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关于革命及其他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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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朋友一再推荐下，我赶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找到黄纪苏先生，观看了《切·格瓦拉》（下称《切》）一剧。此前，我已听说由此剧引发的争议已列入二○○○年思想界十件大事之一，我也看过别人对此剧做过的不少好文章。但我还是有不少想法，却因为难成体系，故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一）我的一位学者朋友说，《切》剧有一个缺陷，就是人物处理简单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将人物脸谱化一贯是作为国粹的京剧的传统，红脸就是忠，白脸就是奸。《切》剧作者这样做是有传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缺陷，恰认为这是编剧的有意为之。《切》剧作者也说，“舞台上的人大体分做正反两类，正则场场皆正，反则场场皆反。一以贯之的是本质，所不同的是化身，就仿佛日照千峰，月印万江。”
　　我的理解则是，有一段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演艺，我们的确将人物简单化，也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于是，我们反思，反思后，将人物搞得极其复杂。尽管看来这符合现实中的人，但让我们很累：坏人让人恨不起，好人让人爱不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罪恶时，我们却发现找不到谁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想要斗争，似进入了“无物之阵”。
　　《切》剧作者在这场反映斗争与革命的剧中，重新将人物脸谱化、本质化，恐怕有这种考虑。但我又不认为这是简单地回到“文革”时期对人物的处理，而是基于反思基础之上的再反思后之举。
　　我想起在学校里老师常这样教导我们：读书分三个境界。第一种境界，书由厚读薄；第二种境界，再由薄读厚；第三种境界，重又由厚读薄。我还记得有一个所谓修禅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看待人与人性的问题上，我们许多人还在第二种境界：即由原来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简单划分，进入好人也不是好人，坏人也不是坏人之境，即所谓人性是复杂的；而《切》剧也许进了一步，在看人的问题上已臻入第三种境界吧。
　　（二）在讨论格拉玛号到底要不要启航时，剧中的反对者反复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人与人之间际遇的不同，是天定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你的反抗就是违背历史规律之举。或者套用“文革”时常批判别人的一句话：“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最后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就我自己的认识，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潮流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碾碎了一些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像胡志明、格瓦拉等等这样的“与历史对着干”的人物后，资本又重新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因而，与资本的斗争的确是“还没看到地平线的远航，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不合比例的对抗。”“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是孤岛对汪洋，是新生儿对四千年，是热诚对历史，是愿望对现实，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大漠荒滩。”所以，我丝毫不隐瞒自己绝望的情绪，尽管为一些人所讥笑。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去琢磨历史的大势，可以去投靠历史的机缘成就自己，可以漠视历史车轮下被碾轧的受害者的苦难，但独独知识分子不能。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使命就是进行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批判，以防止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强势话语对其他话语构成压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恰恰是要反潮流的。
　　再者，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具体的人的自由的尊重与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者应该知道，以什么“永恒的人性”、“历史的规律”为借口，以什么“历史代价”、“改革成本”为借口，掩盖我们这个社会中每一桩具体落实到弱者头上的苦难，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
　　也许我们与格瓦拉一样，是绝望中的反抗，反抗的也是绝望，但我们不负我们的使命，仅此就够了。
　　（三）全剧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其实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人间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
　　我想起这样两段话。
　　一段话是左翼运动领袖人物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是以这句话作为结语的。对于这句话，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想《切》剧的作者们是读懂了。马克思就是在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自由了，一切人才能自由。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一个不自由的人也许就是你我。所以，马克思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使命并不是着眼于本阶级的解放，更不是要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去再压迫其他阶级。她的使命是让世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
　　还有一段话是美国波士顿市政府对面犹太大屠杀纪念碑前马丁牧师的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这也是在说，如果我们可以不理会暂与己无关的苦难，下一个受难者就可能是你我。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是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的逻辑。而不是以原子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却常将这种逻辑据为己有。
　　（四）“历史只认硬家伙！”剧中反对革命者说。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历史是强者书写的，所以，是胜利者的历史。
