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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作者：李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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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我这个一九一七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这二十年来，幸亏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生活不健全，我以为仍是跛足前进，并导致腐败现象丛生，人民对此是不满意的。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技与经济的竞争日趋剧烈。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经济竞争力却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湾居前十位)。这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呵!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埃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终于取得了一九四九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以及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计划经济，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三十年弯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灾难，几乎走上一条绝路。而那三十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人文突飞猛进的年代。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耄耋之人，余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难涉，常常只有回顾与反思。反思种种经历，走过的道路，哪些事还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一九九七年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随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我现在想谈的、还是同防“左”有关的一些感想、先从个人有关的经历谈起。
重视历史经验教训
应该说，从抗战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风、自己的经历还算比较顺当的。当年接受党的教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为抗战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一九三九年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会议。听王明、博古作过报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原版书，印象很深，如同讲坛上的迂腐教授，当年并不喜欢这种搬书本的教授。会后和胡乔木到湖南检查工作，转了一个月。当年我在地方上“红”了(即暴露了)，南方局决定调我到延安。又同胡乔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一九四一年调到《解放日报》。我的遭遇还比较正常。
一九四一年，整风运动先在党的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其在内战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听说批评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由于发生了王实味等问题，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境外倒是有了这种书。我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我以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问题。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根深蒂固的问题。
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里整的严重后果。内战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三个地区误杀了四、五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杀得自己站不住脚的。
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肃反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说什么延安党政军机关“特务如麻”，毛泽东也曾一度相信，随即扩大到华北、华中所有根据地。当时沿用刑讯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区的“红旗党”，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变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一九五○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一直到“文革”，政治运动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三百八十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单位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一九七八年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出现好多“万言书”、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攻击。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尽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形势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到了晚年尤其恩格斯，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恩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欧，怎么可能一概适用于几十年百年后的东方和全世界呢。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直至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痛苦，而更快地导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时期的设想，竟为东方革命国家一一实践!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曾匆匆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垂死阶段这一结论，似乎资本主义的寿命屈指可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时还提出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很长期的过程。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历史实际的正确政策。可惜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新认识，加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不成熟，遇到困难就搞阶级斗争，搞肃反，实行镇压政策。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一边倒”，仿效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死抱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已经过时的观点，生搬硬套。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遵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颠倒了。战争年代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搞三三制；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合理的发展。他还谈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就被他自己抛弃了，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搞“一天等于二十年”，搞“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直错到十年“文革”，到“崩溃的边沿”。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端。
其次，“左”的反复出现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体制问题(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做好，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了。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治的国家。旧社会的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客观形势使然，当时不能不这样做，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第三，从文化层面上讲，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斗争，法治难于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不讲科学规律，排斥法治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包含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思考，平等的争论，最终是实践的不断检验。科学精神有赖于民主精神，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权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各种建设、各个方面不犯错误，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们过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于是导致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定于一尊，一个人说了算。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种习惯还难以彻底改变，还出现同科学精神相反的“新权威主义”热。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总脱不了钩。
第四，“左”似乎有一种“惯性”，“越‘左’越革命”，作为一种“生存意识”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倾危险，“左”倾保险的传统观念，至今总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被告诫要“夹住尾巴”；犯左倾错误的人总被提拔重用，“文革”时造反派人物有些依旧升官跑红。因此“万言书”不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相反，强调一下反“左”，强调一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下党和国家都应该走上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就会被认为“自由化”了，不利于“团结一致”了，就要封锁其发言权，乃至让其自谋生路。
总之，民主、科学、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靠，我们必须坚定不渝，贯彻到底，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防“左”与略谈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战争年代，我们熟读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可以说佩服的五体投地。实际上，今天我们需要从新认识的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也已经接触到并有了初步解决。例如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发展经济，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等等。可惜，这些属于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建国以后，都被他亲手抛弃了，反而在“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了十年“文革”，天下大乱做到了，经济到了临界崩溃边缘，走上了一条绝路，天下大治有待后人。
