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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内奥米
作者：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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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鲜花开放在纽约夏天的田野里
艾伦·金斯堡《祈祷》
一九五五年的一个夜里，在西海岸的伯克利的住所，艾伦·金斯堡在桌子上展开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下了这些天一直萦绕在脑袋里的一句诗：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这时候，他一定想到了远在东海岸的母亲内奥米。她正躺在纽约长岛精神病院的一张铁床上，身体浮肿，身上盖着一张肮脏的白床单，深陷下去的大眼睛惊恐地望着她自己的幻想给她召唤来的种种恐怖的幻觉。艾伦不久前去看过她，但她张着一双茫然的眼睛望着他，望了很久，最后冷冷地说：“你不是艾伦。”护士把她带走了。艾伦躲进浴室，面对着浴室白色的墙壁，失声痛苦起来，他悲伤地预感到，内奥米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她的灵魂早已事先离开了她的躯壳。
《嚎叫》的写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艾伦是在为他那一代人写作这首诗，但他的疯母亲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诗句中。写完后，他去了一趟旧金山。他从旧金山回到伯克利时，发现好友沃洛夫斯基和惠伦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的房间里，正等着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严峻。沉默了半晌，沃洛夫斯基才从桌子上拿起一封发自纽约的电报，递给艾伦。原来，内奥米去世了。发报人是尤金，艾伦的兄弟。
在两个好友的陪伴下，艾伦度过了一个伤心欲绝的夜晚。第二天，邮差敲响房门，把一封同样发自纽约的信交给了艾伦。艾伦一看信封上那熟悉的潦草字迹，眼泪又涌上来了。从信上的日期来看，内奥米是在死的前一天寄出这封信的。她是被中风突如其来地夺去本来就已经非常衰弱的生命的，不过，她那被各种幻觉充塞的疯狂的脑袋，似乎对死亡产生了一种近乎动物本能的预感，居然在死神降临前一天，突然想到了远在西海岸的艾伦。他是她惟一放心不下的人。
信很短，潦潦草草几行字，缺乏必要的逻辑：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爱你，你的妈妈
可以想象，内奥米躺在精神病院的铁床上，阳光从安了铁栅栏的窗子透进来，落在窗台上，窗台上不知谁扔了一枚不知什么用途的钥匙。内奥米盯着这枚钥匙，试图解答一个意义深远的谜，而这个时候，艾伦的影子从钥匙上浮现出来。除了她那个想入非非的脑袋，谁也弄不清钥匙、阳光、窗台与艾伦之间的联系，然而，这封信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几年后，当莫里斯·狄克斯坦看到这封信时，他评价道：“这封信既是想入非非的诗，又是一个牵肠挂肚的犹太母亲的严厉告诫。”关于这位犹太母亲，狄克斯坦还有几笔描绘：“她是一个后来发了疯的共产党人，或者说一个曾经是共产党人的疯女人。那些出没于她梦幻中的鬼怪，半带政治性，半带个人色彩。”狄克斯坦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一种让人敬佩的观察力。不过，他对内奥米的评论，却失之于草率，因为，首先，他把内奥米当作了一个共产党人，从而赋予了她本不具备的某种清晰的政治理念，其次，假若内奥米果真如他所说，是一个共产党人，他也没有说明内奥米的这种政治信仰与她的疯狂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有意把这两者当作两个孤立的事实，仿佛内奥米曾经是一个神经正常的共产党人，只是到了后来才偶然发了疯。
三年后，艾伦又回到了纽约。故地重游，使他顿生悲伤寂寞之感。在纽约的街道上再也看不见内奥米那疯疯癫癫的身影，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就已经失去了生机和希望，像一片不再有鲜花开放的萧衰的田野。内奥米早就腐烂在了长岛的泥土里，野草苍白的根须紧紧缠绕着她的尸骨。在内奥米的老房子里，艾伦翻看着内奥米留下的那些黑白照片，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回忆的片断。
《祈祷》这首长诗便是写于这些回忆的日子。这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儿子写给一个疯疯癫癫的母亲的最伟大的一首悼亡诗。我一次次阅读这些令人心酸的诗行，试图从那些回忆碎片中拼接出内奥米已经消失的面容和影子。
