为了协调行动以求生而自行“创造”的。
  谁能告诉我们并且能够论证世界上哪一种语言是具有“有神论起源”的?
  至于“原罪的伏笔”,就不知何所指而云了。“原罪”本是个基督教的神学概念,怎么会在“无神论起源”的汉语中埋下了“伏笔”?而对于“恋尘欲”和“唯在性”这样的概念实在是过于“艰深”。
  也许,“恋尘欲”是指贪恋尘世生活的激情?“唯在性”是以维持存在为最高目标或使命的品质?果然,则又何罪之有?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不贪恋尘世,其全部生命活动不是为了维持个体和种族的存在并追求更美好的存在状态。否则,岂不是:不如无生?
  
  二 少数十二亿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不管是作为意识的记号、储存,还是作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手段,如果不改变它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
  据说,汉语的“悲惨指的是,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无可非议的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通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仅仅具有一种方言的性质。”
  其实,如果不想称霸,就听任汉语作为一个人口多达十二亿的少数民族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作为东亚大陆这块范围并不狭窄的土地上通行的方言,又怎能算得“悲惨”?
  汉语本来就是华夏多宗族大家庭一员使用的多语种之一,其所以能逐渐被其他族群所接受而经历过多次和长期非汉族统治还能发展到目前的规模,也决不会是偶然。
  
  三 自足无过
  
  《险境和诡谬》断言,“在世界范围内,汉语仅是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一种自足性工具。它既不旁及其它,也不关联异类。其词汇既不契合世界普适的语法规则,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世界上的语言有一种是“专供出口”的么?如果有,也不会是此文盛赞的英语,而只可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医生柴门霍甫设计的一种人造“世界语”。然而这种语言要能被世界各国多数接受,却仍如名称Esperanto所示,还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美好“希望”。
  世界上并不存在“普适的语法规则”,所以也不会发生任何词汇是否与之“契合”的问题。而“其语句也不构成对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则同样是废话。此文作者认为英语最理想,那么,可否试举一例以说明“其语句”确实构成了某一“异类语言的全息交流”?
  任何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从来都是为了满足人类某一群体自身而不是其他群体的需要,为什么汉语的自足功能倒成了应予摈弃的“诡谬”?
  至于是否“旁及其它”和“关联异类”,并不是一种语言的价值所在和必要条件,但是,汉语却既“旁及其它”,又“关联异类”,仅以东邻为例,日本和韩国的语言中就有大量汉语词汇,日本语和韩国语的语法都和汉语语法截然不同,然而那些汉语词却能与之水乳交融“契合”无间。反观日语词之融入现代汉语而与汉语语法“契合”无间者也为数不少。
  
  四 视觉文字
  
  《险境和诡谬》说,汉语的险境之一是“汉字存在和被使用的‘唯视觉主义’,即它的重形式、形象、意象和字体变形的极度夸张和繁衍(比如抄字、练字、写字、认字、记字的功夫修习,书法艺术,而非书籍意识的昌盛不衰(?),另外还有它的大写意山水画的汉语底蕴(?)等)”难道这不也是其他一切有文字语言共同的“险境”!作者显然不知他所称道的英语使用者虽没有“大写意山水画”,但对英语书写却也自有其审美要求,英语民族自有英语民族的书法家,而且,英语民族后裔的英语知识也都不从胎里带来,也要经过认、记、练……而逐渐积累——不是会读二十六个字母就有了学问。
  当然,如果人类只长蜗牛那样的触角不长眼睛,人世就不会有诉诸视觉的文字了。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不“唯视觉”?倒也有,那就是用手摸着读的盲文。
  
  五 “亮敞”自然
  
  险境之二据说是,“文字本体和自然存在的互化合一,与自然的原始状态沆瀣一气(?),达到一种水乳不分的胶着状态……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成为反映自然、反观自然,从而亮敞(?)自然的一面镜子。”姑不论“亮敞自然”意味着什么,如果相信作者写这样话是真诚的,他怎么还能想到使用这样一种“成为自然躯体的一个‘内契部分’,成为它的‘血肉’,使其不能从自然中抽身出来的”文字来“反映”、“反观”、“从而亮敞”汉语或汉字的《险境和诡谬》呢?
  
