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新世纪老任务——答客问
作者：李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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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二十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请谈一谈你是怎样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好吗？
答：首先，我要说明，人类对时间的观念迄今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的流。今天人们所说的什么世纪、千年等等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年号、干支等等都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划的刻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刀前刀后的水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不过这一次，却确实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是全球化从不自觉到自觉，二是继上万年的农业文明而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近年开始的信息文明转变。虽然谁都没法确定这个转折点的年、月、日、时，但是它大体上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却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大致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一样。我们现在虽然无法预见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确知这实实在在是十分重要的转变，其意义只有在以后才能明白。另外，我还要说二十世纪只有到二○○○年底才结束，二十一世纪要从二○○一年初才开始。须知公元是没有○年的。现在这样从明年元旦起就庆祝新世纪，实在有点近于起哄。不过不是以一天，而是以一年，即二○○○年，来标志上面说的转折，也许更近于事实。
问：既然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有这么大的转变，有这么大的差别，能否请你谈一谈呢？
答：我对二十世纪早有一个看法，就是它始于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于一九九一年的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后来才知道，世界上持同样见解的人很不少。对二十世纪写了书的人，恐怕也不少，不过我见闻有限，只知道有一本《极端的年代》，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疯狂在这个世纪都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也有人称二十世纪是“大死亡”的世纪，因为这百年之中的两次世界大战加上许多其他的战争，还有饥荒与别的灾难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都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把本世纪称为“极端的世纪”是有道理的，是合乎事实的，但是如果要从全部事实出发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中来做出理论的总结，那还要看，还要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太大，需要的知识太多，不是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
问：那就先不谈世界，而单谈中国如何？
答：我的学力实际上也还是不够资格谈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是中国人，又亲自经历了这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就不能不有所反思。姑且发表一点感想吧。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世纪，是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在精神的现代化方面屡遭挫折的一个世纪。
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论历史的古老比不上埃及与巴比仑，而与印度、希腊在伯仲之间。埃及、巴比仑与希腊的古文明均已中断，希腊是断而又续，另有传承，只有印度与中国的文明延续至今。
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别强大，有人认为这就是优越性，但是我们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却又都是蹭蹬不前，问题丛生，到今天还要算是“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落后国家。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不能适应从两百年前开始的工业文明，亦即现代文明。当然，如果我们认为现代化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们还是以回到从前的时代去为最好、最妥善、最安适；如果大家都那样想，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也一直有极小的一部分人抱有这样的主张，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多少见识过现代化的世面，尝过现代化的滋味，他们迫切要求现代化，而且要求越快越好，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
问：我简直不能想像中国还有主张不要现代化的人，我看可以把他们略去不计了吧！
答：当然可以略去不计。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样的人是有的，比如主张“春秋大义”的辜鸿铭，这几年居然又很走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中国十三亿人身上，包括你我这样的人身上，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问：你说中国有十三亿人，但是至少其中五亿人是这二十五年中才出生的青少年。他们会有多少传统思想呢？
答：他们诚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们都生活在弥漫着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我想你可能会说是语境，我是不赞成这些新词儿的，可见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再说这五亿人吧，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思想不可能不受传统的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人拉住活人。
问：可是我看我们一代人，比你刚说的那五亿人年纪还大，都很新潮，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受到什么旧文化的影响了。
答：“从外表上看”，你说的和看到的确实是事实。不但你们这一代，就看我这个年近八十岁的老头儿，身上穿的，家里用的，除了读书写字还是方块字，吃饭还改不了吃中国饭菜的习惯外，还有哪一点儿是传统的东西？这都是一百年来逐步现代化的结果。所以传统是会变的，变了的就不是传统，而成了新统了，成了已经现代化的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刻画出了阿Q这个人物。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是想当主子，而且又确实风光过几天，于是大发其主子的威风。很少中国人没有阿Q相，我就不敢说自己没有，恐怕还很多。要脱掉阿Q相只有充分建立现代公民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当然也就看不清自己和别人身上的阿Q相。当然，任何人只要坚持表里如一的良知，也可以发现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或者两者混合的阿Q相，充塞在我们周围，也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过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要发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一般还是要有外面世界的比较和刺激。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甚至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问：既然专制主义的问题有这么严重，那就请你专门谈谈它的由来吧！
答：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比许多大宗教（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都长，所以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刻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要破旧立新，就像脱胎换骨那样不容易。
中国，大概如世人公认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是确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百年来固然不少，我却还要举陈寅恪的一段话来作最简洁的说明。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精神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从这段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问：你说的固然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毕竟已经大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谁也不懂什么叫三纲六纪。谁也不知道李煜、刘秀是什么样子，郦寄、鲍叔是什么人了。