　　对于纸面上的历史的公正性，我向来就不抱什么幻想。不仅仅因为是胜利者才有资格写历史，还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书写的，而且都有书写者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其中。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
　　但我又有一些乐观。这是在看完《切》剧的当晚回家我再次翻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得来的。卡斯特利奥与宗教领袖加尔文的斗争是“苍蝇撼大象”，注定失败。回顾这段历史，茨威格写道：“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的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为着永恒理想而牺牲了的格瓦拉，自己说“也许会被二十世纪冷淡，也许会被二十一世纪遗忘”的格瓦拉，茨威格这段话好像也同时是为你准备的。
　　（五）剧中有这样一段对白：
　　正C：革命不是已经胜利了么？
　　画外声：政权是夺取了，革命却刚刚开始！
　　正A：建设新社会是一场艰难的征战，几千年人剥削人压迫人的格局早已根深蒂固，稳如泰山。它打着“人性”的旗号，借助传统的力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在你想得到的前后左右，在你看不见的四面八方，对新天地施行反攻倒算。旧世界不仅在山那边、海对岸，不仅在你的瞄准镜里，在你的雷达屏幕上，它还隐藏在空气里潜入你的呼吸，埋伏在血液中流遍你的思想。当你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你很可能早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新”盖头揭开时，露出的也许只是旧嘴脸。面对旧世界的收买、围剿、招安，革命的股民自然高官厚禄大宅子小车子服务员保健员，很快实现了投资回报利益返还。他们经营的，哪点不是旧世界？只不过改了作者，换了封面，准确地说，是张旧世界的“盗版”。
　　对白完后，是一段关于“奴隶冲进皇宫做了奴隶主”的寓言诗。
　　这段对白突出表明，《切》剧作者对于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所谓革命的局限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的确，如果不认识到或不承认一次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旧制度的动摇是有限度，那么，《切》剧作者及其同道者是立不住脚的。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一书，讲来讲去就一个意思：法国大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后的一套，恰是法国大革命前都有的东西。
　　但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同样一种现象导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一种是反对革命的逻辑。革命之后，又怎么样？不过是老皇帝换了新皇帝、老专制换了新独裁而已，不如不革命。这是今天中国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的逻辑。
　　一种是不断革命的逻辑。正因为一次革命的效果是有限度的，而且旧习惯时刻可能复辟，所以，我们要不断革命。即使是取得了政权后，为防止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我们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否则我们自己会脱离人民，我们自己会以人民的名义忽视了人民，背叛了革命的理想，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毛泽东语）。这是毛泽东、格瓦拉以及《切》剧作者的逻辑。
　　（六）剧中还有这样一些对反革命者的诘问：“没有反抗，剥削会减轻么？！”“没有斗争，压迫会停止么？！”“没有革命，他们肯改良么？！”“没有农民一次次起义，会有历朝历代的让步政策么？！”“没有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战后会出现福利国家么？”
　　这些诘问讲出了这样的道理：尽管一次革命的效果是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对旧制度边际上的改进，但一次次的革命，最终总可以使旧制度面目全非。
　　我手边有另外两篇文字，我全文照抄，以佐证《切》剧作者。一篇文字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说的。当下，西方知识界几乎是一片“二十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历史已走向终结”的叫嚣声，而东方，也在忙于所谓“对社会主义进行反省”。此时，这位教授写道：
　　在对社会主义一百五十年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留有余地：实现最终目标方面的失败是伴随着实现部分目标方面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来的。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尽管尚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导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一百五十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方，这样的惨事也越来越罕见了。这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七十二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三十六个小时，这又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一九○○年，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中的贫民区，孩子们还仍然光着脚走路。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这也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顽强努力，最终提高了职工的素质，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识、教育、人的尊严和自信。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他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这种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凭良心都无法否认的。人们不能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徒劳无功，尤其不能说劳动群众为改善自己命运所作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已使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另外一段文字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西班牙前副总理阿丰索·盖拉说的：
