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2期
纸上的博物馆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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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革博物馆”建不建是无所谓的，如果这指的仅是一幢建筑物的话。虽然文革时期鼓励人们引用的大量警句中，真正雄强有力、颠扑不破的看来只有这一句——但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臂戟指，说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现在好像已经不这么鼓励了，现在希望我们牢固树立的似乎是这样的认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前进。我是根据“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猜出这个意思的。
如果我们民族还不具备直面过去的精神力量，建在地上的博物馆，与建在空中的楼阁，实在也没有多大区别。何况，真正的文革博物馆，未必需要权威的力量，甚至未必非得具有传统博物馆的形貌。我相信，参观古拉格群岛与阅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后者更能反映苏联大清洗的内幕，更能说明当权者的无道、人民的苦难和尊严，因而也更具有博物馆的内在本质。在了解历史真相的诸种途径中，读者的身份较之观光客的身份是毫不逊色的，文字的力量，从来不在具体实物之下。实物会损坏，语言则能传之久远。在俄罗斯，当索尔仁尼琴们通过文字再现了“古拉格群岛”之后，再建一个“古拉格博物馆”，也许反成了不急之务。灾难被铭记了，罪行被审判了，死难者再也不会被忘怀了，凶犯则永无越狱可能地被文字囚禁了。这是纸上的博物馆，它来自民间，代表正义。它以地火的方式运行，所到之处，民智为之开启，正义为之燎原，权奸为之战栗，如果有谁执意扑灭它，那就烧破他的衣襟，照亮他的狰狞，焚毁他的宫廷。
回到中国。文革过去二十多年了，不管有些精英先生如何抱怨民主进程的缓慢，我们仍得承认，中国已经朝着好的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她会越来越好。地上的文革博物馆虽然迟迟没能建立，纸上的文革博物馆，还是有机会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我读李辉的大作《风雨中的雕像》所产生的一点感想。
从研究巴金崭露头角的李辉先生，又继余秋雨之后在巴金父女旗下的国内王牌刊物《收获》上任专栏作家，自不难一举奠定其实力派中生代学者的地位。李辉的工作方式似乎是这样的：出于对文革的强烈关注，对历史的崇高责任，他选择了陪历史老人（或历史老人遗孀）谈心的方式介入文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角度，通过对当事者的采访，他有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的现场。如果材料真实，剪裁有力，叙述严谨，分析深刻，他至少有可能为我们在纸上重建文革博物馆的某个分支。该书没有序跋，我们无从了解作者的种种题外话。但寥寥百余字的“内容简介”，好像也给了我们足够的期待。全文如下：“本书以凝重的笔触，记叙了十一位富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如邓拓、吴晗、田汉、老舍、胡风、冯雪峰、赵树理、萧乾等，并通过他们的遭遇，发出深刻、深长的感叹，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和别具只眼的议论，读来动人心魄，发人深醒”。（按：末字写错了，应为“发人深省”，另外“富有”也下得轻佻了些，说“具有”就可以了）。扉页上的题记更是“动人心魄”，让人不禁联想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入口处。格式如下：
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
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
——谨以此书献给在那个年代中受难的人们
