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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
作者：毛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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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感中学语文新诗选目的陈旧僵化,近年,我三草其文直抒拙见。先是《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见一九九八年十月号《语文学习》。其次是《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参与《星星》“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见该刊一九九九年四月号。三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见一九九九年十月号《星星》和《语文学习》。
现行中学语文所选新诗十二首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艾青《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的人》、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公刘《致黄浦江》、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回延安》、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小川《青纱帐——甘蔗林》、流沙河《就是那一只蟋蟀》、舒婷《致橡树》。此前有的版本也选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歌唱》、臧克家《老马》、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等。
我的拙见有三：（一）编者缺乏审美眼光。如《天上的街市》质地平平,远非郭沫若的代表作；《给乌兰诺娃》可谓艾青的败笔,选这一首,简直是出诗人的洋相；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不如他的成名作《草木篇》。（二）作品陈旧或有问题。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篇末标注“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适逢三年饥荒；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年年月月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也不免有明日黄花之感；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构思,则与六十年代的一首悼念英烈的诗如出一辙。（三）有的诗作或许不错,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有更多更好的篇章,可以取而代之。我的感慨是,教材的编选还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包括假大空和粉饰太平）,轻视艺术性。过于注重诗外因素,如作者的身分地位,轻视诗本身。我以为,应该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教科书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为诗人、诗史服务的；是教科书选诗,不是诗摊派于教科书。不能把最好的作品选入教材,是编者的失职；让质地粗劣之作充当教材,则是读者与诗的双重悲哀。
我推荐的二十首新诗是：刘大白《旧梦之群（三十六）》、何其芳《花环》、穆旦《森林之魅》、绿原《诗人》、流沙河《草木篇》、曾卓《我遥望》、余光中《乡愁》、黄雍廉《唐人街》、周涛《野马群》、傅天琳《梦话》、张新泉《渔人》、顾城《我总觉得》、许德民《紫色的海星星》、杨然《中秋月》、徐鲁《早安,朋友》、洛兵《晚钟》、丁可《农民老魏》、陆俏梅《南方唱给北方的情歌》,包括现行教材所选新诗建议保留的两首：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致橡树》。
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等发表后反响强烈,一边是声援和喝彩,一边是指责和斥骂。我虽心地坦然,但面对指斥者僵化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意气用事的行文,毕竟不能一笑了之。今得友人撺掇,且重读诸公论战文章,择要作答,重申一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实和道理,澄清是非,以正视听。
一、答胡笳先生
胡笳先生第一个出场,声讨我的谬见。他的《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载《星星》一九九九年六月号。他坚持认为陈年皇历看得,不仅看得,而且非看不可,不看不行。他举例说,他的一位友人乔迁新居,家具、电器全部焕然一新,偏是印着球星乔丹照片的一本陈年挂历不忍割舍,继续盘踞其新居墙面,“我儿子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
我原以为我的“皇历论”言之凿凿,无可辩驳,见有人对之“有感”,就以为是有同感,待拜读其文,知是不同之感,便想见识见识他是如何施展辩才的。如今大学生论辩很是时髦,辩论赛事风靡亚洲,风靡中国,但我对这类论辩一向不以为然,觉得那只是一些舌辩游戏,有如蜀国高人调侃东吴来使“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之类。论辩双方抽签选题,选得正题便是正方,选得反题便是反方,全无理念、是非可言。关于陈年皇历的论辩则不同了,这是一个严肃的论题,关系到“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以致自称近乎“夕阳红”的胡笳先生也表示“岂能不予关注？”不过作为“对方辩友”,胡笳先生的驳论水准却让我失望。
胡先生以为乔丹的老照片与其主人一道乔迁新居,就足以证明陈年皇历并非看不得,而且据说“缺了乔丹这样的正宗,我们父子连新赛季都懒得看了”。我想提醒胡先生,您是不是弄搅了,乔丹的老照片,是我所指的陈年皇历吗？拙文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是一个特指,并非简单地以时间划线,我想我已经表述清楚了,是不大容易搅浑的。在球迷那里,球星乔丹风采依然,显然不能算是陈年皇历。当今中国,应该算作陈年皇历的是另一类,譬如“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当年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真真是无限风光,想必也曾在胡笳先生旧居的墙面上盘踞过吧,那何止如今日乔丹,“见他一眼,多吃一碗饭”？见了她,还会凭添许多幸福感和革命斗志,还会浑身上下热血沸腾,生出许多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作斗争的邪劲呢！不知胡笳先生及其朋友的宽敞明亮的新居里,是否至今还虎踞龙盘着这幅皇历？缺了这样的“正宗”,“新赛季”还有什么看头呢？
