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点评乡下姑姑来信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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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下的姑姑来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我在此作一点评。
　　侄儿：你好。姑姑很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是不是忘了老家了。 点评：我倒是没有忘。每次从老家回来，都因老家的贫穷以及某些乡吏的腐败增加一种很疼痛的感觉，这种感觉太重了，竟使得我不得不刻意回避它。学界流传着关于北大某经济学家的一则典故。这位青年才俊是陕西乡下放牛娃出身，但现在却以其著名的三论——“腐败即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论、“为了达到私有化不妨吐唾沫”论、“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论——名噪一时。据说他每次回到陕西老家，见到故里乡民依旧不堪贫穷及官民矛盾后，不竟惊呼：不得了啦，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啦。但刚回到京城没几天，他就自嘲地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相信我的良心终不会使我这样有一天视而不见我的父老乡亲。
　　前年我家养了三头猪，那时猪很值钱，一斤毛猪四块多钱，年底你姑父把猪卖掉，换了两千多块钱。但去年猪不值钱了，一斤毛猪就两块多钱。我们又没别的挣钱的法子，又要应付渡日，只好多养了两头，一共五头猪，到了年底卖出去，勉强维持了前年的收入。
　　点评：作为学经济学的，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一般经济学供求定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一般供求定理，市场上某种商品价格高时，供应商会增加供给，价格低时会减少供给。但我姑姑却反其道而行之，猪价格低下来了，反倒增加了供给，由原来的三头猪，增加到养五头猪。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凑巧的是，我翻译一本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书。里面讲了同样的一个案例。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当地人惟一的生活资源是养羊，惟一可用来换成货币的也是羊。于是，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哪年是灾年，羊的死亡率高，当地人放养的羊头数越多；哪年羊最不值钱，当地人为了维持货币收入不下降，放养的羊也最多。
　　出现这种供求定理例外的情况看来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可供给的品种是初级产品，要么猪，要么羊；其次是供给者没有可替代的货币收入来源。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都一样，只能将全部的货币收入寄托在猪或羊身上；最后，一定的货币收入对供给者不说不可或缺。如果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都在前现代化阶段，都生活在家族体制内，而不是生活在今日现代化之科层制社会之中，他们大概不会做这样的不可思议的事。换言之，我的姑姑与非洲放羊人也被迫并且不可逆转地裹挟进了这个被异化了的世界，才如此的。
　　今年更不如去年了。从城里下来的乡长组织了个养猪协会，一边要我们买由那个养猪协会统一进的猪饲料，价格高得不得了，不买就强行摊派，一边要我们把猪全卖给协会，不得私自屠宰与出售，但他们收猪的价格比去年还低。最可恨的是，由于他们让联防队员看住大家不往邻乡卖猪，也不让邻乡收猪的进我们乡，而且说不听话就不收谁家的猪，又不让到市面上卖，所以大家都埋怨，当官的还说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是什么“公司＋农户”。我们没有什么方法，都把管协会的几个叫“猪头”，几个“猪头”都发了,县里省里还表彰他们，老百姓有苦不敢言。
　　点评：这种情况在我国农村已经屡见不鲜。我倒在这里分明看到了国际间不公平贸易的影子。加工品价格高，初级品价格低，而且交易规则全由霸道者说了算。出口加工品者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且无论是初级产品的卖价还是加工品的卖价，实际上都是垄断价格。
　　尤其是结合上面的情况，似可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国际贸易体系没有什么不合理。如果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真不划算，你可以不出口或减少供应啊。这样初级产品供给少了，产品价格不就上去了吗？现在看来真是站直了说话不腰痛。发展中国家就是我姑姑，就是非洲放羊人，他们已落入了现代化的陷阱，无一例外地急需货币，用来应付各方面开支。其中最大的开支，在我姑姑那里是交苛捐杂税，在发展中国家那里是用来还外债。所以，出现了围绕最后外汇多少组织生产的状况。以至于国际市场上价格越低供给还会越多，发达国家如果需求下降反倒会着急的“送上门找剥削”的现象。难怪有些发展经济学家给出的主意是“出口基础多样化”。挣钱的门路多了，生产可以相互替代，这种产品利润低，我就生产出口另外的产品。但只要是初级产品，怕还是摆脱不了被剥削的命运。
