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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巴金的“制造神话”及其它
作者：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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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第三十五页的一则卖书广告中，给笔者的一位旧知韩石山先生，上了一个“文坛刀客”的封号，看了着实令心惊肉颤了几秒钟。在同一期题为《这是巴金发现的吗？》的“钩沉”文章中，韩先生就萧乾在《新文学史料》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鱼饵·论坛·阵地》一文，带头制造“巴金发现《雷雨》”的“神话”，进行了一番还算扎实的“钩沉”。令笔者不能心诚悦服的，首先是韩先生“文坛刀客”式的“钩沉”结论：“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的。《曹禺传》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其次是他并没有能够从头道来，把萧乾与曹禺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钩沉”得明明白白。为还历史和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或本真面目，笔者只好自己动手“钩沉”一番。
三十年代的“制造神话”
笔者认为，至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似乎也只能是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与革命史。仅就萧乾来说，他的制造或参与制造诸如“巴金发现《雷雨》”之类的神话，并不仅仅是“文革”之后才有的小动作；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曾与巴金等人或组织或参与过一场围绕曹禺《日出》的颇为轰轰烈烈的“制造神话”。
一九三六年六月，由靳以、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南京创刊，创刊号上推出了《日出》第一幕，全剧到九月份第四期全部连载完毕。十一月份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曹禺戏剧集》第二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出版本中，剧作者曹禺不仅另外加上一篇《日出·跋》，还对《文季月刊》上所发表的“未定稿”又进行了一番修饰和改写，其中最为明显的改动，一是把“未定稿”中的旅馆茶房阿根易名为颇带贬损之意的王福升王八爷；再就是把“第一幕在方达生口里有‘上海’字样”的“笔误”给改掉了。
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三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的《我更爱〈雷雨〉》、杨刚的《现实的侦探》、陈蓝的《戏剧的进展》、李影心的《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的《活现的廿世纪图》。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也即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六期上，又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的《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的《舍不得分手》、圣陶的《成功的群象》、沈从文的《伟大的收获》、巴金的《雄壮的景象》、靳以的《更亲切一些》、黎烈文的《大胆的手法》、荒煤的《还有些茫然》、李蕤的《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二月十八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答复与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三个月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曹禺在《日出·跋》中写道：“最近，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而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加以集体的批评，于是我更加慌张，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炼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然而也好，心里倒是欣欣然的，因为，能得到前辈做先生，指点着，评骘着，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
被曹禺在《日出·跋》中称之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中，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如此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是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的。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实在没有脱尽“捧场”的味道和气息的“制造神话”的“超级捧场”。
一九三六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继自己的恩师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大凡是经常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连同《文季月刊》撰稿的京派同人或准同人，几乎代表着当时文学界的方方面面，而且几乎全部是《文季月刊》上的《日出》“未定稿”的读者，有些人甚至于读到了曹禺还未完成也未发表的《原野》一剧。谈到《日出》中的旅馆茶房时，一律称之为阿根而不称王福升就是一个明证。十二月二十七日，美籍教授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在《大公报》发表时，萧乾专门为它写了一则“编者按”，在介绍谢迪克是一位曾经“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看得那样仔细，说得又头头是道”的中国通的同时，附带介绍了谢迪克所透露的关于曹禺第三部戏的信息：“最近，在他给我的信中，（写完这评论后）提及《日出》，他说：‘在社会资料的丰富和露露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作者显然比《雷雨》中进步多了，但在结构上则不如他第三出戏能包容《雷雨》和《日出》的共同优点，我确信我们将有一部伟作可读了’。”