  六 事实与诡辩
  
  所谓险境之三,据说是“它的自我蔽郁性(?)、自我封闭和自我涵化(?),最终导致了一个排斥异己的所谓‘汉文化圈’的产生,拒绝沟通和交流,因此嬗变成为一种大语种的方言标本。”尽管“自我蔽郁”和“自我涵化”之类的措辞费解,但是,如果“自我封闭”是汉语固有的属性而且从来就拒绝沟通和交流,一个在形成之初必然不会是有多大数量的汉族“自产自销”的方言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导致一个“汉文化圈”的形成的。不必追溯得太久,只消回顾一下秦汉以来,特别是在汉民族不处于统治地位时“汉文化圈”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不是倒退而是继续发展的史实,就是最好的反证。
  
  七 诡谬的论证
  
  据说“汉语的诡谬”是指:“一、单音节的方块形、粒状、离散和断逗与环形世界、圆形宇宙、绵延意识的明显矛盾;二、表达的含混、模糊和过分的繁复;三、关系性语句,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四、脆性的句式结构,严重的语义内部脱臼(?)、滑坡、松动和崩塌现象;五、同义互释,字与字的循环定义;六、逍遥、玩情、“达观”、形美、滞物(?);七、仅在自然之表的限度内映化(?)自然之剪贴性质和以超语义方式谈论世界的陋习;八、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
  像这样的文字,能把它的不知所云归咎于汉语本身吗?应该知道,英语也有许多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更多的却是多音节词,如果喜欢多音节或认为多音节优越,汉语随时都可以很方便就造出许许多多多音节词。如果不喜欢方块形,也不妨试行推广王羲之或怀素体……难道方块字到了头脑里也仍然方方正正以至方正到妨碍你去对“圆形的宇宙”作哲学或神学的思考?当你思考科隆双教堂和埃及金字塔时又该用什么“形状”的“语言”?
  
  八 语言与语用
  
  显然,语言,任何一种语言,使用时“含混、模糊;引申、隐喻之任意和无方向(?);滑坡、松动和崩塌(?)”,一定是由于使用者思想混乱精神失常。是否可以请教心理医生,能够用正常人听得懂的正常话语解释一下何谓“词汇的下阈分布,缺乏垂直性的理智升华和驱前性的精神引导”,以及,这样一种词与词的搭配,难道是语言自身的过错?
  作者用了不少貌似艰深的词语来显示渊博和深奥,但遗憾的是连“语言”和“文字”这样简单的基本概念都显然被混淆,所以“方形”才会被认为是汉语的“诡谬”之一。
  
  九 汉语与翻译
  
  《险境和诡谬》说,“人类的语言可大致分为三个领域或者层面:一、日常生活的领域;二、科学专业的领域;三、哲学文化的领域。”“第一领域大抵属于一种动物学、生物学的本能范畴;第二领域属于一种社会学的理性范畴;而第三领域才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语言的三个层次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世界,那么中西语言在这三个世界的相互转译上,其情形又是如何呢?由于第一领域只涉及日常生活的基本事件,所以中西语言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实现一种近乎全息对称的转译。在科学专业的世界中,我们几乎全套借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术语,这是一个全盘照抄、拿来照用的过程,所以不存在任何不可转译的问题。”
  不知如此自信的作者曾经有过或是否有过多少翻译实践经验。就我有限的尝试而论,在“第一个领域”也未必就像这位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就一定能实现“全息对称的转译”。纵然是“日常生活”,也该知道,当我们对picnic还非常陌生的时候,曾把它译成“辟克尼克”,当熟悉科举的中国知识份子还不识school为何物时,曾把它译成“司西伙尔”………而“第二领域”,也因为难于“全盘照抄”曾把如今称作“青霉素”的一种抗生素译为“配尼西林”,由于对声音是怎样通过电磁感应作远程传播的机理不熟悉而把telephone叫做“得律风”,然而并不是由于语言品质低下,最终也没有妨碍了“全息交流”。
  
  十 郎骑竹马来
  
  汉语在转译中遇到的上述过渡性窘境是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被《险境和诡谬》赞颂到不留一点余地的英语,也都难以完全避免。
  《长干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篇,其中有这样两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艾兹拉·庞德是特别推崇并热衷于介绍中国诗的美国大诗人,他对这两句的译文再译成中文就成了:
  