然而，读完全书后再以自己的印象加以对照，我可说作品没能兑现“简介”中承诺的内容，更遑论“作者题记”中承诺的情感了。“凝重”的笔触无从捕获，“深刻”或“别具只眼的议论”难得一现，“鲜为人知的史实”虽有，却大半淹没在不加节制的“深长的感叹”中。可以说，我翻开书卷正是“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阖上它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作者掌握的史实，用以抒发情感，舞文弄墨，固是不虞匮乏，用以揭露真相，创建“纸上的博物馆”，则远远不够。何况，有些“史实”的功能还主要是情趣性的，展览性的，它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作者作为一介文士的个人趣味，而不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古拉格群岛》的读者会轻易地发现，李辉为了描写一个人搜集的材料，我们在《古拉格群岛》近两千页篇幅中任选一页，都比它来得丰富和沉重。
我知道用索尔仁尼琴的标准拷问李辉先生，可能是不公平的，正如我们不该用托尔斯泰的标准责备老舍。这是由我们民族自先秦轴心时代以降长期奉行奴性教育这一事实所先验决定的，我们民族的思维机体里缺乏锻造自由精神所必需的条件，身心两方面均不具备抵受思想高温的内在素质。我也知道国内《古拉格群岛》的读者非常有限，这将使他们视我的比较为多余和苛刻。但是，两者处理的题材是完全相似的，两者面对的人类遭遇和集体命运是共通的。索尔仁尼琴就不惮于在作品中比较一下中国的文革，正是他提醒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在面对那些永远从大地上消失的冤魂时，对死者的敬重已无法使人顾虑其余，我不能过多地站在为李辉辩护的立场上，从道义上我也更应该从胡风、老舍、邓拓等长逝者的立场上进行考虑。因为，一旦打开他的书，我们的目标就是共同的。在这里，尽可能充分地写出那个时代的邪恶特征，将是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读者的唯一企求。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李辉掌握更多的材料，展开更深入的思考。如果“深刻”与否取决于各人的学养造化，但态度上至少应该更冷静一些，笔墨也必须更庄重一些。
作者的学识功力，远在他笔下大多数人物之下，至少远在邓拓、老舍、胡风之下。作者希望自己最终能理解他们是一回事，对自己理解力实际上非常有限这一事实不断持警惕态度又是一回事。这没什么丢脸的，即使让弗洛伊德来解释邓拓、老舍自杀前的心理，估计他也会百般慎重，压低着嗓门说话，尽量付诸探讨的口吻，决不敢轻易断言自己寥寥数语的判词已成不刊之论。然而李辉是豪迈的，他习惯于在自己的例子还没有产生足够说服力之前，抢先宣布结论。在该书中，我们不断听到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向读者担保：“这就是邓拓”，“这便是邓拓政治家的本色”，“这便是生活中的冯雪峰”，“他（萧乾）就是这样一个人”，与此同时读者却觉得还完全没到时候。在传主面临重要的人生转折、急剧的情感跌宕之时，作者不是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地试图凑近他，细看他，尽可能争取理解他，而是在粗率地引述了几封书信、交代了几桩轶事后，匆忙下出结论，或将主人公如此一言难尽的心路历程，用自以为法力无边的粗暴句式简单归纳。常用的如：“可是，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胡风”，“然而，这绝非邓拓毕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希望的。”“拥有这样的性格，他（冯雪峰）才有可能在有限的思想区域内，保持独立思考的个性，不甘平庸，不甘麻木。”对结论的兴趣，使他对微妙的过程、具有说服力的细节常常显得不耐烦，习惯于一跳而过。他甚至忘记了，在这种性质的作品中，结论未必是必要的，未必是必然要由作者负责提供的，它更应该自然地隐含在事件的展开过程中，隐含在对细节准确、冷静、客观的描述之中。读者要求的是：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而不是把你感受到、联想到的告诉我们。当然，如果有真知灼见，说一说感受也无妨，但不宜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使叙述的沉静风格受到损害，使历史本身的凝重沦为轻滑文笔的牺牲品。作者曾在文中见缝插针地补充道：“我们没有他们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站立在岸边看历史风景，可以让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冷静。我们是根据业已发生的历史来做出判断，种种历史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却有可能被忽略不计。某种程度上，置身于外的人，或许永远也走不进历史深处。”既然有此一贴清醒，笔墨中不时流露出的言语道断，自信神色，又所为何来呢？