一九二○年夏，二十六岁的内奥米·金斯堡和她的三个女伴，站在从纽约到宾西法尼亚州的公路边，想搭一辆便车，前往宾西法尼亚州，追随青年解放协会的领导人。按艾伦的描绘，内奥米那时穿着一身布袋一样的黑色裙裤，俄国人的脸型，大大的眼睛，又瘦又小的身材。那一双眼睛尤其引人注目，明亮，温情，带一点羞涩，不过，每当她说话激动起来时，眼睛中就流露出一股火一样的激情。这是内奥米留给我的惟一健康的印象。初次遇见她的人，也会像我一样，把她想象成一个天真的女学生，绝不可能想到她不久前刚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
我发现我很难清晰地描绘出内奥米的信仰，因为连她本人都很少去思考她的信仰。或许，某种轮廓清晰的信仰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她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她与世界之间，不是一种语言关系，而是一种身体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我或许可以把她描绘成一个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被幻觉所缠绕的希伯莱先知以及一个俄罗斯的疯僧。她同时具有这三种人的气质。在她的幻觉中，耶和华和共产主义，恐惧和希望，爱和仇恨，疯话和预言，都神经质地重叠在一起。
金斯堡家的人的血液里仿佛都潜藏着某种精神方面的疾病。他们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以致经常被自己的幻想召唤出来的种种幻觉所困扰，另一方面，又过于多愁善感，仿佛人世间的任何不公正，都会立刻唤起他们同情的眼泪和从正义感而来的愤怒。尤其是内奥米，把想象力和多愁善感的家庭性格特征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并在这个临界点上崩溃了。这一家人彼此之间本来应该非常和睦，因为他们对亲人都怀着发诸内心的爱的愿望，然而，某种病态的气质损害了这种愿望。
在这个家庭里，惟一给人以沉稳之感的是内奥米不幸的丈夫路易。或许，他还有一点刻板和平庸，对一切规章制度怀着一种适当的敬意。当初，他迷上内奥米，是因为她那一双充满热情的大眼睛，只是他那时还没有弄明白这种热情的性质，错以为这种热情会使他枯索的生活增加一些趣味。谨小慎微的路易令我联想到了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当初的情人伊姆雷，一个贩卖肥皂和明矾的美国商人，按伍尔夫的讽刺说法，他追求玛丽，本来是想抓一条小鲤鱼玩玩，不料却钓上来一只大海豚，这玩意儿不由分说，把他带到滚滚波涛之中，弄得他晕头转向，只求早点摆脱出来。无疑，路易是爱内奥米的，但内奥米疯狂的东跑西颠的理想主义二十年来伤透了他的心。有一次，艾伦回纽约，走进家门时，发现父亲一个人寂寞地坐在卧室里，听到后面的脚步声，从书桌旁的椅子里回过头来，艾伦看到了一双涌满眼泪的通红的眼睛。路易再也忍受不了内奥米的疯疯癫癫的理想主义，只得远远躲开她，在一个不那么有热情的女人的怀抱里寻找到他渴望了二十年的那份安宁。在二十年晕头转向的生活后，他惟安宁是求了。但内奥米对他的离去似乎并不感到在意或难过，很快就有了男友，一个名叫艾莎克的意大利裔医生。内奥米不属于那种经常反思自己生活的人，毋宁说她总是还没来得及思考就一步跨入了生活，并以自己的多愁善感和疯狂的想象力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与路易不同，内奥米的妹妹艾伦娜是一个恬淡隐忍的女人，性格非常柔弱，像“一只胆小的老鼠”（内奥米描绘艾伦娜）一样生活在内奥米家里，郁郁寡欢。在一次不知什么缘故而起的狂怒中，暴躁的内奥米一脚踢在艾伦娜身上，使她因惊恐而病倒。内奥米有一种奇特的幻觉，觉得艾伦娜是一个安插在她家里的间谍。可怜的内奥米那疯狂的脑袋中不时地浮现出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罗斯福这些迫害者的影子，仿佛是他们派来了艾伦娜。可怜的艾伦娜就这样在内奥米的怀疑症和尖叫声中度日如年，患上了心脏病。每当内奥米半夜冲进艾伦娜的房间，对艾伦娜的间谍活动进行一番突然袭击时，被惊醒的艾伦总是赶紧跑到姨妈的房间，费很大的劲把母亲推出房门，顶在房门外面，隔着房门朝她哀求：“别再折磨艾伦娜了！”透过门缝，内奥米惊讶地盯着自己的儿子看，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如此天真，如此呆傻，居然没看出“艾伦娜是一个受命于人的最坏的间谍”。我不知道内奥米在那些神志清醒的片刻是否还记得她对艾伦娜说过的难听话，她白天身着黑裙在纽华克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研究美国，晚上回到家里，悉心照看病殃殃地躺在卧室里的艾伦娜。然而，一旦幻觉重新抓住了她，她又会把几分钟前的姐妹深情忘得一干二净，仿佛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在房间里安装了无数窃听器的间谍。艾伦娜的心脏病日甚一日，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了。艾伦最后一次去看她时，发现她像“一条放久了的鱼”。金斯堡家的人把艾伦娜的死归因于内奥米，但他们谁也不向内奥米说出这一点，似乎这成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家庭秘密。至于内奥米怎么看待艾伦娜的死，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她自己也已经病得不轻了，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只想远离人世。
