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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论辨”是怎样的“笔墨官司”
作者：纪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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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发生过一场很有影响的“兰亭论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学术界一切政治挂帅，此时毛泽东一言：“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使这场论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是学术争鸣，可以讨论，哪怕没有什么结果，活跃活跃气氛，也是“有比无好”。所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人认为它是一次难得的“百家争鸣”。在《高二适研究·序一》（《东南文化增刊》，1997年）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冯其庸就说：“现在回顾起来，使人感到我们的学术界，就是权威如郭沫若先生那样的人说了偏颇的意见，也仍有人起来反驳的，反驳的文章也仍可以得到堂皇的发表的，这是一个多么光明磊落的时代啊！”
好像并没有人给“笔墨官司”下一定义。既称“官司”，亦应当有“官司”的基本特点：论辨双方地位平等，都可以依据事实为自己的论点作充分自由的辩护，胜负则由读者来裁决。而且“笔墨官司”还不同于真正的法律官司，双方尽可以坚持自己观点，并不存在由于“终审裁决”带来的“强制执行”。这样的“笔墨官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局面：在争鸣中尽享自由思想、增进学术的乐趣。
“兰亭论辨”的对象简单明了，是对千年以前一件书法作品真伪作出判断。在一些人看来，这个题目在政治上相当保险。高二适反对郭沫若的文章中，甚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看法提出异议，不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而且《文物》杂志还将其手稿影印发表。这种待遇，怎让人不相信“兰亭论辨”的学术公平呢？
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探寻一下历史现象背后的故事，或许能引发人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论辨的真相。
一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四面八方都骚动”
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从文章和书迹两个方面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郭称：“《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他同意清代学者李文田的见解：“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在书迹方面，他的结论是：“在南朝的晋宋时代，无论在中央或极僻远的地方，文字结构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个体段，对于两汉的隶书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尚处于“隶书时代”的王羲之，不可能写出那么柔美的行书，《兰亭序帖》是伪托之作。
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最早发表争鸣文章是在香港。七月初，《大公报》载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有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唐风的《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等见诸报端杂志，表示不同意郭的意见。
郭沫若为此又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并非铁案》、《东吴已有“暮”字》（后两篇署名“于硕”）等文章，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一些人关注着，但是没有公开写文章，他们并不理解郭沫若为何要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陈叔通曾写信给书法家沈尹默、邵裴子，鼓励他们参加兰亭论辨，沈回信云：“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公谓南京出土之王谢墓志，自别是一事，与兰亭无涉，的是如此。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1）
不过多数人还是把它当作一场学术讨论。以高二适为例，他的文章，先投寄报社，被当作退稿处理。他不服气，又通过章士钊希望毛泽东出面帮忙：“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七月十六日，章士钊致函毛泽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数日后，章士钊对《光明日报》记者说：《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大家会关注的。但是这一件事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学术问题，可以让大家写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昨天见到郭老，他还说，欢迎大家讨论。（2）
八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教授宗白华写信给郭沫若，也称：“因兄一文，引动了异论和争鸣，使《兰亭》这段公案又提上了日程，对批判地接受遗产祗有好处。北大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兄对此问题写了一篇《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长文，欲就正于吾兄，嘱弟介绍，想兄亦感兴趣。吾人为‘求是’而争，真相愈辩愈明，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为当今服务，固我等之素愿也。”（3）
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是主动参与论辨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他的儿子、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商志到北京时，笔者曾问其父亲为何公开批评老友郭沫若。他说：“抗战时期，我父亲跟郭沫若比较熟。在重庆沙坪坝，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一些学术活动，写写字，探讨考古上的一些问题。郭老当时的看法，和后来写的‘兰亭’文章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也跟我谈起过：‘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觉得应该把自己的观点和多年的研究体会写出来。”
从现有材料看来，郭沫若对自己写“兰亭”文章的动机也是看得相当单纯的。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郭沫若致信他在六十年代“无话不谈的小友”、诗人陈明远时说：“《兰亭序》之辩论，已不仅是王羲之文章、书法真伪问题，更涉及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即时代风尚与艺术潮流的问题。历史是发展的，人类文化的审美观点是逐步积累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然，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历史地位、生活环境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影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从大的方面看来，共同时代总会形成若干共同的特点。商周青铜器是如此，汉唐石雕是如此，历代诗词、绘画、书法等等，更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有严格科学的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经过认真反复的讨论，才能作出新的成果来。只有在许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基础上，才可以对我国历代文化的系统演变，进行综合、总结。这恐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只能做一块铺路石罢了。”（4）
