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并非家务事
作者：李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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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发表于《书屋》杂志后，经过好些报刊的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发了一阵“冲击波”。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对此文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人不大赞成写这样的文章，或怀疑此文的真实性。一篇世间少有的非难自己母亲的文章，在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这自是必然的现象，不过有些问题确也需要解释清楚。针对读者的看法，李南央又写了一篇《答读者问》，发表于二○○○年十一月《书屋》杂志上。《书屋》主编周实想找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士，就这两篇文章写些读后感，编出一本书，约稿于我。我答应了。其实，说我了解情况，也并不全面。我只比较了解李锐的情况。因为我年轻时，就在李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除去那二十多年极不正常的岁月外，也一直有些来往。几十年来，我对他的人品、学识、才干、胸襟、抱负、道德、文章，都十分敬重，一直尊之为师表。对范元甄则并不了解。一九四八年，我调到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听说范早在一九四六年去了东北；李则刚刚离开报社，也去了东北。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后，我们同范不在一个单位工作。虽然见过面，但好像没有说过几句话。她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精明能干，却也有点高傲，不大爱搭理我们这些小青年。而李锐对我们则又从来不提他的家事。所以，对李南央写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九十年代初，记者宋晓梦要写李锐的传记，到长沙采访时住在我家。她要了解李锐的家庭情况，是我两次陪她去访问李婉华大姐的。在大姐的谈话中，我听到一些情况，当时思想上颇为震动，不过事隔数年，有些细节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地去访问了大姐，她虽已八十七岁高龄，但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她提供的一些情况，有助于我写成这篇文章。
二
由于熟知李锐，这篇文章还是要先从李锐写起。
我以为，作为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个毕生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老一辈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学者，在李锐身上，铭刻着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一、他一生的言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不论自己处境如何，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同范仲淹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颇为相似。更可贵的，表达这种责任感的内容，又是不断地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表达的方式，往往又是同他敢讲真话、不计个人得失的可贵品格结合在一起。这种品格同极权体制是相矛盾的。远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后一系列的灾难性遭遇，似乎都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在开放、改革的二十多年来，他对某些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仍然发表并坚持自己的看法从而遇到麻烦，似乎也可以从这个根源中找到原因。
以天下为己任，始终随着时代潮流前进而前进，敢讲真话且不计较个人的祸福得失，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具备这种品格（这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六不怕），但是真正具备这种品格的，能有几多？因此李锐身上铭刻着的这一特征（他的“八十自寿”诗有句“六不怕唯头尚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特征，使他赢得包括老、中、青三代许多人的尊敬。
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主要的、根深蒂固的危险来自“左”。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奋力反“左”。“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诤言。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这是他的六首“八十自寿”七律第一首中的两联。的确如此，几十年来，尽管在惊涛骇浪中饱经风云变幻，他没有“左”过，有的只是对“左”的抵制和反击。
一九四八年，我进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社时，他已离开那里，还是经常听到同志们在平常言谈中，流露出对他的怀念。怀念的内容之一，就是他最反对“左”。开始，我分在新闻部，部领导是已故去的黄华。黄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当时，在解放区流行一种说法是：“宁左勿右”，“左总比右好，因为左只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而这种说法，在《群众日报》却没有市场。黄华说：“这是因为李锐同志最反对‘宁左勿右’。他说过，怎么能说‘左’只是方法问题呢？‘左’还有严重的个人思想品质方面的问题呢！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如今，‘左’对革命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那时，为了配合土改，根据中央和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都开展“三查三整”运动。有些单位很激烈，“搬石头”，批斗，打人。干部中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报社的运动却进行得平和，只过过“民主生活”，开展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行，同志之间也用不着彼此戒备。当年《群众日报》社工作出色，不搞“左”的那一套，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群众日报》社的老同志还告诉我，在“三查三整”刚刚开始时，报社发生过一起自杀事件。电务科一个新参加工作的报务员名叫韩志新，因土改时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在电务科的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批他“包庇地主”、“接受贿赂”，很是激烈，韩思想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了。四十多年后，李锐在写《群众日报》的报史回忆录时，还作为一个重要教训重提此事。宋晓梦写《李锐其人》一书前，看到了李当时的日记，其中他还提到立即去现场时，“哀恸之至”，并自责“关心同志不够”。