　　如果以充分的历史眼光和适当的理论准备来对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它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影响作一次当前的总结，那么，我们就得抛弃一些肤浅的偏袒的评价，而应该承认，对进入这种解放理想的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成熟水平。如果对最近一个世纪工业世界中所产生的进程进行严格的客观的分析，就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伟大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进行政治战斗时，已取得了道义上与政治上的胜利。今天，谁也不敢真正维护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所依据的特殊道德前提。甚至最固执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也坚信，在当前社会中上述模式绝对行不通。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导致野蛮竞争、允许商品对人拥有价值优先权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从一般实践领域，都遭到了失败。从政治观点看，这种失败明显表现在大多数发达社会中各劳动者阶层和最贫困的社会集团所争得的社会福利、劳动权利与经济等方面的成就。
　　所以，格瓦拉的牺牲是有其所得的。最虚伪的资本主义作家都对自己的主子说：这些人身上流出的是血不是胭脂！
　　（七）剧中最后有这样一段：
　　鼠辈甲：格瓦拉，把你那半棵雪茄给我吧，我好为大麻海洛因做广告。你就是商机。
　　鼠辈乙：格瓦拉，把你的肖像权送我吧，你的像我要印在衬衫上卖给所有长青春痘的三青子楞小子，浪漫女性也争取一个卧室给她们丫贴一张。你就是资本。
　　鼠辈丙：你的传记我包了，你是二十世纪的浪漫骑士，现代社会的古典游侠。关键是女的，你跟那个德国女游击队员没那么回事也有那么回事。
　　而剧一散场，我就听一位中年人操着难听的京腔说：“你丫的装什么孙子，不也是在靠炒格瓦拉发财吗？”
　　商品社会最成功的一招，也是让本来想超越利益关系的知识分子最无可奈何的一招，就是将你反对商品社会的声音也视为了商品，而客观上，在这个社会，无数反商品的声音也的确是商品，一定程度上，你反商品的调门越高，商品社会越觉得你是一个财源，靠反商品社会的声音发财比唱流行歌曲还容易发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无从判断《切》剧作者人格的人来说，他显得如此刻薄，是有理由的。
　　其实，商品社会如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韩毓海先生在一篇名为《资本主义与受虐狂》文字中说，今天，“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一切揭露资产阶级的隐私和癞疮疤的先锋派却因为他们的工作发了财，咒骂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大买卖，批判资本主义成为西方文化最大的媚俗之一，靠榨取成千上万的工人血汗发财的福特基金会，也出钱来资助那些最会挖资本主义隐私的文化批判学家和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派，请他们著书立说，日资本主义八辈祖宗”，这就是弗洛依德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具有受虐狂的本性，“资产阶级这妓女，谁干它它便跟谁好”“当弗洛依德揭示出资产阶级的受虐狂的本性之后，所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陷入如下的尴尬：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施暴与批判都不过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快感的话，那么这种批判，这种批判的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一定意义上，《切》剧作者面对的尴尬，也是这样的尴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一个社会被商品与资本异化为不以耻为耻，反以耻为荣时，要想避免这种尴尬，除非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一次集体的再颠倒。而这在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七）《切》剧的最后还有这样一段：
　　鼠辈丁：你的行为被我破译了：支──气──管！你两岁就得上了支气管哮喘。一犯病自然就喘不上气，喘不上气自然就瞧什么不顺眼，瞧什么不顺眼自然就要闹事。我观察了七年兔子，研究了八年耗子，看人眼毒着呢。
　　这实际上是用生物学与遗传学的观点在解释格瓦拉的革命行为。
　　我总以为，消解这个社会所有神圣的东西的——即韦伯所谓的“脱魅”——有两个：一是经济学，一是生物学。
　　经济学将人所有的行为归结为利益两字。我手头正翻译一本由K.Hartleyt和T.sandler主编的《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其中有一章专门分析革命。结论很简单：革命者之所以选择革命，就是因为革命成功后的预期收益超过革命的成本，而参加革命者之所以将资源用于这种“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用于“生产性努力”，也是因为收益超过成本。所以，什么“理想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在经济学这里都是扯淡，“你丫的在装孙子”。其实不止是革命，加里·S·贝克尔早就将爱情亲情都经济学化了。按他的说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选择这个人使你的比较收益更大；而你选择生几个儿女，对在他们身上投入多少，全取决于你预期从他们身上得到多少回报。经济学就是这样将我们看似神圣的东西世俗化了。难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世界末一份《通谕》中提醒人们警惕市场与经济学被“神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是生物学。我的印象中，几乎没隔几天，就会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遗传学家发现，人的某种行为如女人是否具备母性、男人是否有攻击性与犯罪倾向，甚至一个人会不会成为小偷等等，都是由基因组中某个片断所决定的。我曾与黎鸣、王小东等讨论过这个问题。王小东先生因为学科学出身，所以，对于遗传学进展很是清楚。他说，今天的生物与遗传学的确好像已经能够解释人后天的一切东西，仅仅有日常生活如你什么时候去会朋友还无法解释。这样一来，革命与不革命都不是什么理想决定的，就是中国人讲的看这个人是否“长了一块反骨”。
　　自由一旦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反人性与反神性的东西。在经济学与生物遗传学领域，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八）在各种对《切》剧的批评声中，有一种声音似乎最有力：这个《切》剧，只反资本不反权力。像毛泽东批评《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将中国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帝国主义，还有比尔·盖茨，而当下中国真正最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给掩盖了。话说得很隐晦，但意思很清楚。
　　回答这个问题，其困难程度批评者其实比被批评者一样清楚。在近来年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之一，就是认为新左派在逼自由主义者说出中国语境下难以言说的东西。而在《切》剧上，这种状况倒过来了。
　　其实，任何一个客观公允的观者都清楚《切》剧具有的当下的意义。剧的开头与结束，都有这样一段话：前往黎民百姓任人宰割的地方／前往富婆款姐挥金如土的地方／前往布衣寒士度日如年的地方／前往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前往一生辛劳化一无所有的地方／前往道义良知烟消火熄的地方／前往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有勇气说出这些话的人，就差赤膊上阵了，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非常深刻地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相反，它是反市场的，而其背后，就是国家的支持。因此，左翼在反对任何社会中资本统治肆虐时，其实都反了背后的政治力量。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在转轨过程中由权力介入经济领域后演化而成的官僚资本与裙带资本，也直接是由资本集团与权力集团之间勾结的产物，而且主子是权力集团。因此，反对这种资本统治，自然也就是反对其后的主子。
