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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你自己（外一篇）
作者：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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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最著名的两句话是“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均出自《快乐的科学》），但这两句话的重要性与它们的著名程度是不相称的。比如“上帝死了”这句话，就有相当的哗众取宠成分。但未必是尼采想哗众取宠，真正的哗众取宠者是众多的转述者。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个不真实的“虚概念”，因此判断“上帝”之生死是没有哲学意义的。但我认为，“上帝”这个虚概念一旦从人脑中产生，它就不会“死”了。况且事实上，尼采死后，“上帝”以及各种各样的上帝替代物依然大受崇拜。至于“重估一切价值”，诗人气质的尼采本人并没有全面展开这个“重估”工作，而说过此话的思想家古今中外不知凡几。
我认为，尼采对现代文明真正有贡献的思想是另一句不太著名的话：“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句话与耶稣对门徒说的“跟我来”（福音书）可谓针锋相对，它不仅与西方哲学所恪守的哲学传统“认识你自己”（古希腊阿波罗神谕）接上了源头，而且更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认识自己，是为了跟随自己；而跟随自己，是为了实现自己。
哲学上的这一步，人类花了两千多年。
一切传统的思想家（无论宗教家或哲学家），在教导别人时都坚信，唯有自己真理在握。因此他们教导别人“认识你自己”，其实是“认识你自己的无价值”，而“你”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无价值”，“你”就会无条件地放弃自己，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奴隶——“跟随我”。
尼采的伟大在于，他教导别人“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你自己的价值”，而你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你”就学会了独立思考，成了一个精神上的自由人——“跟随你自己”。
从“认识你自己”到“跟随你自己”，标志着人类从蒙昧的古代跨入文明的现代，标志着人类从宗法时代的盲从走向科学时代的自主。当所有的人都跟随自己的时候，上帝就真的寿终正寝了。每一个跟随自己的人，必然会对任何貌似神圣的“绝对价值”提出疑问，作出自己的重新评估。可见“上帝之死”和“重估价值”，必须以“跟随自己”为根本的前提。上述两句名言的价值，也就与这句金言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认为，仅仅因为这一句话，尼采成了现代文明乃至未来伟大文明的真正奠基者。
当然，问题并非表面上看来那么容易。从前现代的“跟随我”即跟随权威价值，到现代的“跟随自己”即跟随自主价值，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我”是什么，“自主价值”从何而来，还是一个根本的难题。众多的“我”完全是异化的“空无”，太多的人没有“自己”，没有“自我”。“我”是一切人生价值和哲学审视的死角，没有人能一劳永逸地解答“我”之大惑。因此前现代那种否定自我式的宗教训诫、准宗教信条，往往有众多的追随者。要现代人反对传统的宗教式训诫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我”就像奥古斯丁所追问的“时间”一样：你不说我倒明白，一说反倒糊涂了。放弃“我”而跟随他者时，不一定要弄清“我”是什么；跟随“我”时就必须弄明白：“我”是什么？由于人类思想尚不能真正解决这一生命大惑，因此后现代思潮走向了尼采所代表的现代思潮的反面：怎么都行。以致后现代的“我”，成了比前现代的“我”更虚幻的空无。因为前现代的“我”虽然空无，但空无的“我”还有所追随的绝对价值可依榜，还有“上帝”的神权做精神支柱，还有“皇帝”的极权做生命拐杖。后现代的“我”以空无的“自己”为追逐对象，结果“自己”也成了“他者”。跟随我，可悲地沦落为跟随他者。