关于贺、柯的诗,胡笳先生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关于《桂林山水歌》,胡文仅仅是在复述了我的一些论点之后感慨道：“贺敬之是否‘真正的诗人’都值得一问了。”这叫什么辩护？贺敬之也是人不是神,是否真正的诗人,问问何妨？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面对着祖国人民遭受的如此巨大的灾难竟视而不见,毫无感触,仍然扯着嗓子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这样的诗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难道不可以问一问吗？要是如此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欺世之作的作者也能算真正的诗人,那心忧天下、魂系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的屈原是什么呢？胡笳先生说：“不过,毛翰敢说,我不敢信。”过奖了,毛翰也是憋了好长时间不敢说的,棍子、帽子、辫子、鞋子还有局子什么的五子登科的滋味恐怕是不大好受的,殷鉴未远,难免余悸。(《华夏诗报》第134期上已有人叫嚷要“坚决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被告席，绳之以法!”)否则,知识界对类似的以粉饰和欺骗见长的杨朔式散文早有批评,为何一直不大波及诗坛当年几位大腕？
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胡说,这首诗与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只有一句“你在哪里”相同,这也怪了。一九六三年版的《莉莉》,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丛林、河流问：“我的莉莉,她在哪里？”石头、树木、水滴分别回答,“莉莉,在我这里”；一九七七版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其抒情主人公先后对着高山、大地、森林、大海喊：“周总理——”山谷、大地、松涛、海浪分别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两首诗的构思和篇章结构都很相似,怎么说只有一句相同？况且,即使没有王洪涛先生的《莉莉》在前,《周总理,你在哪里》的思想、艺术成色也不怎么样,也根本值不得作为经典作品灌输给中学生。据说牛汉先生主编这半个世纪的中国诗选时,就坚决拒绝选《周总理,你在哪里》,想必牛汉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选家,不会像毛翰之流乱来吧。
胡笳先生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感》一文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迂回曲折,离题万里,着意夸耀他自己的那把《伞》,说是“一九八三年苏联出版的《中国诗选》,仅译介三十六家中国诗人佳作就有这首《伞》”。这真是可喜可贺,由俄国人排定的中国诗坛梁山泊英雄座次,胡先生已是三十六颗天罡星之一了,早该锣鼓喧天,广而告之,中国人编自家诗选也早该“走俄国人的路”了！何况还不止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还有“吕进教授为其圈点写进诗话,推崇之余……”云云。不过,这种有了一点成绩“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的作派,在初涉诗坛的少男少女尚情有可原,在年届“夕阳红”的胡先生则不免有点贻笑大方了。山不转路转,石头不转磨子转,人在这世上活的年头多了,难免有撞一回运、中一回彩的时候,吃着人民的俸禄,当了多年专业作家,写出一首半首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诗,在某个选本里占据个把两个页码,似乎不值得如此不择场合地到处张扬。谨此与胡笳先生共勉。
二、答诸葛先生
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的《华夏诗报》总第127期,不吝篇幅,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很冲的檄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作者自称重庆人氏,署名诸葛师申。笔者孤陋寡闻,虽同在此城中,却雾重不知处,未能拜识其为何许人也？或谓,此为作者化名。我便有点儿纳闷了：既然跃马上阵,又是大义凛然的勾当,就该亮出真名头,报出“来将何人”,是为大将风度；何必扯一个假旗号,蒙面登场,隐形出战,使无论胜负,都不免被人小瞧。
虽隐形蒙面,不合游戏规则,诸葛先生的气还是挺壮的,一手拿棍子,一手拿帽子,棍术凶狠,帽不虚扣,显得娴熟老辣,训练有素,大有梁效遗风。
诸葛先生的帽子计有：“一贯反对政治标准第一”,“他的政治标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很明显,他是否定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的”,“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哇,真吓死人了！只此几条,我辈打右派、关牛棚、入另册,就不必喊冤了。看来,“近二十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这话是不好乱讲的。《桂林山水歌》等“王杨卢骆当时体”是“社会主义诗歌”（此标签一贴,谅尔等不敢不闭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不是季节河,更不是逆流）,是不可“轻薄为文哂未已”的,否则就要叫“尔曹身与名俱裂”了！
不过,且慢,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小心自己脱不得爪爪！如果有人告诉你,毛泽东也曾否定过“王杨卢骆当时体”,你还敢乱扣乱打吗？这可不是蒙你。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给陈毅的一封信里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还很不友好地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这无异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吧？这被否定的,也应该包括了《桂林山水歌》等“社会主义诗歌”吧？（很抱歉,以别的方式反驳诸葛先生比较费事,还是他老人家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使用起来省时省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他老人家生前就预料到他的话有如此威力。如今余威犹存。只要诸葛先生们在世一日,这余威就不妨借用一日。）