不过，真的看到一下子有那么多的文章反对自己，郭沫若并没有“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驳议〉的商讨》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来。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这样没火气的答文。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过目，就不会是假？‘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这一点，章士钊后来有所察觉。九月十七日，他说：我有一篇文章，但是不好拿出来，因为常跟郭老见面，不好意思伤感情。……传说章某在这次讨论中，自己不出马，指使高二适试探一下，在幕后摇旗呐喊，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子又卷进了政治漩涡。这个问题现在不单是学术问题了。（5）
章士钊并没有指出传说的来源，但来头应该不小，否则他怎么会一下子感到了“卷入了政治漩涡”呢？“兰亭”虽说还是“兰亭”，可是他发现争辨的对手已经是比郭沫若更大的人物了。
二 康生与兰亭论辨
中共高级领导人中，毛泽东、康生、郭沫若是公认的书法家，除却政治以外，书法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称康生为“康老”，称郭沫若为“郭老”，康生和郭沫若互称“郭老”和“康老”，彼此相当尊重。
六十年代，毛泽东发表诗词，郭沫若为每首诗词都写了赏析文章，注释里说：有些文章是经过康生看过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笔者采访陈明远时，他说：“郭沫若与康生，还有陈伯达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有交情，比如郭老关于《再生缘》的研究，到海南岛访海瑞墓等都就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对康生十分器重，因此对康生也十分尊重，比对胡乔木尊重得多。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他们关系密切也缘于对文物有相同的爱好。兰亭论辨康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书法家黄苗子在致笔者函中说得更为明确：“《兰亭》论辩，据我所闻，是康生幕后指使郭老主演的一幕胎死腹中的怪剧，但只是一鳞半爪的小道消息。如能找到江苏高二适的后人，或者有些线索。但以《兰亭》真伪如何能扯入政治问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1998年12月6日）
他们的说法，有许多事实来支持：
一，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主要观点来自康生。他在文中直接引用了康生“非常犀利”的见解：“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康生还为郭沫若提供了五项证据：
（一）“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善草隶”（见《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语王右军”条下刘注。）
（二）“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与庾翼、郄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见梁代虞和《论书表》，亦见《晋书·王羲之传》）
（三）“及长，辩瞻，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见《晋书·王羲之传》）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见《晋书·王羲之传》）
（五）“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其父，而颇有媚趣。”（见《晋书·王羲之传》）
二，康生亲自组织文章，支持郭沫若。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此时的徐森玉为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权威。当时徐森玉、谢稚柳和汪正庆三人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三人讨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最后由汪正庆为徐森玉代笔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汪正庆说：‘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才一夜白了少年头。’”（6）黄苗子也透露了一个内幕，他说道：“关于兰亭案，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龙××（名字忘了）十分起劲，写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报上，杀气腾腾，后来听阿英先生说：这是代表康生的论调。”（1998年12月15日致笔者函）这里的“龙××”即是撰写《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的龙潜。龙潜正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中所提到的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除了论述有关“隶书的笔意”外，龙潜写道：“唐太宗提倡王字，是别有一番用意的。……他是把《兰亭序帖》，作为一种治世的工具，用来粉饰太平的。”又说：“有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
三，康生自信稳操这场“官司”之胜券。康生看完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清样，写信给郭沫若：“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两天后，即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一次会议代表时，向康生问起兰亭“官司”。当天康生给郭沫若写信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的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星衍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7）
四，“一场误会”——高二适手迹的发表。在兰亭论辨中，高二适的手稿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十分引人注目。章士钊猜测道：“郭老在讨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度量，把高二适的文章在《文物》上影印出版，看来也是郭老的主意吧，这种做法就很好。”八月二日，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高二适的文稿，《光明日报》不加修改，《文物》影印发表，是‘示众’，可是读者未必了解，高二适他们也许以为太看重他们的书法哩。”8原来，他只是让人“示众”出丑。可事实上，这点的“雅量”郭沫若也是没有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书法家李长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法家王玉池过从甚密，王玉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依然支持郭沫若“兰亭”意见的学者。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笔者在采访王玉池时，王说：“当时康生不在北京，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代管文化部的工作。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后，就指示发表高二适的手迹。康生回到北京后，对陈伯达的做法很不满意。陈伯达说：‘今后不再管文化部的事情了。’这是李长路亲口跟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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