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匡迥学“儒”

作者：陈四益／文　黄永厚／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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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迥，字超人，是一心想要学儒的。那时不像现在，会提出举办孔子大学、建立儒学院一类壮举，虽说孔夫子早已不仅是大成至圣先师，而且有了“王”的封赠。书院倒是有几个，但不是穷人家孩子上得起的。所以，匡超人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生意。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骗碗饭吃。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得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当然，读的是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并不是孔夫子的原著，因为取功名这要来得快——就像文革时期为了紧跟而读书的人，大抵只读两报一刊文章而不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一样——而后世儒生的目标原是以功名为主，谁也不想认真地去弄懂弄通孔老先生本意的。
　　匡超人的儒学，第一个启蒙师傅应当算是马二先生。以前虽然读过几年书，认了一些字，但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对儒学尚未入门。马二先生给他劈头点破：“这事（指拆字）是寻不出大钱来的，连糊口也不足。”这是很得儒家真髓的。读书为什么？不就是图他挣个大钱吗？夫子有言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虽然夫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但后来的读书人大抵不记得了，倒是“富与贵”这三个字铭记在心，刻刻不曾忘记。马二是善教人者，以“大钱”当头，匡超人自然俯首听命。要是一天到晚只教他如何尽忠、如何尽孝，如何死节，如何安贫，只怕鬼也不上门了。有了一个“寻大钱”的鹄的，忠呀孝呀节呀义呀才会有动力，所以马二说，“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马二唯独忘记的一句话是，一旦大富大贵，所谓忠孝节义也就全有了。就在前几个月，陪几位朋友去黄山，看了那里保留下来的一群牌坊。当地人介绍这是旌表节义的。我问，为什么受旌表的都是官宦之家，一户穷人也没有？主人语塞，可见“节义”云者，实在是富贵人家的装饰，穷人是消费不起的，就像当到了多大的官，他的悼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賛语一样，平头百姓是永远不会有那样一些美谥的。马二阅历颇富，懂得这些道理，所以他告诉匡超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在世，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要做官就要读书，做了官，随便说两句话就成了重要指示，随便写几个字就刻碑镌石，名利富贵道德文章，真个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几千年的儒学，这一条要比孔夫子的所有教条都深入人心。不然，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人都死命向官路上跑！马二的一席话，为匡超人点破迷津，故曰“启蒙”。此后的日子，匡超人一心一意实践着马二的教导，一面照顾着久病的老父，一面做着些小生意，但“总以做举业为主”。这倒也见了一点小效，因为县里老爷怜他夜读勤苦，照顾着进了学，挣了一顶头巾。料不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走仕途，不跟人不行，死跟人也不行，只因县里太爷被人诬告扳倒，带累得他也成了太爷的死党，不但前程无望，连家里也呆不住，只好远走他乡。看来，马二的儒学，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于实际的操作，因无此种经验，是很不内行的。
　　匡迥的第二位儒学启蒙老师要数景兰江、支剑峰、赵雪斋、卫体善这一流似儒非儒、似商非商的人物。他们比马二要高明一些。他们知道苦读其实是一条最笨拙的道路。世上多少人想通过做八股的道路出人头地，但又有多少人为此雪窗萤火，老死牖下，终身没有得着一顶头巾。中国的官僚选拔制度，一向是荫袭、举荐、考试、捐纳并举的。有个好爸爸的，不费吹灰之力，在娘肚子里就已经预订了一顶乌纱；有个阔爸爸的，只要肯花费，也可以买个官来过瘾，虽说名分不那样好听，官却一样是货真价实的；参加考试固然属于正途，但十考九不中，就算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真正“中”的，也要三生有幸。匡超人若不是县里太爷李本瑛碰巧听见他夜间苦读，因此生出了照顾他的念头，入学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呢！所以，既非有势又非有财且又受不得苦熬的，便别觅他途——当名士。一个人在社会上混出了点名声，就有了交接官府的资格。官府交接得多，名声又分外响了起来。既有名声，又有关系，机缘凑巧，当个官儿大有希望。即便当不上正经的官儿，混个幕僚总是可以的。亲信的幕僚作得半个官儿的主，再不济，能同当官的一起喝喝酒、吟吟诗、画张画儿，遇事有个照应，没事借个牌头，比起一般小民也不知舒服到了哪里。名士这条捷径匡超人是从这班朋友处学到的。
