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

作者：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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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大学问家，对“一人学问”有一种特殊癖好。所谓“一人学问”就是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学。
　　尊敬学问家本是好事，然而过了头就成问题了。每每大学问家横空出世，好事者就会麇集在其麾下，吹喇叭，抬轿子，唱赞歌，立牌坊，将其推向极顶。比照人间的权力殿堂与“君臣佐辅”的等级序列，学问的殿堂在吹吹打打中也被建造了起来，而且更其金碧辉煌，更其等级森严，不容僭越：处于极顶的学问酷似“君主”，它统领与支配着余下的“臣”、“佐”、“辅”。这样，现实世界与学问世界就被对应了起来，人们必须接受两个世界君主的支配。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不同的是，现实世界的君主屡屡被他姓革命，江山像万花筒般地不断改变着颜色，而在学问世界中，则不太容易发生那样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周期比君主统治周期要长得多。在学问领域不存在那么多“革命”契机，因此无须像现实世界的君主那样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换。不同的君主尽可与同一圣人共处，因此就有了中国的儒学统治长达两千年之久这样令现代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死守一个人的说教两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既是一个欲罢不能的宿命，又是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
　　儒学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万能的，几乎一切存在或想象都被纳入到了它的范围之内。由儒学做道德的立法者，连宗教都成了多余之物（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似乎只要有了儒学，我们就变得无比睿智，就能洞察百变的世界，把握眇忽的生命，驾驭骜獒的思维，平衡复杂的情感。本来，世界是多元的，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多元的，有了儒学这个威严的“君主”，多元就归于了一统了：一种声音、一种步调、一种方式、一种价值观。其结果是，通往真理的路被阻塞，导致了思想的贫乏与生活的单调。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与信仰的紊乱，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理性与信仰被合一了，信仰被糅到了儒学之中。本来，理性与信仰各有各的领地，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糅在一起，难免二者都被改塑得面目全非。对于宇宙与生命，我们应该有所信仰，而且信仰千年不变也属正常。我们匍匐在地，执着地相信某种约定俗成的定说，并不会失去什么，相反却会得到安宁；然而，对于理性的结晶——学问，非但不能向它跪拜，还要踩在它的肩膀上，以使我们离神圣的“天”更近些。遗憾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是跪着接受教化的，他们把圣人的学问视为圣物，惟恐新的学问动摇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殿堂。他们多了从一而终之习惯，却少了容纳百川之雅量。凭此一端即可断定：中国积弱、愚昧与落后尽在情理之中。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学问，也不可能以其不变应对万变的世界。应对不了环境，当然就要陷入被动挨打之地。
　　孔子的确是一位大学问家。其知识、见识与胆识脱俗超凡，冠绝一时，不容怀疑。然而孔子留名于后世，不惟因其思想伟大，更因他是学问世界中的“君主”。在他面前，一切学问家都不敢再言创造性的治学，充其量只能对“正统”做些诠释而已。这样，中国的学问家大多成为了阐释大师。《诸子集成》中阐释篇幅远远地多于原文就是一个佐证。慢慢地，我们只习惯于通过儒学这个小孔来观察外面偌大的世界。以至于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大清皇帝仍按一定之规“阐释”一切：把制造机器讥讽为“雕虫小技”；把西洋的社会文明贬斥为对祖宗之法的亵渎；甚至狂傲地说什么夷人的洋枪不如大清的长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此，学问已然变为了一场赌博，变为了一个思维定式，变成了一种执着的信仰，变成了一剂生存的依赖药物，变成了一道阻挡真理的屏障。大清皇帝的高论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大清皇帝，他们怎可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变两千年之积习呢？怎可能一下子就能适应不借助那个小孔观察世界呢？怎可能丢掉温文尔雅踩在圣人的肩膀上呢？
　　遑论皇帝，就是现代人也不乏死抱着儒学不放者。前些年，甚至有用“儒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幸亏由于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因素——自由、竞争等——不足），这种解释才渐渐地喑哑了。否则，说不定儒学会再现昔日的辉煌。真若如此的话，不知九泉之下的孔子面对这飞来的不虞之誉作何感想。我想老夫子定会惊诧不已，因为他当初创造儒学时恐怕并没想过要将其远播四海。现代社会当然要用现代的准则来支配，这就如现代人必须呼吸现代的空气一样天经地义。人不呼吸空气不行，现代人当然也不能拒绝现代准则。