    你踩着竹子做的高跷来了,
    摇摇摆摆假装着是一匹马,
    围绕着我的小床做游戏,
    玩弄着一只只蓝色的梅子。
  
  中国人在这里能够看到的,决不是英语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庞德愚蠢,只怨庞德小时候不曾玩过或见过“竹马”。翻译,不仅仅是从语言到语言的转移,也还是异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附带提一句,庞德甚至不知道那位唐代大诗人的名字,只知道作者是Rihaku,因为是从日语转译的。
  如果翻译的对象不是算术教科书之类的文本而断言某种语言一定能对另一种语言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就只能是由于无知。
  想过没有,如果说英语能对汉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岂不也就等于说汉语可以对英语作出“完全对称的全息转译”。翻译,从来不是单行线。
  
  十一 难不倒的汉语
  
  《险境和诡谬》断言,“转译的问题只发生在第三个领域,即哲学文化的价值领域。”“通常人们认为这一领域的不可转译性,它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西两种语言其(这个其字就是文中一再出现的非汉语式赘疣!)各含的内容差异和语码的不同。其实,真正的情况要比这严重得多。何止是语码和各含信息的不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是有和无的对立,是实和虚的一种极度反差,所以,在这一领域不存在任何转译,不可转译性是它固有的特征。”
  这种说法有悖于我国翻译工作的实绩和史实。此一领域之所以“不存在转译”而且是不存在“任何”转译,据说是因为“指涉一种宗教神学的价值范畴”,但是我国有组织有系统的翻译工作就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玄奘的功绩不仅在于历尽辛苦取回佛经,更在于主持译经。为了不失真意,他制定译例,采用直译,改译旧经,新译梵本,他落笔成章,措辞精当,因为他精通梵文,能用梵语阅读、论辩和撰写佛学著作,当然更精通汉语。他还曾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所主张的“直译”也许就是力争形神皆似的“全息交流”吧。
  到图书馆去查一查目录: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哲学大师还有几家几派的经典之作不曾译成为汉语!在清华学长查汝强的提携下,我也尝试过哲学著作的翻译,遇到困难时,都不是由于汉语语法和词汇的缺陷,一定,而且毫无例外,是因为译者的学识浅薄。
  
  十二 道德之经
  
  《险境和诡谬》有这样一段,“至于说汉语和第三领域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因为中国人(!)的智慧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第三领域的理论建树。诚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论述道德伦理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但它们并没有涉及第三世界的论域,也没有表达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文化主题。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并非一般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诉求,而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
  读至此处不禁要问,作者是否懂得他自己说了些什么?《道德经》和《论语》果然就是谈论道德或表达“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盼和文化幻觉”的?
  经称“道德”未必就是谈论道德之作。《道德经》即《老子》,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故称。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道”为宇宙万物根本之说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岂可说与哲学无关?《论语》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极其丰富,“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固然夸张,却又岂止是“道德伦理”所能概括?
  
  十三 萨特和普拉斯
  
  《险境和诡谬》还提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本名为《语词》的自传,美国自白派诗人普拉斯写过一首诗题为《言辞》的诗,无论是《语词》还是《言辞》,它们的英语都是“Word”。”然后,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汉语也难住了哲学家,据说他们除了用含混的四言字、五字句和七言式表达宇宙的超语义真谛外,他们就根本无法表达具有一定时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说具有明晰结构性和逻辑性的思想了)。”
  姑不论是否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轻率抹煞中国哲学探索的狂悖之说,但是立论之初还是应该核实一下萨特那本回忆录的书名,毕竟,萨特是用法语写作的,如果有一种英译本果真把书名译为Word,也只能是英译的译法之一,汉语对这部获奖之作书名的译法则还有《字句》和《话语》之类。
  无论如何,作者之能够知道萨特写过那样一本回忆录和《存在与虚无》以及其他洋人写过一些别的洋书提出过一些别的洋主张而弥补了他头脑中“有与无的对立、虚与实的极度反差”,都应该感谢汉人“自产、自销、自用”的汉语和这种汉语的翻译功能。
  
  十四 字有别于词
  
  《险境和诡谬》轻蔑汉语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词汇量太小。据说,“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的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牛津辞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辞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
  这就犯了一个小学生也不该犯的错误,做了不同名数之间的四则运算:怎能把字和词等量齐观作多与少的比较呢?多数的汉字也是单音节词,但有限的字可造无限的词。所以汉语的词数远大于字数。所谓“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也不过是耍了偷换概念这一低级伎俩!以高智商自居的作者竟把汉字的字数(明明是“字数”!)当作汉语的“词汇数”,其荒谬令人叹为观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