正是由于萧乾和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各撰稿人之间的同人、准同人关系，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地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手中。《日出》于九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十一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十一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出一斑。
《日出》的现实性与宗教化
究其实质，《日出》一剧应该说是与《雷雨》颇为一致并与“戏不够，神来凑”的中国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化文本；或者说是制造或推演出了号称是“天之道”的阳光天堂般的“满天大红”的“日出”，外加“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宗教罚罪的“童话神话剧”。与后来由革命圣地唱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红方红》、《白毛女》，以及再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也算得上是一脉相承。而且连这“神话剧”的称谓也不完全是笔者的杜撰，据万方《我的爸爸曹禺》一文介绍，曹禺本人到了晚年，还把由巴金小说改编而来的《家》，称之为“神话剧”。
比之于《家》，曹禺早期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大剧中根源于“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神话味、宗教味，显然要浓烈得多也复杂得多。《日出》中并不出场露面的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有余者金八，就是一个在人间地狱式的不合理、非正义的既存社会中，把持着既“损有余”又“损不足”，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神圣法权，自己却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化角色。他不仅与《雷雨》中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格化的宗教神祗的“雷雨（雷公）”和在《原野》中的“黑林子”里现身显形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是一路货色，与传统戏曲传奇、话本小说中走阴走阳的魏征、包拯们之间，除了有正派与反派、清官与奸臣之分外，在其文化底蕴和宗教底蕴上，也实在是相差无几。剧中另一个凌驾于包括绝对有余者金八在内的所有有余者与不足者之上的理想化的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更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命，却比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还要恶劣的天使神汉般的角色。他虽然摆出救苦救难的高姿态、大架式到处招摇，却非但没有能够拯救初恋情人陈白露和被他认作“小妹妹”的小东西，反倒以两个女性人物对于“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神道的献祭牺牲为代价、为资本、为铺路石和垫脚石，自己一个人一毛不拔便走上了通往由“满天大红”的“日出”和劳作歌唱的工人阶级所标识、所象征的，并号称是“天之道”的天堂之路。最为不堪的是，明明是自己一个人要去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还偏偏要对已经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奉献在“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祭坛之上的陈白露，再追加一道耍把戏、变戏法的紧箍咒：“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这就难免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男权强权霸权乃至于极权神权的味道了。
据笔者多年的考证，曹禺写作《日出》一剧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缘，就是发生在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乃至远在上海的张舜琴之间的一场三角四角的婚恋纠葛。罗隆基一九三一年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和南开大学讲师期间，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右家发生了一场颇为轰动的婚外恋，而时任女中教师的章靳以，又一直是王右家的追求者。曹禺与靳以是老同学，与王右家又是世交，出于替天行道、神道设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动机与浪漫情怀，便在《日出》中虚拟出了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宗教化人物金八，让他威逼陈白露连同小东西自杀殉道，同时又威逼潘月亭连同靠着潘月亭的银行谋生过活的不足者的黄省三、李石清和有余者的顾八奶奶、胡四、李乔治走上绝路，却单单让俨然是既不属于有余者又不属于不足者的方达生，颇为便宜、颇为廉价地幸免于这场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劫难与宗教罚罪。
拓开了说，读一读笔者的河南籍老乡李佩甫所写的《羊的门》，曹禺对于金八的虚拟又并非纯粹的虚构与假想，而是以中国人种的人本身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性与劣根性为人性依据的，这种往往要奉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呼伯之类的恶人为天神救星的人本身的现实性与劣根性，便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宗教神圣化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态。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们，大都在借着《日出》，并迎合着当时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的宗教化的文坛时尚，讲说着各自的一套话语。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并被曹禺本人承认为“倒降顶点”的《日出》，到了他们笔下，却又被“倒降顶点”地轮回颠倒过来，摇身一变成就了一桩号称是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这其中就有巴金的《雄壮的景象》一文。