答：问题的严重性正在这里。就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的，虽然许多枝枝节节的东西都已改了，不存在了，但是老根依然，人们习焉不察，反而丧失了警惕性。
我上面说过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思想。所以即使在古代，三纲虽然是贯通的，却不是平等的。君为臣纲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在三纲六纪这张天罗地网中，他可能不属于二纲六纪（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之中的任何一方。比如一个没有父母妻子的单身汉就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无论如何离不开这个国家，不能不受政府的管。曾国藩给儿子写上面引的那封信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是一个大家长，而且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他只能是许多别人的“天”，而没有别人可以做他的“天”了。但是他到死都是大清的纯臣，大清的皇帝、皇太后就是他的“天”。可以设想，他服官几十年，要碰到许多“无可如何之事”，然而除了“服劳忍气”外，还是只能“无可如何”。因此，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人，谁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
千万不要把一切都以为是过去了的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才出生的。小时候就知道皇帝已经推翻，专制主义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在上中学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实行的还是法西斯独裁（有人称之为“法东斯”），生活真是憋得慌，于是参加革命，而且年纪轻轻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不料，又碰上了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颤颤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谎话，讲假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那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见你们这样年纪的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不过，不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其实也不怎么样。与其说没有说假话，不如说是说了假话而没有自觉而已。中国的大环境没有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基因”不可能不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而传到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问：我想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现在请你谈谈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依照现代人的知识，专制主义其实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有过，要不然，洋文里面怎么会有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这么多辞儿呢！专制主义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为了抬高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了强制维持社会的秩序。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只是它的范围特别广，权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而已。
我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定为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先是宗法社会，后来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虽然也有专制的味道，比如秦以前的周朝也有“王”，也称“天子”，但是他只是诸侯的“共主”，用现在的话说，只是各部族联盟的头子。他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因此生活要宽松得多。中国的许多学派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你一定会奇怪，你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开始的，为什么我偏偏说是秦结束了封建主义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五十多年前受教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胡适就说过五四不是反封建的，因为封建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你看鲁迅的书，你要找他“反封建”的字样，也是找不到的。这是那时候全中国人的常识，现在教科书上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力辩其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这种一道同风的说法，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今天没有时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谈。今天能说的，只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虽然有时有几个皇帝，如三国，如宋辽金夏；有时有十几个皇帝，如五胡十六国，如五代十国；但其基本统治方式始终不变。就是到小皇帝宣统被推翻以后，不但有复辟的图谋，而且专制主义还能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就是所谓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其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土壤未变；二是民族心理未变，或者说没有根本的变化。
问：我现在已渐渐能体会到你说的专制主义的厉害了。那么这个专制主义又是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的呢？
答：无非是儒法两家。这两家的资格都比秦始皇要老。中国历来都以儒家为中国政治、学术的正宗，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他就是完全用法家的理论建国治国的人，继起的历朝历代，对秦的那一套，斟酌损益则有之，然而并无根本的改动。所以，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都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秦始皇从他的祖上起，即以法家思想施政。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享国（从统一算起）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可是到汉文帝时，贾谊发表《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溶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总之是，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道家、佛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或精神生活，对文学艺术虽然有很大的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对老百姓的恐惧和祈福心理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对全社会的“政教礼俗”而言，两者与儒法交融的实际主宰作用，是根本无法相比的。至于号称“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过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现实世界在宗教上的反映而已。
我还要强调一下，决定“政教礼俗”的，在西方就叫ideolegy，翻译过来就是意识形态。这是日本人翻译的。海外华人还有一个音译，叫做“意的牢结”倒也颇能传神达意。另外，政教礼俗中的这个“教”字，比现代的所谓“教育”要广泛得多，是对全社会的“教化”。
问：你上面说的十分简单明白，是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我还要深入地思索。你谈到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时候，用了几个“特别”，能请你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首先，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虽然笃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法家学说，但是后世的专制主义却主要依靠儒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儒家的三纲以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作为出发点，所谓“孝弟，其仁之本也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诸于天”。这样就有了神圣的、绝对的意味，只能顺从，不能违抗了。
这个看法也不是我发明的，当代大学者陈寅恪在七十年前就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可惜我年老昏紈，已经没有气力来收集，来做条理化、系统化的工作了，只有靠你们这一代继续努力了。总之，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政治与伦理二者交相纠结不可分拆，就完全管住了中国人的精神，以至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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