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作者：李 辉 杜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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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况部分
李 辉：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 高：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个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收集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一九七九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 辉：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何看待它们呢？
杜 高：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十八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十八年后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新民晚报》发表以后，不止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作奇闻传布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 辉：这批档案截止到一九六九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 高：一九六九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十一月四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十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十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十一年六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妈”，我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十一年前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防空洞，派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万分。
一九七○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一九六二年五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一九六○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 辉：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 高：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 辉：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 高：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 辉：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 高：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二、 肃反部分
李 辉：八十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 高：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一九五一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一九五二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一九五三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二十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一九三九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 辉：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一九五五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 高：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作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一九五四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 辉：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 高：一九五四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作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做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 辉：能否把十二月八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 高：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弢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十九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时，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三十二岁。
李 辉：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 高：从一九五五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六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 辉：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 高：我在现场。那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 辉：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 高：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四十九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还想讲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里子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作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做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一九七九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一九四二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一九四○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 辉：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 高：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四十九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 辉：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