　　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当今多少“大师”“泰斗”，哪个周围没有一群吹鼓手？书还没有出，已有了石破天惊的评论；花钱摆桌酒，请一批哥们儿，便有个“著名画家”出世。诗跨盛唐，文超两汉，学贯中西，德耀古今，廉价的帽子随手奉送，甚至貌赛潘安、颜如宋玉，面若敷粉，唇若涂朱也都没遮拦地堆了上去，全不管这样的出血大甩卖会带来什么后果。
　　至于自己吹嘘，无外乎三途：一是攀亲摆谱儿，名士头上没有乌纱，便借别人的乌纱。比如在京师住在谁的衙中呀，回乡搭的哪位官老爷的船呀，某某大佬如何器重呀，某某名家如何期许呀，如果再拿出些合影的照片，唱和的诗句，签名的赠书，那就更不得了了。事情的有无不必管，只要敢吹，就能造成影响。世人的观感就是如此：同大佬交往的也是大佬，与名家相识的也是名家；二是贬低别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什么？不把别人挤下去，显不出自己能呀。你看，同是“选家”的卫体善，一听匡超人说到马二先生，立马的反应就是一通臭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叫子弟把他的批语涂掉了读。”要说马二批语如何，因为吴敬梓不曾写到，不敢妄断，要说他专讲杂学则真是冤哉枉也。卫体善还要吟诗作赋，马二是连这些都视为歧途的。但为贬低别人的时候，名士们是从不管事实如何的。卫体善活到今天，骂鲁迅、贬茅盾、嘲巴金、刺老舍决不会比今天的英雄好汉差；三是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比如，一说当今小说不景气，便说等我有时间写一部，破一破文坛的沉寂；一讲到典范的作品，便举出自己的某篇作品当例证；白送人家一张画，就说被某某博物馆珍藏；刚印出一部书，就说已销售一空；善意的批评指为恶意的嫉妒；事实的揭露硬派作别人的造谣。不断地制造轰动，不停地惹事生非，靠这些手段让人们注意自己，以保持所谓“知名度”。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这类花样——第二天必被媒体大炒新闻——都是保持知名度的妙方。华君武有漫画，一人高耸金臀挨板子，口里却说：你越打我越出名，真是深明此中窍要。
　　匡超人学得真快。一转眼牛布衣问到他选本时，他的口气比卫体善还大了许多：“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这口气简直超前了六七百年，活像今人。而对他的恩人马二先生，他的口吻也一如卫体善般轻薄，或许还有些感念当年襄助的情份，只口气略略舒缓些吧了：“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这也就算匡超人仍存忠厚之处。到了后来炉火纯青之际，你看他对付潘三，这一点忠厚也都荡然无存了。
　　名士们虽然教会了匡超人如何追名，但他们毕竟处于体制的边沿，对于官场中那些具体的运作是不明底里的。真正要成就一个在那样一种体制中得心应手的“儒生”，还需要另一类教习，这就是潘三。潘三是杭州布政司衙门的刁吏。布政司在明代大致如今日之省一级行政机构。在那个官僚体制下，政府具体的政务是操纵在衙吏的手中的。做吏的，对于权力的实际运作，比官还要门儿清。匡超人跟着潘三，包揽词讼，欺隐钱粮，私和人命，假造文书，强抢寡妇，私刻关防，买嘱枪手，拐带人口，什么无法无天的事都做下了。有了这一课，匡超人才真正具备了进入官僚体制的全套功夫。没有多久，他便进京准备钻肥缺弄钱去了。匡超人经过了多方教导，也亏了他的悟性，往往青胜于蓝，因此得成“正果”，从此进入了儒林正史，在《儒林外史》中再没有他的故事了。
　　今天的人们又在起劲地推崇儒学了，好像新的时代不是要建设新的文化似的，好像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基的以科学民主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还应当回到以儒学为基础的旧文化似的。有些文章充满着对儒学的动人的怀旧心情。其实，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同样充满着这种动人的怀旧心情，但他不想回避严酷的事实：尽管孔夫子的地位越抬越高，但那只是嘴巴上的功夫，为要进入官僚体制的上层，“儒生”们实际需要的是另一种训练——匡超人式的训练。经过这样训练的“儒生”，才能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能进入儒家社会的精英阶层。孔夫子的儒学早已死了，活着的只是它的躯壳，灵魂则是别样的东西。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的背离，造就了匡超人式的儒生，而匡超人式儒生的普遍化，就是儒学社会索命的阎王。这前景，吴敬梓已经看到了，这是他高明——比某些今儒还要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