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2期

怕“黑”随想

作者：刘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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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三十九年前，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官至兵部右侍郎的宁波人范钦去官归里，时年五十有五。五十五岁虽然已知天命，但并不老朽，特别是对范钦来说，也许他觉得自己的第二个青春期才刚刚开始呢！因为他心中的一个宏愿可以付诸实践了。从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初任湖广随州知府起，范钦为朝廷打了三十年的工，尽管他尽心尽力，刚直守正，但官运并不是很亨通，政绩也不是很显赫。三十年的官场生涯，他到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地方的官。这对于一生酷爱读书、藏书的范钦来说，真是莫大的幸运。他每到一地，都留心收集，尤其重视收集当代人的著作。三十年下来，范钦已有七万余卷藏书。面对这笔千金难买的财富，范钦已经打好了自己的算盘，他要在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建一座属于他自己的藏书楼，而且他要把这座楼传给后人，福泽万代。这么一桩大事他是用十二分的认真来对待的。他将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是化了《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想借天之威，地之力，保佑他的楼平平安安不至被烟火毁掠。四年之后，一栋座北朝南，重楼重檐的浙江民居，在离他自己的住宅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落成了。楼上这一层是一通间，用于藏书。一排排书橱将楼上分隔得井井有条。楼下分成六间，不藏书。楼前凿了一个水池，取名“天一池”。楼周围留有空地，植竹种树，营造出闲雅的氛围。范钦高兴地看着七万卷藏书一本一本地搬上了楼，但是他仍然没有卸下心头的忧虑，他知道创业容易守业难，不定些规矩，到手的这些无价宝也会毁于一旦。于是，他规定：“图书一旦入阁，不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不许夜登书阁，不准嗜用烟草。”此后，他几乎天天登楼诵读，朗朗的读书声，破窗而出，常常使四邻为之赞叹。
　　日子就在范钦朗朗的读书声中无情地流逝着。范钦在自己的天一阁里，读了将近二十年的书了。楼前的小树也渐渐长大成材，范钦知道自己的去日不远，他越来越觉得有些事情要向后辈交代了。最使他操心的，当然还是这楼和书。书是不可分的，楼也是不能分的。他已打定了主意，要将自己的财产分为两份，一份是楼和书，另一份是其他的家产。范钦有两个儿子，长子范大冲，次子范大潜。范钦去世之前，次子大潜已先他而去。躺在病床上，他叫来了长子大冲和次子大潜之妻陆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大冲体察父亲的心情，放弃了其他家产，选择了父亲最为看重的楼和书。万历十三年（1585年）九月二十八日，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卸掉了他心头最后的忧虑之后离开了人世。
　　范钦去世后，大冲乃至大冲的子孙们更是精心保存先父先祖给他们留下的这笔无价之宝，他们商订出不近常情的天一阁藏书禁约。禁约制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凡阁门和书橱门锁钥分房掌管，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范氏子孙，对天一阁藏书如护目睛，均以不与祭为辱，以天一阁后人为荣，谁也不敢犯禁。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补充各自时期买来的书籍，不断改善书阁周围的环境。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著名学者黄宗羲破例登阁，赞叹天一阁藏书“久而不散”，“难之难矣！”从此，天一阁就蜚声学界，名扬天下。
　　然而，范钦怎么也想不到，由他建造的天一阁，会给一个同他一样爱书的姑娘带来人生的悲剧。那是清嘉庆年间，离范钦去世二百一十余年之后，一位叫钱芸的姑娘出现了。那时的天一阁已经成为藏书家之中的巨擘，乾隆皇帝辑编《四库全书》时，还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钱芸知道天一阁之后，真是又惊又奇，只想上阁看个究竟。她央求她的姑父，当时的宁波知府丘铁卿帮她成全这个愿望。于是，当知府的姑父不但对她说起了天一阁珍藏的好书奇书，也告诉了她范氏家族制定的那些不近人之常情的藏书禁条。钱芸姑娘爱书成癖，嗜书如命，越是上不了阁，她就越是想上去。没有办法，她只有作出最后一搏的决定，她请姑父出面作媒，嫁给范氏后人范邦柱为妻。就这样，痴心的钱芸姑娘怀抱着憧憬和幻想走进了范氏家族的大门。婚后不久的一天，钱芸向自己的丈夫范邦柱提出上阁看书的要求，范邦柱为难地说：“你不知道我们范家的规矩，不但不让外人入阁，而且还不让女人上楼，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钱芸听了丈夫的这番话，有如五雷击顶，从此郁郁不欢，刚过三十，便带着满腹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我一边听讲解员讲钱芸的故事，一边琢磨藏书楼书橱上刻着的那些构思奇特的编号：“温、良、恭、俭、让……，宫、商、角、徵、羽……”不知怎么的，我感觉身上有点发软，心里沉沉的。下了楼，我默然无语地走到天一池旁边，池水清清莹莹，红鲤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水池周围堆筑了假山和花亭，仔细一看，假山上有“福禄寿”三个字和“九狮一象”的形状。假山后面有苍天古木，春风徐来，阵阵花香鸟语。我转过身来，仔细地看着这座重檐重楼的“天一阁”，遥想着当年钱芸姑娘那种绝望的神情。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在这样闲适优雅的环境里，竟然会埋藏着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