南下到湖南后，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一年初，李锐主管《新湖南报》。这一段时间，虽然在干部中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运动，但“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小运动”，还是连续不断。那时，在报社内部，都只是学习学习文件、谈谈自己的看法就行了。那些年，《新湖南报》办得较好，在全国省报中名列前茅，原因自然同领导得力，上下左右紧密团结，大家在和谐相处中能把潜力充分发挥分不开。
在《新湖南报》社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是一九五○年上半年，我编副刊，工作上的事要经常请示他，有时也闲谈一些事。那时有一种“和平土改”的主张。李锐明确地说过：“依我看，在目前条件下，用和平方法去改变旧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这没有什么不好嘛。全国政权都在我们手上，怕什么。‘和平土改’可以避免过去在北方土改时出现的‘左’的弊端。”现在看来，当时能这样思考，实在很不容易。当年土改还是北方老一套，搞“复查”、“纠偏”，到处是杀气腾腾。
三、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待人真诚，讲情义，且心地善良。凡是同他较长期接近的人，都可以品味到他性格上这些突出的特点。早几天，访问婉华大姐时，我们谈到他的这个特点，大姐说：“他从小就是这样。据母亲说，这种性格，很像父亲。”
他不满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李积芳一九○五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后，李积芳到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支持护法讨袁。李锐是母亲抚养成人的，没有当年那样开明的母亲，三个子女不可能在长沙读书。后来李的夫妻生活中，在如何对待他的母亲问题上，可能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范元甄在这件事上的一些做法，使他母亲伤心，也不免使全家人伤心，当然也使他本人伤心。所以，在这里，要约略介绍母亲和儿子间的一些情况。
母亲李张淑，出身贫苦，由于父亲的支持，得以进一九○七年创办的平江启明女校读书。那时，大家庭里不给她读书的费用，是丈夫从留学的公费中省下一些钱，支持她读到简易师范毕业，并以第一名考取当时著名的长沙稻田女师。考取后未入学，民国二年即随丈夫来到北京。三个子女都是在北京生的。一九二二年，在长沙，李积芳患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李张淑刚三十岁出头。丈夫去世时，她跪在灵堂，剪去满头长发，发誓要继承夫志，克服万难，把几个儿女抚养成人（三女一男，小妹妹随即夭折）。安排好丈夫的丧葬后，李张淑向平江老家的婆母提出分家，好不容易分到每年约可收百担租谷的田产和街镇上一间铺面，委托老家亲属代为收租。
由于战争年代，收入的租金有限，母亲带着三个子女在省城读书，主要靠举债度日，很是艰难。李锐有五篇《童年琐忆》（刊于1988年1期《随笔》杂志），具体描述他童年生活——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坠入困顿后，看到的世间面目，如何度过那些艰辛、清贫的日子。如全家一星期才吃一次肉，且只买四两（老秤十六两为一斤）。母亲家教极严，规定两个姐姐必须争取读公费学校，好让弟弟读办得好的私立学校。经过母亲的筹划，大姐在上海两江女子体专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三四年后就在长沙的女子中学教体育，得以支持弟弟上大学读书。
这样一位母亲，在旧社会年轻守寡，忍辱负重，克勤克俭，把儿子抚养成人，真是大大不易。更为可贵的是，她还受丈夫的影响，同情共产党，支持儿女参加革命。李锐又重情义，重感情，对这样的母亲表示敬重，也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不敬重，那倒是不正常的了。而媳妇却处处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用“左”的教条对待婆婆，婆媳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自然就很难避免了。
四、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阶段，李锐都重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对于有才干、有见解、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的知识分子，尤为重视。这就是许多人都说的，他“爱才”。他把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的头脑”，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他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也毫不迁就、迎合。九十年代初，他曾给我写信，提到应该有些创作，鞭挞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谄、软（软弱）、卑（卑下）、丑（丑恶）、贱”等性格上的缺点。
如果我没有理解、概括错的话，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就构成了李锐生命历程中熠熠发光的亮点。沿着这四个亮点，去观察、理解、思索，人们就懂得了他生命的火炬能不断熊熊燃烧着的原因。
三
现在，就要谈到范元甄了。前面提到，我对范的情况并不了解，以下写的一些零星情况，来源有三：一、某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早年的判断；二、婉华大姐提供的情况；三、李南央文章中提到的思考线索。这些零星情况，我无法进一步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看法，只按上列来源次序叙述如下：
一、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时，为出版方面的事到刘祖春家里拜访过。五十年代初，刘在中南地区工作过，当过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但过去我们不认识。这次到他家访问前不久，只在长沙见过一次面。虽然他是长辈，我是晚辈，但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合。他是李锐在延安《解放日报》时的老朋友，知道我是李的老部属，谈话也就比较随便。那天，谈到延安的抢救运动，谈到李锐关在保安处一九四四年被释放后，跟范元甄离婚，以后又复婚的事。刘说：“那时，好几位朋友就劝李锐不要和范元甄复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有人劝他们复婚）。倒不是杨尚昆公开批评的那个审干时，审查者同被审查者男女关系不正常的事，而是李、范两人的性格、志趣、想事和待人接物之道完全不同。这样，还在一起怎么能弄得好？现在证明，那次复婚，是很大的错误。”刘祖春这个早年的判断当然是对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湖南后，我就听说他们经常吵架，范元甄还经常在家里摔东西。
二、婉华大姐最近对我说：“范元甄有些事，做得太不近人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范到长沙后，由李锐陪着，第一次去看望李的母亲。当时，老太太住在大女儿婉华家里。第一次见面，就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范和婉华大姐就斗起嘴，唇枪舌剑，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很煞风景。