作者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担心，用滞重的笔，描述那么一些显得沉闷显得枯燥的往事，对于读者会不会是一种阅读的折磨？可是，一次次，我又不得不无奈地这样做。”我要说，你多虑了。坊间尽有缺骨少筋的读物，怕受折磨的读者也许见了你扉页上的题词就会吓得作鸟兽散，你没必要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市场大得很。你要考虑的是那些勇敢的读者，他们在购买前多半已经具备尼采所谓的“一口好牙和一个坚强的胃”，他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读你的书压根就没想过找乐子，他们走进追悼会现场可没打算听点轻音乐，他们打开书籍前会挺起胸膛，然后自言自语道：我准备好了，来罢。他们怀着对历史的真诚、对文革的关注、对生命的敬重、对未来的责任而来，你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无愧他们的期待，而不是像一位殡仪馆的化妆师那样，对死者来点修饰，涂点口红，唯恐把读者给吓坏了。坏就坏在你有这样一个“担心”上，于是，在你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过多的曾经流行在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笔下的“抒情插笔”，这边来点音乐，那边放朵小花，与死者的庄严、历史的沉重完全不般配的种种笔墨纷纭而至。结果，怕受折磨的人已预先逃离，准备接受折磨的读者，反而受到了完全相反的折磨。说句实话，读他的大作时，所有那些“深长的感叹”我基本上都是高速掠过的（它们至少占了一半篇幅），而读《古拉格群岛》时，我可像个校对员那样，不敢怠慢一个字。两相对照，我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文革与苏联的灾难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就像索尔仁尼琴认为沙皇的监狱与斯大林的监狱完全不具备可比性一样。（“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妻来探监”，“一九三八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察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但这个感受严格地说是不该产生的，中国文革的当道者只是比斯大林稍少一点屠杀的兴味而已。作者的殡仪馆化妆师角色还体现在对死者的过分宽容上。一死可以捐万恶吗？不，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历史，我们谈论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不应忘却”，准乎此，对这些文革的受害者多多少少还曾是文革的参与者、鼓噪者甚至迫害者这一事实，就仍有必要秉笔直书。存在于这些优秀人士体内的精神蒙昧（老舍、邓拓、赵树理、胡风，都有程度不同的蒙昧乃至思想的罪愆），更不宜搁置不提。全民族精神层面的极大蒙昧，私意以为正是文革得以有效发动的最大基石。谈论它，即使内心充满同情，充满苦痛，充满不忍之心，仍然坚持谈论它，才是真正负责的历史研究。中国的文革和苏联的灾难一样，都是良莠并陈，优劣混交的，这既体现在卢宾卡监狱、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秦城监狱、民间牛棚会同时关押刽子手和被迫害者这一事实之中，也体现在每一个被迫害者体内同时具有清醒和蒙昧这一双重心智的事实之中，而且通常情况下，似乎还是蒙昧的成份多，清醒的成份寡。
李辉令我不快的，还有他在面对传主时，始终洋溢着旺盛的自我造型渴望。这也许是他刻意追求的风格，但在我看来，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有“搭卖”嫌疑。如果说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大量自我造型还具备文体上的必然性，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张扬人间正义，揭示个体命运的《风雨中的雕像》，则应在最大程度上拒绝让自我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登场。书贵有我，但此处的“我”恰恰应不动声色地隐约在对传主的忠实再现上。好像一位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学家，他在面对刚刚出土的陶制战士时，必须加倍小心，屏气凝神，以便剔除多余的附着物，使那尊真实的雕塑得到完全重现。他的“我”，正体现在这份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之中，他可不能边干活边哼哼着小调。事实上只有在他以这种态度工作时，他作为“我”的价值才反而能够得到突出显现。在李辉《风雨中的雕像》里，所谓“深长的感叹”，相当程度上就是作者的自我登场。