当然，总的来说，建国之前，毛泽东比较谨慎，比较实事求是。客观上的原因是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在这个时期，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长期同“左”倾教条主义即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开国之后，情况大变。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最没有知识，远不如工农；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早年思想中“左”的东西抬头了；晚年“左”倾错误发展了，最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高呼“四个伟大”，最中意的是“伟大导师”，这也是早年“君师合一”的思想。
总的来说，开国以来，毛泽东对如何在一个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的问题，一直采取了“轻敌”的态度，一再急于求成，不能不犯“左”的错误。五十年代初，土改完成，认为封建主义已经解决。开始建设，争取苏联援助，沿用苏联模式。虽然《论十大关系》想摆脱苏联某些影响，走自己的路，但总的方向仍是从苏联那里来的：认为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时刻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认为今后的斗争对象与要消灭的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硬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于是，紧锣密鼓，反右派结合反“反冒进”；几年间就能超英赶美，幻想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了几千万人。仍然不接受教训，转而从经济运动完全转向政治运动，认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期间为整个过渡时期，一直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终于不可思议地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要消除“身边的赫鲁晓夫”，发动“文化大革命”，真正搞成了“天下大乱”。
应当说，关于经济方面的知识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毛泽东是太生疏、太不理解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厌恶，恐怕还是源于马恩早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和残酷，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能扩张性，而很少注意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和不断变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他似乎注意到了中国还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面，但革命胜利很快到来，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追赶苏联，完全不顾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在西方所起变化，盲目估计世界形势，苏联卫星先上天，即“东风压倒西风”，以为社会主义阵营会很快战胜资本主义阵营了。于是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成为头号要打倒的敌人，而忽视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没有肃清，自发的小农经济思想占优势。毛泽东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没有到过西方国家。他个人的经验主要在战争年代，以打仗和政治斗争为主，他非常熟悉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帝王统治之术；经济方面只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条，又不幸地以为搞经济难道会比打仗还难吗?于是过分迷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迷信“发动群众”的威力，直到总觉得自己才是一贯正确。于是经济上无视实际，以浪漫主义之要求而令全国立刻见之于实际。当然，也还由于有这样的土壤，历史造成中国老百姓太听话，如鲁迅所言，习惯于当奴隶乃至当奴才，知识分子也是如此，敢讲话的也被整得不敢讲话了。三年“大跃进”死了多少人？保守的估计有两千万以上啊!我当时在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后来田家英等人听说我在挨饿，向李富春反映，才把我调回北京。回北京前先调到虎林镇上电厂劳动，在那里可以买到泥鳅，六毛钱一个的鸡蛋，才免于一死。我体会到挨饿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轻描淡写的检讨。刘少奇却说了真话，“饿死人是要写入历史的”，饿死那么多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林彪跳出来保护毛泽东，把一切错误推在“不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说法，非常满意。在损失如此大的关头，毛泽东仍未转弯，一意照既定方针办，不愿吸取教训；以后直至发动红卫兵来解决刘、邓问题，这是不可思议的。
狱中的思考
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劳动。五月间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来人，要我交代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问题。我跟来人说：“他们不危险，危险人物是陈伯达。”我请他们带信给周恩来。后来他们再次来，将我给周的信退给我，说不能转交。随后十一月十一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住单人牢房。西方的狱政，除死刑外，与世隔绝的长期单监是—种最残酷的惩罚。被囚者会因此丧失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导致神经错乱。在延安时听说过这样一件事：王若飞在国民党监狱单监五、六年放出来后，竟叫怀表为“锅盖”。原先我以为关的时间不会太长，后来看见监狱中有起重机在运作，知道还在扩建，必须作长期打算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问题何在。
开始几年没有书看，最后三年才允许读马、恩、列全集和鲁迅全集。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除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学习做旧体诗词。开始时是即兴口占，随作随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我一瓶紫药水和几根药棉签。灵机一动，发觉可作“奇墨怪毫”。于是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偷偷地将“一箩筐酸果子”——几百首诗词录在自己的《列宁文选》(两卷集)上的空白处。后来诗集出版，题名《龙胆紫集》，来由即此。
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狱中诗词，有一部分很含蓄地反映了我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思考。
高天云气暖寒斗，大地飙风南北旋；
节令更时旋斗烈，书生常在覆翻间。
这是写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动荡不安的命运。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几乎不承认相对的平衡，不懂得阶段稳定性的必要，总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万景冬来成一色，百花春到总千颜。
四时风物人殊好，独爱冰封未免偏。
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人是各色各样的，应当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允许人们有不同的个性，允许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批评普鲁士政府控制舆论，禁止言论自由，也是以自然界花色各异为例的；晚年还谈过，党内必须议论自由。反右派运动中，大家知道，稍有不同的看法、说法、便遭戴帽之灾。
真理过头成谬误，伟大可咍差一步。
中西谚语意常通，莫贬过犹不及句。
伟大与可笑之间只差一步，这是西方谚语。事情做过了头，走了极端，伟大就成了可笑。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具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把什么事情都做得“翻天覆地”，其实很多事是渐进的改良的。
人皆有限识和知，心血来潮每自欺。
难免高明也失算，正如国手有输时。
这是不同意把毛泽东看成完美无缺的神人。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时代、知识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品德)。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过分迷信，再加上一帮起哄的人，使他不能不犯很大错误。
还有一些诗也是针对毛泽东性格的偏激，越来越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如：
看事容易作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
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囊倾一博然。
言行一致最为难，明哲时忘昨日言。
最是潮流难抵抗，搏鹏九万更昏然。
无择细流为大海，不辞粒土出高山。
船装万担因空腹，秤压千斤靠小权。
文火炖之肉烂香，频施猛火必焦黄。
和风细雨苗欢长，暴雨狂风禾易伤。
《龙胆紫集》中，有好几首歌颂毛泽东的诗，还有长诗，这些只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为止。
我在监狱中养成了理智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下来。长年独守空房，当时有条件想这想那，我有意冷静地思索，思索得很多。
我想到毛泽东的文化状况。前面已经提到，他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态度。人所共知，他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他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几乎毫无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为其所用，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负面的东西，如基于小经农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大同理想、平均主义等他是有兴趣也有好感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君权至上、乾纲独断，号令专行，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驾御策略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他也讲民主，说过要让别人讲话，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等等，但这只是居高临下恩赐的民主，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
我也想过必须尊重独立人格、尊重个人创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消灭人身和思想的依附，才能焕发自身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体育竞技、科学发明、文艺创作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可是毛泽东却以做秦始皇为荣、为傲。这是使人至今不解，并不能不为之浩叹的。在中国像马寅初、陈寅恪这样敢于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多；钱钟书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但表现比较消极。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变得服服帖帖，并务使他们人人具有“原罪”感，从而聪明才智受到巨大压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哀。我关在秦城监狱时，“文革”在我脑中如一幅这样的图画：毛泽东象个巨人那样站在天安门，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林彪，周围则是狂风落叶。
中国必须清算教条主义，必须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清算一切“左”的危害。
坚决贯彻邓小平一九八○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显得滞后。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同时，权力不受到限制，没有各种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丛生，甚至难以遏制。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个问题中有四个问题同邓小平《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就更复杂了。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此文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嘱咐》一书稿约，撰于一九九九年夏。现重新改写。二○○○年九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