以后，有一件事使老太太和全家人都极其伤心。那是五十年代中期，李锐调北京电力部后，老太太想去儿子家里住一住。老太太当然有旧思想在作怪：认为住在儿子家里，那才是自己的家。住在女儿、女婿家里，那是住别人的家，虽然女儿、女婿对她都很好，都很孝顺。此事使李锐很为难，这一对婆媳决无可能住在一起。于是最后说服母亲住到沈阳二女儿李英华的家中去了。整个抗战时期，李英华夫妇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一直得到大姐和母亲的照顾，包括生活与职业，以及抚养他们的儿女。一九五九年初，母亲不愿再在沈阳住下去了，准备仍回长沙，要求过北京时，在儿子家住几天，“给个面子”，好回去同熟人有个交代，在儿子家住过。李锐当时正好出差去了。范元甄坚决“划清界限”，不让“地主婆婆”进门。水电部老领导刘澜波看不过意了，就接老太太到他家住了短时，才送回长沙。
三、从李南央文章中写到的她母亲的一些情况看，我以为，那多半是她母亲在政治和思想上极左的表现，也就是思想异化的结果。比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的领袖和官吏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强调个人崇拜、强调领袖高于一切、是人民大救星之类的观点，无疑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异化。又如，在文革后期，还在强调“江青同志才是真心革命的”之类的观点，也是异化。江青的作为，早已表现出她已从革命方面变到革命对立方面去了，她怎么是真心的革命呢？再如，“凡是”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的左倾教条主义的观点，当然也是异化。因为这些错误观点早已从表面的所谓革命异化成为阻碍着革命前进的事物了。如此等等。至于范在庐山会议以后，对李锐上纲上线的检举揭发，那除了是非不分之外，还可能有希图洗刷自己、掩饰自己的十分自私的目的在内。难怪有人这样打抱不平：“你过去也有和李锐完全一样的看法，你干嘛不揭发你自己呢？你干嘛要在你的丈夫落井的时候，去向他抛石头呢？”
上述范元甄同志的这些零星的情况，和上述李锐同志一生性格、观点上的特征，明显表现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这种思想上的鸿沟是无法填补修复的。因此，他们分道扬镳自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可能还不是一个家庭中偶然的悲剧，而是一种刻着病态社会烙印的社会性的悲剧。
四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大小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因为指导思想左倾，底下形形色色的左倾表现，也就花样翻新了。我从自己的受难，也从别人的痛苦遭遇中，对左倾的表现进行了一些观察。据我多年观察，凡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特别“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为了革命的。讲要革命什么的，大半都是打着这幌子，弄一些把戏而已。且左倾的表现，纯属于思想方法的成分有一些，但也不多，绝大部分是为了“谋私”。在思想深层，这些人情况各异，但大约可分如下几种思想类型（有的人则是若干类型混合在一起）：
一、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了，只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处理、衡量一切。
在阶级社会中当然有阶级斗争。不过有些事，是否完全可以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也要依事物的性质，依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妇、好友等之间的关系，统统归结为阶级关系，而且统统要用斗争的形式来解决，这就把它绝对化了。且只讲对立，不讲统一，更加深了这种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观点，当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阻碍着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相处。这种斗争，实际上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在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二、在左倾思想占领导地位时，有些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左”一些，表现得“革命”一些，把别人踩下去，好让自己爬上去，攫取官位，攫取权力。在以“官本位”为主导的、受封建思想严重影响的社会里，当了官就有条件捞到一切。许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就想以此作为晋升的捷径。
三、有些社会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平常思想深处十分自卑，因而有所“自卫”，往往也就利用政治运动这个机会，把自己装扮得“左”一些，“革命”一些，用“划清界限”等方法来掩饰自己，洗刷自己，为自己寻找出路（这种人遭遇往往也十分可怜。被人利用过了，“掩饰”了自己，“洗刷”了自己，出路不但没有找到，反而使自己落入“泥坑”者，也并非个别）。
四、有严重“左”倾表现的人，大半缺乏民主思想，倾向于专制主义。本来，民主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民主主义充分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同民主充分结合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在《论联合政府》等若干著作中，毛泽东也十分强调这一点。现在，这真理是被抛在一边了。那些老“左”们多半都看到，只有专制主义，才使他们不受监督和制约，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人说：近年来，有不少什么正常的理想也没有，什么专业本事也没有，只靠拍马屁、吹牛皮、靠一些关系、靠因缘际会、甚至靠买官卖官而坐火箭上升的素质很差的干部，往往成为政治上极左势力的社会基础，原因在此。在政治上，扼杀自由、扼杀民主、不讲真正的法治，才真正有利于这些新贵们的胡作非为嘛！）
我的这些观察，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也是用许多痛苦的代价换来的。这些年，读到李锐一些有分量的反“左”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收进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直言》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反“左”文选》两书中）觉得他早就把这些“左”的表现的思想根源，从理论高度作了概括，因而深得我心，钦佩不已。
所以，我建议，应该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角度，从社会学的角度、伦理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也从异化理论的角度、人道主义理论的角度，把李南央两篇文章所阐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隐藏在它的背后的社会性，从理论上分析、研究透彻，这样，当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克服一些病态的心理和观念，让人们都学做一个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有崇高的道德观念的人，学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从而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建立协调的家庭关系。希望周实兄编的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作这种分析和研究。
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交，写成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