　　
　　从宁波回来不久，一位做电视纪录片的朋友要我去看他拍的一个短纪录片，片名叫《爱与生命一起延伸》。说实在话，我刚听到这样的片名，有点不以为然，也许是对一些滥用“爱”的反感吧。但是，片子看了不久，我便被主人公的事迹感动了。主人公比钱芸晚生二百多年。一九六四年出生，湖南湘阴县人，名叫杨慧丽。杨慧丽出生八个月后，就患了小儿麻痹症，胸以下全部瘫痪，而且连右手也不能自如活动。这对于身在农村的杨慧丽来说，真是天大的灾难。但是，杨慧丽没被命运击倒，她虽然从未跨进学校的大门，但凭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坚强的毅力，啃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一大堆课本。一九八三年，十九岁的杨慧丽在朋友的帮助下，从农村来到县城，湘阴县城虽然不大，也不特别的热闹繁华，但对于杨慧丽这个足难出户的残疾人来说，真是新鲜得很，她高兴得几乎不知说什么好。她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用自己独特的眼光感受着县城里的一切，感受着能够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她终于有了发现。伙伴们把她背到一个书摊前，她问摆摊的老人：“摆书摊一天能赚多少钱？”老人告诉她，一天能赚两块钱。老人的回答，给了杨慧丽莫大的希望，她仿佛看见自己吊在一根细细的绳索上，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飞翔。回到家，她向老乡们借了五十元钱。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杨慧丽用借来的钱，在湘阴县城摆起了书摊。十几年过去了，杨慧丽回忆起第一天摆摊的情景仍然激动不已。“我不敢喝水，天热口渴也得坚持下去。一想到这是为自己开辟新生活的道路，再渴也得坚持下去。那天晚上，我回到租住的房子里，数着凭自己劳动赚来的二块二毛钱时，我哭了，我高兴得哭了！我突然觉得世界在我的眼睛里变得异常的广阔起来。”
　　一九九○年，摆了七年书摊的杨慧丽已稍有积蓄，当听到一些人说买书难时，她萌发了开书店的念头，几经周折，书店终于开张，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后来发展到拥有四万多册图书的书店，成为湘阴县城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有一次，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书店购书，无意中感叹小孩入托难，有心的杨慧丽听了，又萌发了办幼儿园的念头。一九九四年，湘阴县第一所私立幼儿园开园了，本来计划招收八十名儿童，结果来了一百二十多人。一年后，幼儿园又增设了一个分园，入园的儿童达四百多人。杨慧丽从省城长沙请来专业幼师，并购买了两台面包车按时接送幼儿上学、放学，深得家长们的欢迎。
　　一个残疾人，事业做到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杨慧丽怎么也忘不了那些和她同样命运的残疾儿童。她冲破亲朋戚友的反对和父亲要和她断绝关系的重重阻力，冒着借巨额贷款的风险，办起了湘阴县残疾人学校。杨慧丽说：“正常人不知道残疾人的痛苦，小时候，我就几次想自杀，直到学一些文化之后，才知道那是愚蠢的想法。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我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情的话，我一定要为残疾人办所学校。”“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生命的漫长与短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存在的价值。我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也要把这个残疾人学校办下去。”很多人都曾问过杨慧丽，这样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杨慧丽用很简单但又很有含义的话，对知识和爱作了诠释。“我认为一个好女人更多的是为爱而活着，知识是爱的营养。知识加上爱心，就是我的生命之光。”坐在电视机前，听着杨慧丽的这番话，看着她艰难地摇动着轮椅的样子，我心里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很久都难以平静。
　　
　　因杨慧丽我又记起了钱芸，总觉得在这两个相隔二百多年的女人的故事中，有一种内在联系。一天，一个朋友送给我一盒田震的磁带，我从目录单上看到了这五个字——“怕黑的女人”。我心里一惊，钱芸和杨慧丽不都是这样吗？可惜的是，钱芸因为怕黑被黑吞噬了；杨慧丽也怕黑，但她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光，战胜了黑，获得了光明。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其实，何止是女人怕黑，男人不也一样的怕黑吗？又何止是一般的人怕黑，政治家伟人不也一样怕黑吗？赫鲁晓夫在他七十大寿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他在接受这个称号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某种死亡在政治家尚未死去之前就已经降临了。”晚年的毛泽东也说过孤寂忧伤的话：我是一个拿着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怕黑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结。