　　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姓试着不养猪，改养蚕。因为沙地多，可种桑养蚕。但乡村两级干部都说，还是养猪划算,蚕更不值钱，同时他们还利用权利不让我们改养蚕。谁要养蚕，就要交很重的特种农业税。
　　点评：乡村干部不让农民转换产业，明显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近来在讨论新经济过程中，有这样一种声音：中国不要搞什么新经济，中国还是要发展传统产业，因为传统产业利润高。我怀疑讲这话的人的屁股坐在美国人一边。即使是动机单纯，也与美国人有一种“复杂的共谋”关系。
　　马克思老早就论证过，只有物质经济生产才产生剩余价值，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不产生剩余价值，只参与物质经济生产部门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所以，传统产业利润的确高。但问题是这些利润到哪里去了呢？都到洋人与洋买办那里去了。他们在分割剩余价值。
　　按联合国一份出版物对新经济的定义，“新经济”，也叫做“无重量经济”、“知识经济”、“无形经济”或“非物质经济”。一般认为，新经济具有四大要素：第一，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因特网；第二，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品牌、商标、广告、金融和咨询服务、金融兑换、卫生保健以及教育；第三，电子图书馆和数据库，包括新闻媒体、音像制品和广播；第四，生物技术、传统图书和数据库以及药品。新经济所有的部门都是非物质经济，都不产生剩余价值，也是参与传统物质经济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分割。美国等少数国家步入所谓新经济行列，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国家利用国际市场上统治地位，抬高非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压低传统物质经济部门产品价格，利用这种“利润倒逼”机制剥削传统产业。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代表着广大中下层经济者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代表了与国家政权力量合流的上层资本集团利益。这两种经济是矛盾与斗争的。“资本主义”为了更好地剥削世界市场，正“重振全球化旗鼓”。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巩固资本集团的利益。所以，美国等步入新经济的国家才如此急于将世界都合并入由他们主宰的秩序之内，才竭尽所能地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因为一体化后，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全球经济产业分工，才能更好地将传统产业部门的利润都合法地占为己有，才能继续美国经济不衰的神话，才能出更多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知识英雄”。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不去跟美国人学坏，不去发展新经济，而仍将眼光盯着纺织等部门——一火车的纺织品换不回一个光盘容量的软件——那么我们真是入了美国人的圈套，只能永远做小奴才，做下等人，永无出头之日。
　　这日子真有点没法过了。我与你姑父商量，因为他身体不好，我就出门去找点活。侄儿，你能在城里找点事吗？我不怕吃苦，做保姆也行。
　　点评：今天一大早的新闻播了这么一则消息：沈阳已经实行保姆资格等级制。想当保姆，也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设置的考试，取得资格证书以后才行。在此之前，保姆以外的其他一百多种职业，从律师、到教师、再到锅炉工、保洁工等等等等都要有国家认可的相应的从业资格才能从业。新闻报道都将这作为市场管理规范化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鼓吹应该这么做。城里人更是为此欢欣鼓舞。
　　可怜的姑姑，你看来只有继续呆在你觉得日子没法过的贫穷的乡下了。城里人已经为你进城设置了一百零八道门坎。你是进不来的。进来了又怎么样，也一样受城里人的气。在这个城市的旮拉角里，很多乡下人，和城里的下岗职工一起，在地下摊一个塑料袋，作着最廉价的买卖，艰难地糊口。但他们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城里一些对付不了大资本制造的污染与混乱的城管部门、以及某些早已与不法商人串通一气的工商部门，就以对付这些乡下人与下岗职工为能事。掀翻他们的摊子，没收他们的货物，稍不顺从，专政机器在背后虎视眈眈。
　　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啊。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瑟·刘易斯在《发展计划》一书中早就警告过，发展中国家如果对劳动力市场管理太严格，尤其是对自谋生路者管理太严格，就业压力将更大，民众将有可能因更少谋生门路而生活无着。我们应该听听这些大家的话，而不应只听听一阔起来就变脸的城里人的话，更不应该只听那些早已越过现代化而进入高消费的暴发户们的话。
　　最后，祝侄儿一家人都好。乡下姑姑。
　　点评：也祝你好，乡下的姑姑。因为你的命运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运，你未来的生活以及变化就表征着中国的生活以及变化。所以，你好了，中国也就好了。你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