　　我们人类永远也不可能乘坐“一人学问”之船抵达彼岸。我们都拥挤在一条船上，船就要倾覆。一条船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躯体，更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思想。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与指纹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人，天生就懂得坚守自己的思想，愚笨的人亦如此。人的思想远不像人的身体那样容易能被征服、被俘虏。司马迁的身体被征服了，但他还是在《史记》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朝的不满；李贽的身体被俘虏了，但他还是冒死喊出了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强音。“一人学问”，即使百分之百的正确，也还是要和众人的思想发生龃龉，因为一人想不到的问题，众人会想到，想到了就势必要表达出来。在这种场合，要想保住“一人学问”的地位，只有压制众人的思想。思想专制于焉而生。
　　对于人来说，开发学问资源应该适可而止呢，抑或是多多益善？我以为答案是后者。既然人对物质的需求没有止境，那么，为什么要限制人的精神需求呢？！我们永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占有了全部学问。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一点点挖掘这些学问。一个人一个脑、一张嘴，无有例外。只不过有的脑更善于思考、嘴更善于讲话而已。那么，善于用脑用嘴的人与普通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差别当然很大，但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无限地夸大它是违反事实的。试想，一个人是一个小包容，世界是一个大包容，以我们一个人的小包容去装载世界的大包容，那怎能装载得下呢？但以我们人类之和去装载这个世界，即使装不下全部，最少可以比一个人多装些。
　　也许有人会反诘：一百个傻子的智慧之和并不一定比一个智者多。此话固然有道理，但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智者能否用其认知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把他一个人研究的成果提供给全体享用。我以为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人脑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就拿孔子来说，距“全知全能”就相差甚远：对于信仰（信仰乃是重要的认知方式）他几乎是一片空白，既不知人为何要信仰，也不知如何去信仰；孔子不懂让人同时受制于“机制”与道德比单纯受制于道德效果更好的道理，因此他一生都奔走在伦理的单行线上；孔子不了解欲望是我们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最根本的推动力，因此他从未研究过如何引导欲望的问题；孔子不晓得人除了应该接受文化的约束，还应该保持相对完整的人格与自主意识，应该有一个自我主宰的空间；孔子不明白道德不惟取决于修身养性，也取决于社会公正；孔子对公正的理解是“均”，但他不知道不解决“寡”的问题是均不起来的；孔子主张精英政治，崇拜周武王与周公旦，其实只有万机决于公论的政治才算得上理想的政治；孔子虽聪明，却未洞悉到竞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车轮……
　　我这里丝毫也没有苛求孔子之意，这些本就是两千年前的人难于把握的问题，然而，倘若现代人还是一味拘泥于儒学，拒绝给这个世界以儒学之外的说法，就十分可怜与可悲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变化的节奏明显地加快了，知识更替的周期在不断地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是固守某一学说，将一个学说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只能受到历史的嘲弄。
　　当然，把儒学一棍子打死也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把它视为文明之树上的一个枝杈。学问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尚且无完人，学问怎可能十全十美呢？从美学角度看，十全十美就不美了，诚如谚语所说“人无疵不可交，书无瑕不可读”。美表现在参差不齐的交错与变化之中，真理产生于正确与谬误的交锋之中，孤立的美不存在，孤立的真理同样难以存在。
　　文明之树非常奇特。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枝杈，永远也不可能明晰地分辨出其主干。一切枝杈都依附在主干上。主干承载的是宇宙的源头、人类的智慧以及把世界铸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各种法则。它变化莫测，神秘无比。如果它被我们清清楚楚地窥测到了，我们从此就再没什么事情好做了，人，也就失去了尊贵的价值。造物主既然造出了人，就得让他有事可做，让他们保持尊严。人的价值并不表现为歌功颂德，恰恰表现为独立思考。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培育出自己的慧眼，使自己看到哪怕一缕文明主干放射出来的熠熠光辉，看到这一缕光辉，就足以使我们手舞足蹈起来。惟其主干模糊混沌，惟惚惟恍，时隐时现，可近而不可及，才对其充满了好奇心，必欲究其极而后快。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好奇心，人的创造与生命才不会完结，游戏才能够一直做下去，并做到永远。