从宏观上看，人类置身的这个世界面对的这个宇宙，实在是太大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宇宙中还有百分之九十多的暗物质仍然未被人类认识，也就是说，宇宙的无穷大对人类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黑洞”。从微观上看，人类还存在着很多由于“非存在”的威胁而造成的焦虑和恐惧的心理。从本体上看，有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从道德上看，有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从精神上看，有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这些焦虑都是形成“怕黑”情绪的重要原因。
　　“黑”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为“黑”，就失去了生存的勇气。面对“黑”，我们应该学会正确地对待遗憾。在人生的过程中，很多很多的感叹，都来自于遗憾。正因为遗憾的存在，人类才能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追求完美。正确地对待遗憾，不让其向极端方向发展，最关键的是要转换看问题的眼光。杨慧丽，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给她带来的生理遗憾是不可弥补的。杨慧丽悲哀吗？肯定是悲哀的。但是，在自哀自怜的过程中，杨慧丽并没有绝望，她既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又控制了自哀自怜的情绪，不让它发展到不能承受的程度。当然，这种健康的心态和明智的处理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充分体验到这种痛苦之后的一种顿悟。杨慧丽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是有几次都想用自杀来结束这种遗憾吗？但她终究认识到那样做是愚蠢的。一个人面对遗憾，需要退一步来思考，要学会让自己远离那些极端的不可自拔的境遇，把自己灵魂深处的焦虑驱赶出去，这样才能调整好自己与现实的关系。
　　站在“天一阁”前面，看着这座闻名天下的藏书楼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既为范氏家族骄傲，也诅咒他们那些不近人情的护楼护书的禁令。钱芸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但同时也是她不懂得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悲剧。人生不能没有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希望既需要理想去滋润，但绝不能只是一种空想。钱芸过于浪漫了，为了上天一阁看一看，便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赌了上去。钱芸的悲剧，是不是因为她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她最需要的?在人类的文化和教育中，常常会误导出两种极端，一种是钱芸似的浪漫空想，另一种是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掩盖了人在生存和发展中真实的最需要的东西。空想的人在臆想中，幻想着天堂的大门是如何朝自己开放着。目光短浅的人常常因眼前利益的追逐伤筋动骨，没完没了。一个明智的人，应该清醒自己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而且要善于把这两种需要结合起来，这样就不会被谎言诱惑，从而丧失自己的正确选择和追求。
　　人心里的“黑”因素，是需要爱去驱除的。也许是人性中的自私性，造成了我们文化中的自私性，我们总是为了自己的事情，陷入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因此，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不习惯从“他”着想，不习惯从远处看，不习惯退一步思考。杨慧丽却不这样，她的爱心是源于自己的一种生存需要，这是因为她比正常人更懂得爱更珍惜爱。人生中“黑”的滋味，杨慧丽肯定比正常人尝得多，她的伤心和痛苦肯定比正常人多，但是，她能把这些“黑”，这些伤心和痛苦，转化成一剂剂治愈创伤的良药。她在乡亲们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看到和理解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战胜“黑”，排除内心焦虑的重要因素，于是，她不仅关注她置身的这个世界，更关注那些比她更为痛苦的人们。爱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一件件具体的该做的事情，是一种从母性的角度着想的，无保留的爱。一个人生存的勇气和价值，不仅要建立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建立在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否则，就会导致自我消失在世界之中，世界消失在自我之中。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了点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这两个不同时代女人的故事萦绕在我心头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终于可以结束这挥之不去的感觉了。结束是为了长久的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