在拙文《陈年皇历看不得》里,我曾着重攻击“一九五九年七月,旧稿一九六一年八月,整理”的《桂林山水歌》,在饿殍遍野、万马齐喑的年头,高唱“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当然也就此重点反驳。他为《桂林山水歌》辩护的办法很多。例如,为了淡化“生活”与“歌”的刺眼的反差,诸葛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三年灾害时期是困难的,但也不是毛翰所夸大的一团漆黑。那几年有天灾,有苏联逼债,有工作失误……”我不知道,这里关于造成“三年灾害”的三条原因的归纳和顺序,与一九五九年失事于庐山的彭德怀元帅“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今人“没有天灾,纯粹人祸”的考证（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载《方法》杂志1998年第10期）,究竟谁的判断更接近于客观真实？诸葛先生既然姓了“诸葛”,想必有孔明的大智慧,不会如我辈愚民天生只配接受别人的教化和灌输吧。
为了替“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找根据,他还把一九六四年十月试爆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一九六八年底才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省略号里没有逐一列举的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统统记在这三年的账上。这真是一个创造！虽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一九五八年,有人为了证明粮食亩产十万斤,把周围几十上百亩地的稻谷都集中堆到一块地里,做法有点儿雷同,但毕竟不乏创意,因为前者是在“空间”上打主意,后者是在“时间”上想办法,不能算抄袭。不过,以诸葛先生的智慧,这证据找得还不够。仅仅拘泥于经济建设方面,有唯生产力论之嫌,还不妨算算政治账,譬如此前咱们打了多少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仅诗歌圈就有绿原、曾卓、艾青、公刘、石天河、流沙河、公木、邵燕祥等等等等,（按诸葛先生的算法,则还应包括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横扫的一切牛鬼蛇神。）倘能如此,就更为雄辩,咱们祖国的笑容就更为灿烂了！
为了替《桂林山水歌》打圆场,诸葛先生真是煞费苦心：“他透过对桂林山水的赞美,不只抒发了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困难中的祖国的热爱……同时还以睿智的目光,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但他并不因短暂的困难而‘愁眉紧锁’,而是讴歌‘大地的愁容春雨洗,/请看穿山明镜里/桂林的山来/桂林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红旗万梭织锦绣,/海北天南一望收！’以‘笑容’对‘愁容’,以红旗为地北天南织锦绣,这是何等襟怀！”
诸葛先生差矣！你以为诗人看到了“困难中的祖国”吗？你以为诗人“注视着当时困难中‘大地的愁容’”吗？差矣,差矣！“大地的愁容”一九四九年就被“春雨洗”干净了,你怎敢说一九五九年的中国大地还有“愁容”？如果一九五九年的中国还有“愁容”,那也一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愁容！这可不是抬杠,我把《放歌集》从头读到尾,绝对没有读到诗人笔下祖国的任何困难和愁容,有的,只是对大跃进大好形势的由衷颂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无情鞭挞。要我从《十年颂歌》中挑出几节来读给你听吗？“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呵！/我的欢笑的/豪迈的/南方！——/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有那么几个/‘好龙’的叶公——/强大的东风/使他们/捧心闭眼,/群众运动的火焰/使他们/肉跳心惊——/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一样的/现实,/两样的/眼睛。/我们——/‘太快’地/改变一穷二白,/他们——要‘失’掉/资本主义的幻梦……/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但是！伟大的现实,/怎么能够/颠倒？/真理/又一次/警告他们：/此路不通！/结论是——/我们：前进！/他们：治病。……”（引自《放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134－136页）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诗人”的嘲骂。
要证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诸葛先生还有一条雄辩的理由：“毛泽东的《长征》,过雪山草地,饿死、冻死、战死了多少红军,毛泽东没有凄凄切切‘愁眉紧锁,黯然垂泪！’而写下了‘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里,诸葛先生可就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中国人民也一路遭遇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围追堵截吗？也天天渡天险、攀铁索、爬雪山、过草地吗？战争年月难以避免的军人伤亡,与和平时代平白无故的饿殍遍野,能够同日而语吗？按照诸葛先生的意思,面对几千万饿殍,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似乎还很不过瘾,还应该唱“更喜饿殍遍九州,诗人见此尽开颜！”诸葛先生真是大手笔,大气魄,“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消极的情绪”,几千万同胞无疾而终,在他看来算得了什么？据说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死伤几十万人,热衷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心无旁鹜的“狗头军师张”也曾叫嚷：“抹掉一个唐山算得了什么！”诸葛先生与之相比,那气魄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这诸葛不是那诸葛,至今还沦落市井,怀才不遇,这种人如果得遂凌云之志,窃得相印,入主朝政,我辈草民百姓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更为不堪！