如果说神智不清的内奥米在丈夫身上看出一个顽固的守旧者的形象，在妹妹身上发现了间谍的影子，那么，她把两个儿子当作了自己的同志。两个儿子都是孝子，对母亲深怀着一种眷恋和敬意。小儿子尤金性格不那么突出，他先是在纽华克研习法律，后来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回到了母亲身边，一边照顾她，一边在纽约大学继续法律学习，课余就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拦截年轻女人，用几杯咖啡换一场云雨之欢。艾伦发现他似乎变了一个人，郁郁寡欢，沉默寡言，而且，也消瘦了许多。内奥米开始让尤金感到不自在，因为，在路易离开了她而那个意大利裔医生尚未到来时，她把自己的儿子们当作了色欲的对象。她有时对着月亮摆出她一九二○年时的姿势，有时则在隔壁房间的床上半裸着身体，好让儿子们走进房间时，看到她的裸体。她那混乱的充满幻觉的脑袋里，一定把尤金和艾伦当作了一九二○年的情人。尤金终于忍受不了，从内奥米那儿搬出来，住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间房子里，离哥哥近一些。那时，艾伦正在哥伦比亚大学。
在艾伦眼里，内奥米不是一位母亲，而是一个妹妹。他这种感情上的错乱，源于他想入非非的想象力和对母亲的情人似的崇拜。在金斯堡家里，艾伦发现自己和母亲最谈得来，和她也最亲近，仿佛她是自己的化身。在那些周末，他从哥大回到家里，在卧室里与内奥米进行着彻夜的谈话，话题是神学、托洛茨基以及美国，等等。“房间里充溢着神学中的兄妹之情。”艾伦后来回忆道，“我们在永恒的希望里彼此大叫，我穿着哥大的校服，她也脱得差不多了。”这句话里透露出母子之间的那种暧昧的感情。艾伦无疑从内奥米身上看到了一个圣者的形象。只是这种感觉，常常会被内奥米某个引诱的姿势所破坏。有一次，内奥米甚至仰面倒在床上，把衣服往上掀到了腰际。看到内奥米肚皮上因阑尾切除手术而留下的“缝合的针线在脂肪上绷紧得像肥厚的拉链”以及“夹在双腿间的粗破的长唇”，艾伦感到浑身冰凉，后来还呕吐了一阵。“她需要一个情人”。艾伦想。然而，或许正是这一次的经历，使艾伦从此对女人失去了兴趣。他后来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内奥米似乎并没有感到这一点，甚至在她去世前，还寄出了那封牵肠挂肚的短信，让艾伦找一个好女人结婚。
那么，内奥米是一个好女人吗？她那疯狂的理想主义没有改变纽约的一草一木，却毁掉了自己，还毁掉了路易的安宁、艾伦娜的健康和尤金的纯洁，并让艾伦消沉。然而，这些被她的疯狂毁掉的人对她怀着怎样一种眷恋呵。哪怕是离她远去的路易，也牵挂着她，一直给她寄支票，还写信给艾伦，让他回家看望她：“我求你，听听妈妈的请求。”他们尽管饱受了她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可依然爱她。既然她的亲人们都这么想，我们有什么道理说她不是一个好女人呢？
“我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的确是美丽的心灵。”内奥米自言自语道，她那时正在对付房间里飘着的希特勒的幻影，她对着这个巨大的阴影挥舞着小小的拳头，毫无畏惧。那时的她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许她一辈子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真诚，而且，的确，她的热情是真诚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不能说，她在疯狂中所做的一切，仅是与她自己的想象所虚构出来的那些幻影的一场没日没夜的搏斗。当她的同时代的男人们还陶醉在“爵士乐时代”的安乐闲适中时，她却像一个女巫似的看到了这个时代拖在身后的巨大阴影。我们得怀着俄国人看待疯僧的那种态度去看待她，因为她的疯狂潜藏着不那么疯的人察觉不到的重大信息，迟钝的人要到六十年代才会看出她的疯狂中包含的预见性。在内奥米生命的最后一刻，往日的一些片断闪现在她的疯狂的脑海里：一九二○年她的那张脸，病床上艾伦娜消瘦的形体，路易无声的眼泪，尤金痛苦的表情，四处流浪的艾伦，等等。这个时候，一个不安的念头会突如其来地抓住她，她隐约地觉得自己毁掉了一个家。这个念头后来就缠住了她，像一个可怕的东西，要摧毁她几十年对自己的信心。她那总是失去控制的想象力和怀疑症，使她的病房里飘满了亲人的影子，觉得他们一个个凶狠地盯着自己。“我不是坏女人，别杀了我！”她惊恐地喊道。这句因恐怖发出的喊叫，使内奥米的亲人们心酸地流下了眼泪。
内奥米，没有人把你看作是一个坏女人。你只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你的艾伦从你身上看到了《圣经》中那些希伯莱女人的影子。你的身影出现在《祈祷》的诗句中，犹如那些闪动在《圣经》中的希伯莱女人的身影，疯狂，虔诚，充满了爱，而又那么不幸。长岛上那座白色的坟墓里安息着你瘦小的遗骸，而你不安的灵魂徘徊在《祈祷》的诗句里，安息在艾伦充满敬意、爱恋和回忆的祈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