　　我自己一向认为，中国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前现代问题，也有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最严重的是由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因此，双方不但不应该相互攻讦，相反应该寻求共识。
　　然而，话还是要说回来。知识集团与劳动集团因为处境的不同，面临的问题的紧迫程度也不相同。如果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对于知识集团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交往的需要、地位或受人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对于劳动集团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是生理上的需要与安全上的需要。对于前者，言论的空间有多大很重要，而对于后者，他们的生存处境是沉船、火灾、矿井爆炸、骨瘦如柴每天上班二十小时的女童工、被当成猪猡的打工仔、被苛捐杂税逼得拆房离土的乡下农民……而这些我们身边具体的恶绝不仅仅是前现代问题。还是那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这样的现象在这样的第三世界，“是资本主义创业初期那些规律还在残酷无情地起支配作用，决不下于最初的工业化阶段的阴暗年代”，活生生地展现出了“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对人的奴役并没有消除”。
　　前者与后者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前者无论如何在中国仍然属于强势集团中一员，而后者在中国正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知识集团中的思想型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责任感，站出来为基本丧失话语权力的劳动集团说说话，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切》剧在这方面是一种尝试。
　　（九）再有一种声音：《切》剧所言贫穷与富裕的确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依旧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但是难道除了革命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无论《切》剧作者对这种意见持什么态度，我都想借用剧中一句“福音”对说此话的人说：你有福了！
　　如果有一种可以替代的较为和平、成本相对更低的方式，可以填平这个世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那么，革命作为一种极端的方式，是可以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革命毕竟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以对已经累积起来的社会财富的摧毁作为代价的。所以，原则上我同意上述意见。而且，《切》剧的作者也说，“任何形式的人压迫人关系都是恶，任何与之背道而驰的努力都是善。”
　　其实，如果不是不得已，普通百姓就不会成为暴力流血革命的追随者的。中国老百姓中有句俗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可见百姓内心上是厌恶战争的；中国还流传着一部《百忍经》，也就是如果能让我苟且下去，我就不会有极端的举动。
　　一定程度上，许多革命都是最后老百姓对于暴政实在忍无可忍后的结果。用经济学上的话讲，这是一个“角解”，即最后的无可奈何的惟一解决办法。比如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不就是因为反正不革命也会因为违旨而被处死，革命了尚有一线生路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吗？你难道能否认一个人选择生存挣扎的权利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理解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而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加以否定。理解了这些所有的革命，也就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了革命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时内心曾有过的痛苦与挣扎。尤其是作为反复革命后、也许不再需要革命而可以用民主的方式约束统治者的后来受益者，更要对革命者有一种感恩的心理。但如果他们因为可以用平和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就将历史上革命者归为“无知的暴民”，令革命者在受苦受难后还要死后蒙羞，那么，这样的人是不配有福的。
　　改良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替代革命的思路。但是，愿意接受改良的统治者往往是在对革命巨大的恐惧中作出让步的举动。所以，始终保持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是革命最终不会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即使是作为一种策略，今天的无产者也不应该主动宣称放弃革命。
　　况且我们的世界真没有到“告别革命”的时候。九九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六,全球出口额的百分之六十八;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八年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一点二倍,总收入占全球全部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而近九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收入之比从三十比一上升到七十四比一;全球最富有的三个人占有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财富的总和。我想，如此越拉越大的贫富鸿沟最后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强势集团希望这种方式不是革命，就必须尽早做出一些更大的让步。因为一旦革命发生了，就没有讨论革命还是改良的从容了。
　　（十）我曾经说过，谁在我面前简单地宣称自己赞成革命，我会表示反对他，并且会请他先看看反对革命者的意见；而谁如果在我面前宣称他反对革命，我也会表示反对，我想请他先看看《切》剧。因为我觉得，《切》剧作者考虑到了所有的反对革命者的意见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当然，革命、非革命、反革命，都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我想，今后，所有的反对革命者与赞成革命者，在提出他们的见解时，如果能基于《切》剧已有的成果，那么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讨论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