尼采教导所有的人都成为“超人”，结果德国人都去追随“超人”希特勒，意大利人都去追随“超人”墨索里尼，西班牙人都去追随“超人”佛朗哥，日本人都去追随“超人”东条英机；俄罗斯人都去追随“超人”斯大林，中国人都去追随“超人”毛泽东，朝鲜人都去追随“超人”金日成，阿尔巴尼亚人都去追随“超人”恩维尔·霍查，罗马尼亚人都去追随“超人”齐奥塞斯库，如是等等。事实上，只要被追随的“超人”依然像尼采批判的耶稣一样命令同类“跟随我”，那么“超人”同样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超人”并非尼采召唤的超人，而恰恰是尼采批判的“奴隶道德”的信奉者，是没有自主价值的他者，是追随“他者的他者”的他者。“他者”对“他者的他者”、“他者的他者”对“他者的他者的他者”……的无限追随，组成了一个倾倒中的多米诺牌阵。每一个不加批判地、自愿或被迫地加入多米诺牌阵的现代人，最终都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被击倒。然而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来为自己的被击倒辩护的人，恰恰是没有个人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主张“超人”学说、相信“铁的必然性”的尼采，却同时是意志论者的缘故。尼采主张的权力意志，是教导前现代的基督教精神奴隶们，要以顽强的自由意志维护每个人自己的天赋权力，而不是要前现代的上帝的精神奴隶们放弃自由意志，把不可转让的天赋权力拱手交给唯一的“超人”。当人们把尼采的伟大学说与法西斯主义视为一路货色时，当希特勒的追随者海德格尔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时，当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被其追随者改造成登峰造极的“奴隶道德”时，除了“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之外，二十世纪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言呢？继尼采死了之后，哲学也死了。继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
后冷战时代以后的人们追随的他者，不是前现代的人格化的权威价值，而是后现代的非人格化的流行，是瞬息万变的时尚，是由唯物主义的物组成的“无物之阵”。在这日益非人化的物质世界中，电脑的类人“智慧”趁虚而入，成了人类的引导者。非我的、非人格的、电脑化的、极度理性化的疯狂，将把每个人乃至全体人类引向何处？人类将跟随流行、跟随时尚、跟随电脑、跟随疯狂走向何处？生在尼采以后的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欣赏晋代殷浩“吾与吾周旋久，宁做我”的态度的中国人，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一考问。
爱国的批评者
众所周知，鲁迅对罗素的赞扬中国（借以批评英国）曾经十分愤慨。然而罗素说，正因为我生为英国人而且热爱英国，所以我要不遗余力地批评英国，因为我希望它变得更好。事实上，从苏格拉底对雅典的批评（通过对斯巴达的赞扬）开始，这一批评方式可以说就是自古以来所有伟大爱国者的共同“策略”。莱布尼茨、伏尔泰以及所有中国文化的赞扬者恐怕都无一例外：对异国的赞扬和对本国的批评，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然而，这就碰到一个问题，被这些爱国者（比如罗素）所赞扬的异国的爱国者（比如鲁迅）出于同样的用心但却相反的立场，必然对异国人对本国的赞扬十分反感，因为这将阻碍本国变得更好。正如鲁迅生为中国人而且爱国，为了使中国变得更好，当然也要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批评的方式之一就是赞扬异国，包括赞扬英国。于是，罗素对中国的赞扬就成了鲁迅对中国的批评的反对力量，鲁迅对英国的赞扬就成了罗素对英国的批评的反对力量。就这样，两个不同国家的伟大爱国者，成了思想上的“敌人”。
本国的赞扬者（比如鲁迅的不少论敌）对本国的批评者（比如鲁迅）的攻击大致不出此二策：一、罗素不是比你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家吗？但罗素却赞扬中国，所以你对中国的批评错了。二、罗素不是比你鲁迅更伟大的思想家吗？但罗素却批评英国，所以你对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赞扬都是别有用心的偏见。
对此“强有力的反问”，鲁迅不可能声称自己比罗素更深刻或更伟大。假如英国的自我赞美者也反感于罗素对英国的批评和对中国的赞扬，认为是在“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那么他们同样可以这样说：鲁迅难道不是比你罗素更伟大更深刻的思想家吗？对此，罗素同样不可能自称比鲁迅更了不起——任何一个尽管自信但决不自大的思想家都必然如此。由此可见这种反诘的阴险——他们卑鄙地利用了每个无私的批评者必定具有的谦逊，同时利用了异国批评者的不同立场，使他们互相抵消。也就是说，当A国的批评者甲批评A国而赞扬B国时，A国的赞扬者就可以利用B国的批评者乙对A国的赞扬和对B国的批评来同时反驳甲。反之，B国的赞扬者也可以如此对付B国的批评者。总之，本国的赞扬者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哪怕根本没有吹灰之力）就自以为大获全胜了。
如此看来，这几乎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笔糊涂帐。其实不然。我们很难否认赞扬祖国的人是爱国者。但区别在于，赞扬者认为祖国已经足够好，而批评者认为祖国还不够好。而且赞扬者的态度实际上近乎绝望，因为他似乎认为祖国已经达到至善——它已经不可能更好了。也就是说，赞扬者实际上是完全失去理想的虚无主义者。但批评者的态度倒是充满希望，因为他认为祖国远未达到至善——它完全可能变得更好。也就是说，批评者实际上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赞扬者却习惯于把批评本国文化弊端的人，称为“民族虚无主义者”。这是多么可笑的颠倒！