也就是说，窥测文明主干，并非圣人的专利，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分辨孟德斯鸠与亚当·斯密谁更伟大些，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不，毋宁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健全法制与促进经济发展孰更重要些。孟德斯鸠在法学方面有所建树，斯密在经济学方面有所建树。但他们都不是无所不通的大师，只是理性之树上的一个枝杈。西方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枝杈”的繁茂。他们没有为“一人学问”建立如同儒学那么辉煌的殿堂，没有把某一大人物“孤立”起来。如果说亚理士多德在一段时间充当过学术泰斗角色的话，那么文艺复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绝对的权威。在这几百年间，对人类做出过贡献的西方思想家如灿烂的群星，数不胜数。而中国，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却以孔子一人之智慧与西方成千上万人之智慧抗衡，以“一人学问”与“众人学问”对垒，中国惨败并受人欺凌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与西方，寻求真理的途径大相径庭。西方的每一个有价值的学说都是经过激烈交锋之后才被确立起来的。其中有些知名学者至今仍在被批评。比如达尔文与尼采，就已经被批评了一百多年，他们的学说至今仍不能完全定论。这才有利于钩深致远，究理穷道。众多的人参与到治学中来，而且参与的方式是批评，而不是阿谀逢迎，无疑，这乃是寻求真理的正途。中国也有批评和争论，而且出现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无论在力度上还是在持续性上都难与西方相伯仲。纵然“一人学问”也并非绝对只是一人的事情，也有众多的人参与，但众多的人并不是以对立面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多是“一人学问”的卫道士。儒学经历了传播衍变的过程，并出现了诸如二程、朱熹等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些人除了把“一”进一步推向极至而外，并没有做其他什么事情。他们所做丝毫没有改变“一人学问”的基本性质：一家之言、一花独放、一种思路、一个模式，其要害在于一个“一”字。“一”代表孤独、死寂与静止，依靠“一”是生不出什么新东西来的。只有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碰撞才可能出现火花；只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拥抱才可能激发出爱情。惟因一个思想与另一个思想是对立的（一个主张此，一个主张彼）才碰撞出了火花；惟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是对立的（一个人是男人，一个人是女人）才激发出了爱情。
　　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中国不惟与西方迥异，就是与近邻日本也有很大差别。日本从未产生过类似于儒学的学问体系。王仁将儒学传到日本之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确实不小。但是，日本只接受了儒学之表，并未接受儒学之里，未把儒学当作懿范加以颂扬，更未因一家而去排挤百家。证据俯拾即是：儒家的政治学说主张革命，君主腐败了可以由贤明者取而代之，但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基本没有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儒学主张“克己复礼”与“修身养性”，但日本人并不靠这一套维系人际关系，靠的是他们特有的集团主义文化；儒学不信鬼神，但日本几乎全民信仰神道教；儒学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重视特殊的人际关系，日本恰恰相反，他们更看重一般人际关系；儒学强调家族，而日本人更重视地域共同体，他们把集团看得比家庭还重……总之，指导日本人认识世界与处理问题的理性准则几乎没有一条是出于贤哲圣人之口。日本也出了林罗山等名儒，但其影响，较之孔子，远不及其万分之一。正因为日本无“一人学问”当道，所以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才一蹴而就，很快就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幕府势力根本没有像样的反抗。中国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则遇到了来自于“一人学问”的强大阻力，维新在这种阻力面前显得那么孱弱，以至于没怎么挣扎，就胎死腹中了。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没有包袱，轻装前进，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用先进的文明把自己武装了起来。
　　当然，没有绝对权威，大家都来参与治学也会产生一些麻烦，那就是难免鱼龙混杂，甚至出现混水摸鱼的伪学问。不过，真学问并不惧怕伪学问。因为在自由争鸣的场合，并不是依据权威之言轩轾各种学问之曲直高下，而是依据道理确立是非的。伪学问最终总会被筛汰掉的。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丑恶的事物，但幸好在丑恶的上面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法则，那就是邪不压正。这个法则乃是人类希望之所在。不管需要经历多长时间，只要阔步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与之做彻底的告别，是非之争总会尘埃落地，理性的华光总会显现出来，真理的葩蕾总会绽开姿容，吐透芬芳。反之，如果仅仅反省“一人学问”的具体内容，仅仅批判其缺失与谬误，并试图转而寻找另一个没有缺失的、完美的“一人学问”，入主殿堂，取代旧主，文明就只能在这个殿堂中打转，独享冰冷的“一”带给我们的那份冷凄高远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