其实,除了厌恶阿谀、粉饰、假大空,我的诗观没有那么偏激,我也从来没有对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田间、李季、何其芳、公刘诸位前贤的诗“严重歪曲与否定”,对近二十年的现代诗“乱吹一通”,诸葛先生是大手笔,用不着为了论战的方便,在此处耍小聪明。
《华夏诗报》发表诸葛先生的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同一期第四版,有《流沙河笑话连篇》一文,介绍流沙河先生以打油诗做对联,其中尤以“琴瑟四王爬到高处,魑魅二鬼站在左边”一联最有味道,建议诸葛先生闲来无事时,品读品读,于作人作文或许有所裨益。
三、答沙无藓先生
成都有一张很不起眼的油印小报《琴与剑小诗》,近期中缝刊登一则“诗讯”,说广州、重庆、北京有三几家与之志趣相投的报刊纷纷载文,“批驳《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申张正义,保卫革命诗歌”云云。该小报自己也接连载文“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驳斥《星星》诗刊等掀起的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一副“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煞是可爱。
譬如其中连载的署名沙无藓的文章说：“《桂林山水歌》前已有对民歌体的无理诟病,但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一九五九年七月,整理于一九六一年八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只道是‘暂时困难’。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抗灾之举方兴未艾,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更重要的是,有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然令人痛心,但对祖国大好河山,仍秉赤子之情,同时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也是古今诗家常有的事。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能说他没有时时‘挑灯看剑’吗？显然,攻其一点,为的是在你鼻子上涂白粉,诬其伪,乱其真,如此而已！”
领教了！（在下就是那个谤者。）原来“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当时并未“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可是转念一想,还是不大明白：既然顶着诗人桂冠,以政治抒情诗为业,就该对时代风云政治得失有自己的独立观察、思考和判断,从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甘做弄臣,惟龙颜是瞻,一味高唱谀词颂歌。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一九五九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
诗人为什么要写诗？诗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白居易说：“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听见了吗？“保卫革命诗歌”的沙翁们,诗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阿谀和粉饰,还在于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使君臣亲览,修废补阙,乐忧逸劳,进而使社会臻于至理,致于升平。阿谀粉饰未必总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一味阿谀粉饰,使君臣不能亲览而斟酌焉,招致欺君误国之罪,也可能让“尔曹身与名俱裂”的。
“辛弃疾在南渡后国势日蹙中仍有‘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这就能成为我们的诗人在饿殍遍野的年头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的理由吗？辛弃疾戎马一生抗敌救亡,写过多少壮怀激烈之词：“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才是辛词的主旋律。如果没有这个主旋律,面对国忧民患无动于衷,年年沉溺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的丽句,辛弃疾就不成为辛弃疾了。可我们的诗人除了阿谀与粉饰,面对饿殍遍野的惨象（桂林山水所在的广西就够惨的）,可有一句半句太息掩泣怜悯苍生“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品？
“整理旧稿,难道能将‘笑容’改成愁容？”——整理旧稿,将笑容改成愁容又有何妨？我们这位诗人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三十日写下的《中国的十月》,其中有些句子,如“《炮打司令部》,/伟大新战役的号令”、“‘走资派还在走’,/路线斗争呵,/复杂激烈”、“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挥手”等,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修改稿中不是删改殆尽了吗？何以在哀鸿遍野的年头绽放的这一朵灿烂的笑容,就是铁定不能改呢？
至于“借大自然的生机来振奋勇往之心”,我想还是免了吧！一天等于二十年,砸锅化铁说疯话,勒紧裤腰带反右倾,我们的心够“勇往”的了,何用再来“振奋”？
“诬其伪,乱其真”？果真岂可乱,实伪何须诬！鼻子上的白粉,自己不涂,别人涂得上去吗？
有一个说法,说是这些沙翁们平素写的分行文字质地很差,不登大雅,常常被《星星》退稿,于是对《星星》怀恨在心,总想找茬,这回总算找到了一个搀和的机会。不过,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自编一张“琴与剑”小报,抚琴弄剑（琴艺差一点没关系,剑法一定要狠毒）,老有所乐,且“申张正义”,不是很好吗？人家才不屑于去凑那个散布“否定革命诗歌的歪理邪说”的什么《星星》的热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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