赞扬者慷慨激昂的口气，让人误以为他似乎认定：即便祖国尚未达到至善，但至少比现有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好。但是几乎所有的赞扬者对此都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便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人和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可见实际情况只不过是，赞扬者认为，虽然我们现在不如别国，但是一、我们曾经很好，现在由于种种原因暂时不太好，但我们坚信很快就会恢复曾经有过的很好。二、批评者的批评会使国人失去恢复“过去的很好”的自信心，以至于推迟甚至阻碍尽快地恢复“过去的很好”。而更荒唐同时也更可能的是第三种情况：哪怕祖国的现状是世界上最坏的，仅仅因为她是自己的祖国就要无节制地自我赞美，因为这种赞美能为赞美者自己带来利益——本国统治者的奖赏。为了一己的利益，赞美者不惜让祖国变得更坏。
即便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确实比任何同时代的国家更好，即便二十世纪的美国比任何同时代的国家都好，然而一旦不允许批评、扼杀批评乃至惩罚批评者（比如判苏格拉底死刑和把梭罗关进监狱），那么“当时最好的雅典”和“现在最好的美国”也变得不太好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雅典民主最大的污点，此其一。其二，比同时代的任何别国更好并不意味着不能更好。因为至善永远不可能达到。永远有比“当时最好”或“现在最好”更好的余地。一个拒绝“更好”的民族，唯一的结果只能是变得“更坏”。一个渴望更好的民族，就永远需要批评，而且渴望批评。事实上，雅典之所以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邦，美国之所以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恰恰因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欢迎批评且批评者最活跃的两个国度。
一个有众多批评者的国家，说明它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一个任何人都不想再对它批评的国家，说明它已经完全令人绝望，它的国民只想尽快脱离它，移居另一个国家。因此，所谓“批评会损害民族自信心”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恰恰是不允许公开批评的做法本身，才会真正地损害民族自信心。因为公开的批评被杜绝后，必定转为私下的乃至地下的批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杜绝的。即便私下的或地下的批评也被禁绝，还有“腹诽”，还有“不敢言而敢怒”——尽管这“怒”可能用“怒极反笑”的反常方式表现出来。当公开的批评被禁绝时，国民就会认为祖国已经十分虚弱，虚弱得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除了用谎言安慰他很快会好转以外，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希望能挽救他和安慰他。因此，与公开的批评都是有益的和具有建设性的正好相反，禁绝批评本身，是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批评——它成了批评的极端形式，因为已经没有批评之声，只剩下无声的诅咒。
所有真正爱国的伟大批评者都没有脱离本国的企图。苏格拉底从未企图脱离雅典移居斯巴达，梭罗也从未企图脱离美国而移居欧洲。只有法国容不得的伏尔泰、前苏联容不得的索尔仁尼琴，才不得不被迫去国。而一旦有机会，伏尔泰和索尔仁尼琴等真正爱国的批评者都义无反顾地返回了祖国。相反，许多虚伪的赞扬者和虚假的爱国者一旦有机会，就会脱离祖国，甚至不惜出卖祖国利益，他们在敌对的异国羽翼下隐姓埋名，走上了背叛祖国的不归之路。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见得少吗？因此，我认为，批评自己的国家，是一种真正的爱国行为，正如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所说：“批评国家是为其服务。批评国家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它是一种爱国主义行为——我相信，是一种比常见的礼仪和奉承国家更高级的爱国主义形式。”因此，任何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像苏格拉底、伏尔泰、罗素、索尔仁尼琴和鲁迅那样，不计个人得失地严厉批评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