由于对自己的白描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对自己徒手在风雨中塑造雕像这件工作的艰巨性缺乏了解，由于他一面担心自己的笔墨“对于读者会不会是一种阅读的折磨？”，一面自己又率先承受不了这份折磨，遂在“因共鸣而动情，因动情而笔墨酣畅”的借口下，转而搁下传主，回归自我，搁下历史，回归当代，在无关痛痒的领域大肆地“笔墨酣畅”起来。他喜欢向你谈谈自己与邓拓在工作上的缘份，他“没有去了解胡风与路翎重逢的情景”，因为那个“一定是令人揪心的瞬间”，我们的作者是“不难想象”的，他相信自己只要“冷酷无情”地驰骋一番想象，或者读读绿原翻译的里尔克名诗《豹》，就能说出那个“遗憾”，就能煞有介事地写出下面这番宏论：“这是我‘沧桑看云’时不断浮现于眼前的景象。不能不面对它们，不能不描述它们，同时，又不能不为之惋惜为之慨叹。人们是否仍然走不出昔日的阴影，同样的景象是否会再现？人们是否还需要思想之外、文学之外的东西来获得刺激和亢奋？新的对象是否又会被选定，然后以此为焦点不同的人重又汇聚在一起，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耗生命？”——大哉宏论！难道出现得不是太早了些吗？难道它真能取代那些因为作者“没有去了解”而遭忽视的历史“情景”？他写得太少，说得太多，他不知道在这个场合，冷漠地描述细节，记录真相，其力量远在纵横捭阖的议论之上。你可以“因共鸣而动情”，却不该“因动情而笔墨酣畅”。这里需要的是节制，是冷静，外科大夫似的节制和冷静。
看来，除了作者的思辨能力和文学能力（主要是白描能力）明显不够外，更真实的情况是，他的精神结构承担不了情感模式的重压。一切都缘此而来。作者过于多愁善感，这一在诗人行里颇可称道的天性，在历史家的领域恰恰是多余的，坏事的。他相对脆弱的神经被历史惨怛的真相弄得崩裂了，变形了，在文字应该以无声的方式运行的时候，我们经常意外地听到作者那与事实相比永远显得多余、浅白的“言情派”表达。当我们不再感到意外的时候，作品的感染力也已大打了折扣。这是文风问题吗？不完全是。虽然作者太过喜欢煽情，但不客气地说，他的煽情能力本没有大到不可割爱的程度，他本该精打细算，节制点用才是。这是技巧问题吗？看来也不是。我认为这是精神结构上的缺陷，理性力量的不足，言情文字的泛滥，白描手法的阙如，只不过是该种缺陷的外在体现。由于对史实的力量缺乏基本的尊重，遂误以为自己“深长的感叹”可以补叙述苍白之不足。这是锦绣文士的招法，这类招法用以写写文人轶事，市井掌故，固然非常称手，用以表现巨大、深重如文革的人间浩劫，说轻点也是非常不谐调。《书屋》的读者都知道李南央的名字，因为他们读过她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两者对照，我们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之所在。
本文当然不是对李辉的指责，不，所有从事纸上文革博物馆建设的同志，都会赢得我发自肺腑的尊重。但鉴于文革是全民族共同的灾难，反思文革是全民族共同的母题，责任太过重大，使命太过艰巨，我们难免也会得寸进尺地要求建设者做得更好一些。这不是我作为一介读者的苛求，而本应成为我们和作者共同分担的责任。另外，李辉大作中显示出的文风问题、技巧问题（我说过，实际上是精神结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的文革题材作品中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严峻的历史困境是：中国有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却迟迟没有纸上的《古拉格群岛》，这与其说是执政者的失职，还不如说是人民自身的失职。本人不便向有关部门进言建设“文革博物馆”，我只向作家和所有能拿起笔来记录文革的人冒昧献计。你们首先要神经坚强，对这份坚强永远只能持怀疑态度，而一次也不该误以为自己已经过份坚强了。在这里，记忆比想象力更为重要，在忠实面前，所有的修辞手法都得让路，除非它们能保证对历史的绝对臣服。情感是需要的，但不该凌驾于事实之上。压抑、沉闷乃至苦痛、绝望的笔墨是不必回避的，既然那曾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写罢，以你坚强的神经进行写作，如果一时找不到别的风格，那就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写，像加缪写《鼠疫》那样写，但请别再像李辉那样写。
风雨中的雕像，应该能在风雨中历千年而不坏。
请原谅我苛刻的“酷评”。
（《古拉格群岛》群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二版，定价96元。《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定价2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