被曹禺许之以“最好的友人”的巴金，对于曹禺剧作的那份“兄弟般的偏爱”，总隔着一层抹不去也看不透的泪花，却永远不具备鲁迅那份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推背图”式的智慧之光：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个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不过《雷雨》却也有它的一些缺点。譬如作者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我觉得就表现得不够。在我看来，造成那悲剧的并不是‘命运’，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己。这缺陷即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就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这是生活，不像《雷雨》，它触到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但另一方面还有严肃的工作。”
与巴金的说辞相印，同样被曹禺许为“最好的友人”又是方达生的生活原型的靳以，对于《日出》更有不分好歹的神圣认同：“我该说我最爱方达生那个傻子（白露是这样叫他的）。他永远有着他自己的理想，他永远拯救别人。他看不惯这个社会，这个又偷又抢的社会，他也不能与这个社会相和。所以别人要说他是刺儿头，就是白露也觉得他这个人别扭，简直没有办法。他记着从前，想着未来，可是厌恶着现在。他不曾失败，别人是死的死，散的散，他可是迎着阳光昂首走出去。”
有道是，谎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说的多了，也会变成为真理。神话大抵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至少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的《日出》，被名不副实地奉之为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
鉴于诸多批评家以现实主义的硬道理、好名目，对于《日出》一剧众口一辞却又名不副实的定性评说，连身为剧作者的曹禺本人也身不由己、自相矛盾地一口咬定，以既“损不足”又“损有余”的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罚罪、宗教劫变为标的、为结穴的《日出》，是一部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为“现实”、为“社会”、为“基本观念”、为“结构的统一”、为拟人化（拟神化）的“主要的角色”的现实文本；并颇为当真地与对《日出》的现实性提出异议的李蕤、荒煤等人争执了一番：“李蕤先生责我对《日出》的人物都有些‘过分的护短，即便是鞭打，无意中也是重起轻落。纵放他们躲入无罪中去’。我赞美他的深刻和锐利。……荒煤先生说我只‘突击了现象’而忘了应该突击‘现实’，所以印象模糊，读完之后还有些茫然。透过‘现象’来读‘现实’，本来是很难的事，不过我不十分明白所指‘现实’究竟怎么讲？依我的揣测，那‘现实’也许可以用‘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点出，因为这戏里一切现象都归根于这句话里。”
个人恩怨与文化根性
做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获得了天津《大公报》所颁发了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日出》一剧被“倒降顶点”地捆绑在现实主义神坛之上的神圣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制造神话”的理想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
到了若干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这种原本无可指摘的人际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奇文中，曹禺一上来就摆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极巧妙的一个比喻透出了他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他便翻出对方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最为不堪的是，以发人隐私的方式来出卖朋友，竟然成了曹禺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继《日出》中的方达生之后，曹禺笔下甚至还出现了通过孙悟空式的先大闹天宫，而后继之以替天行道，从而最终成贤成圣、修成正果，以至于被人山呼万岁千岁的牌坊式人物丁大夫和王昭君。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古已有之并在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再轮回、一再兑现的大报应、大轮回、大清冼、大罚罪、大劫变、大革命的天诛地灭、一网打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会轮回兑现在自己的头上。他更不会想到，随着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的到来，一场由全国人民踊跃参与的登峰造极的政治“神话剧”，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兑现在了神州大地遍地红的大江南北。钢浇铁铸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依然不过是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和革命史。如果曹禺戏剧中真有什么现实和真实的话，也无非是活现出了这种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和革命史，与被黑格尔概括为“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西方戏剧的现实或真实，压根儿就接不了轨、沾不上边。在曹禺自己也成了牛鬼蛇神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们，则成了鲁大海式、金八式、方达生式、丁大夫式、梁公仰式、“北京人”式、阴兆时式、王昭君式的替天行道、修成正果的卫道英雄；至高无上的惟一正神的神圣思想，也成了红卫兵“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天条。有意思的是，昏了头制造神话的人们，一边高唱着“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一边却在自打嘴巴地吆喝着“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好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轮回套着另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加革人性命的神圣事体，也总有趋于宽松与缓和的所谓太平盛世来缓冲、来点缀。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告一段落，曹禺自然而然地恢复了亦官亦文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连被斥为“洋奴政客”的萧乾，也可以重新拿起笔杆子继续操持他的“制造神话”的旧营生了，那篇把巴金树立成发现《雷雨》的“神话”人物却被巴金评定为“觉得平常，不算精彩”的《鱼饵·论坛·阵地》，就这样给发表了出来。萧乾写这篇文章时虽说不上是出于要秋后算账以讨回公道的报复心理，不平则鸣的心思也还是有的，套用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拨乱反正”的心理摆平。萧乾所谓“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表面上说的是巴金，同时也隐含着不便明说的曾经煞费苦心地成全过曹禺的他自己。
不过，作为一种意气之辞，萧乾所说的与“老的带小的”一句话并不直接挂钩的“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虽不脱他早已有之的“制造神话”的嫌疑，与事实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田本相《曹禺传》中所说的“巴金发现《雷雨》”也算不上太过离谱，真正离谱的是那位靠抄书编谎横行天下的盛晟先生。李健吾《时当二三月》中所说的“早已压在靳以手边”、“家宝没有决心发表”和巴金致萧乾信中所说的靳以“不好意思推荐”，就不失为萧乾的“发现”说与“积稿”说的佐证。至于巴金信中引靳以的话所说的“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也不能说是巴金误记，而是事出有因，那就是这里的“主语”是曹禺而不是别人。曹禺《雷雨》一剧的酝酿构思开始于南开中学时期，作为一部横空出世的大器之作，原本就不大可能一挥而就。在前后持续四五年之久的时间里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一放再放也并不奇怪。更何况两三年本身就是概而言之的虚数。在“文坛刀客”的盛名之下，韩石山先生一不留神，便暴露出了自己并不总是看得那么真切的破绽处和失手处。
有必要特别予以挑明的是，“制造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偏好与专利，而是国人中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表现。最为切近的例证，除了柯云路气功论之类的鬼把戏之外，还有巴金并不那么精彩高明的忏悔之作《随想录》，在与萧乾一样在继续“制造神话”的文化人那里，俨然成了神乎其神的现代《圣经》；仙逝不久的萧乾本人，也俨然成了“神话”中人。而真正能够做到对于“制造神话”的自己和同类“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语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宗教神圣化的生存状态，进行大彻大悟的反思与解构的，却恰恰是作为中国现代戏剧最高代表的曹禺。
在一九九一年所写的一篇从不被人提及的《雪松》一文中，历经人生沧桑而垂垂老矣的曹禺，在同为神灵的中国的孙悟空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丽儿之间，就有这样的一番比较：“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氤氲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向往，就不同了。”
这里所点明挑破的，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异化为神还是人化为人的价值取向上的最具根本性的歧异之所在……
关于曹禺的戏剧人生和人生戏剧的诸多方面，需要重新予以考证与钩沉的地方还有很多，被靠制造神话、歌功颂德的瞎捧场来混饭吃的人们以讹传讹的现象尤其严重。不过，一个“神话”的被“制造”出来，往往不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所能办得到的，而是一群人、一代人乃至几代人捧场、凑趣、献殷勤、表忠心的结果；同时更与一个时代的主流时尚连同整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无论是韩石山先生所提到的李健吾、巴金、萧乾、田本相，还是韩先生自己连同笔者自己，与制造神话之类的勾当，都远不能脱尽干系。拿韩先生自己所著的《李健吾传》来说，“代序”里“期待着能出现个李健吾热”，甚至于发出“要现在的文学界和读书界，接受李健吾这样的大家，还不到时候，还不配”的浩叹，就不乏一厢情愿的溢美夸大之嫌。尽管为韩先生所提到的“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梁实秋热”乃至没有提到的“巴金热”、“萧乾热”、“老舍热”、“钱钟书热”，确实都有着某种莫名其妙的造神成份在里面；而建树颇丰的李健吾先生，实在没有写出能够“热”得起来的或大器之作或时髦之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另外，据现有资料来看，《雷雨》一剧的首演，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由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的演出，而是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学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的校庆演出。按田本相先生《曹禺传》的说法，留日学生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至十三日还举行了第二次的《雷雨》公演；据韩石山先生《李健吾传》的说法，中华留日学生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十三日演出的，则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由于当时女演员缺乏，李健吾还函告翻译剧本的梁梦回，将剧中的女仆改为男仆。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也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考证与落实。
需要有所说明的是，笔者与韩先生曾于一九九三年八月的“文学创作西峡笔会”会过面，当面聊过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与事件，特别是鲁迅、周作人、李健吾几位，似乎还有笔者所专门研究的路翎、曹禺、田汉、郭沫若。《李健吾传》出版之后，笔者也曾恬颜向韩先生寄信讨来一本，为此一直心怀感激。只是由于韩先生《这是巴金发现的吗？》一文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幸好还有“当仁不让”的圣训，笔者也就不揣冒昧，就事论事说上几句自以为是的老实话和明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