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是工具，就不应崇拜

作者：陈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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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思考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来说，我们是怀着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
　　互联网、机器人、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等所谓“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诸多革命，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介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探求、欧元为代表的区域货币的问世、世界性金融创新和危机的并存、贫富国家之间差别的距离扩大，以及人类在大力发展经济之中对于“地球村”破坏的严重事实，如水资源的告急、环境污染的不忍提及、天空臭氧层的巨大空洞出现，海洋的赤潮翻滚等等，让我们在对于未来思考的航程中失去了基本的方向，建立于原来理想基础上的信心显得分外地脆弱，它已经不能够支撑我们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描述，当然就无法在未来理想的鼓动之下，清楚自身活动属性要求地生存和生活。我们不知所措。或许，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就是最为根本的目标，理想便被消融在天天生活的繁琐细节里，未来既不是什么“美好”的，也不是什么“不美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也不敢预测和描述，思想之途上的徘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深沉和持久，思想者普遍地失眠了或是普遍地要失眠了。
　　如果说，在这样的新世纪之初思想者有相对确定一些情绪或想法的话，那便是某种恐惧的存在。我们常常以历史的经验和我们对于历史的知识来看待繁杂的现实世界，当人们迷失于现实世界的各种表象时，思想者会揭示出表象背后的东西，或是相信表象之后有某种东西而加以描述，以示众人某种未来社会走向的确定性，从而将生活立足于今天的同时，却系牵至未来，并决定今天的人类行为的选择——或顺和现实，或反叛现实。而今天，我们已经不知如何在现象之前描述，未来的不确定性自然只能由未来的真实所证实，但在我们思想者的头脑里，它应当是某种确定性的，时下也不确定了。恐惧由此而来，因为思想者在自己的思想长河里失去了航标。
　　这是思想者们的痛苦，却也是思想者们再生的希望。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当然地是催生更深思考的良药，它使思想者们失眠，也使思想者们更加警觉而清醒。在最近读书的生活中，我遇到了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倍受欢迎的作品《饥饿的灵魂——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生目的追求》（英文题目为《The Hungry Spirit:Beyond Capitalism:A Quest for Purpose in the Modern World》由Broadway Books出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翻译本，由刘海明和张建新译，译名为《饥饿的灵魂》，1999年9月第一版）。在这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批判的通俗著作中，作者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了一种特殊的“工具”来看待，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应当而且必须有的对于生存和生活目的的真实定位，进而呼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关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目标的追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内在的缺陷，正如其他所有的制度”，“它只能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工具不应被崇拜”（The reason is that the system has its flaws,as every system does.It is only a tool,and tools are not for worshipping.）。（参阅中文版第19页）在这里，汉迪再次以理想主义的思想态度，批判了“工具”的崇拜观，为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基础，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深切关怀。更重要的是，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性理解，启发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确定性思考——未来确实不是确定的，但我们的思想会由于对“工具”和所向往目的的理解而相对地确定起来，在迷惘和内心某种恐惧的复杂心态里，升腾起一杆导向的标旗。
　　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之中，我们读过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人在劳动之中生产产品，同时生产着特殊的与劳动关联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样的关系被“异化”了，而且此种“异化”显现出它时代的、历史的、制度的渊源。它是一种劳动者主动生产却被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反过来统治和约束劳动者自身的关系，劳动者事实上成为了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奴隶，劳动者不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主人，劳动者由此进入了劳动“异化”之途。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劳动的异化产生于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显而易见，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于以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消灭私人财产所有制，它形成了后来马克思及追随者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思想的启动点，和对于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历史性探索的重大理论支柱。
　　劳动异化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批判理论，引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广泛的制度变革实践，也开拓了人们在思想领域中对于“异化”的深化理解。随后的许多思想家在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甚至于超越人类社会某种历史制度的限制，扩展了对于“异化”思想的开掘。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由“异化”之源起仍然强大，却在“异化”的思想线路上有了更多的分支，并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更多领域和更多历史阶段之中。“异化”的概念被普遍化了起来。那种被人类社会创造出来，而又反过来统治人类社会的种种存在，不论它们是技术产品，是服务产品，还是文化的、精神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产品，均有着相当程度的“异化”真实存在，它在相当多的社会形态甚至于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形态里，均有其活生生的表现。
　　如果说，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都视为“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无疑地说，人类社会经常地处于“异化”之中。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过程之中，人们经常地不自觉地被自己创造的“工具”所统治和约束，浏览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有的时代都能够找到它的踪影。显而易见，通过“异化”的思想来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发展，是理清我们思想线路的一柱航标灯，它划分开了人作为创造的本体和创造物、生成关系之间的界限，“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清楚了。而将资本主义制度都纳入到“工具”范畴，这正是汉迪对于我们思想启发最有价值的方面。
　　“工具”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或创新出来，在于它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那些福祉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工具”或“普遍工具”，如技术方面的电脑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货币、社会方面的某种经济制度等，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谈论都不显得过分的。如此的现实透现出“工具”自身超居人类个体或一般人类中小团体之上的能量和神奇，人类社会对于“工具”异化的存在，也便由此常常生长出对于“工具”的盲目认识，最后非常轻松地转化为人们对于“工具”的顶礼膜拜。当“工具”本身成为某种崇高的信仰之物被神圣化之后，人们便在认可和服从的基础之上极尽维护和延续之力，竟在不知不觉之中丢弃掉了人类社会之中人生本来还当有的属于生命本原一类的目标，拥有“工具”或是保有“工具”，或是大大地增加“工具”的数量抑或改善其底质，变成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直接目的。“工具”的崇拜着实让人们大大地迷失方向了。尤其是在我们所处在的今天的历史阶段之中，太多的“工具”特别是太多的“有用工具”层出不穷，拥有和使用上更多的“工具”或是充分地享受“工具”带来的满足，成为了许多人生存和生活的全部。人类社会被“工具化”了，人们的生活被“工具化”了，生活的目的也被“工具化”了。如同时下火得非常的“数字化”名词一样，人们的生活在“数字化”，但人们生活的目的也当是“数字化”么？
　　思想的先圣们对于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讨论得是非常之多的，毕竟它是一个涉及人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大题目。但是，在对于某种确定的制度问题上，将制度“工具化”理解而剥离开人生的目的或人类社会的本原性目的，竟还是弱势不力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精神圣哲马克思，也将某种确定的制度作为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所向往的终极目的。制度被目标化而非工具化，让我们在制度问题上对于工具与目的的认识不甚完整和清晰，尽管我们从对马克思的完整理解中，人类最后的自由与解放，人类自身的至善性“大同”结局，也是为了人本身的目的，从而最终的美好社会制度也是有着其“工具”属性的（马克思还有过“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是马克思视某种美好的社会制度为“工具”，最后要服务于如此的“个人所有制”，还是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有着非常狭义的限定，从而只是强调某些财富的“个人所有”？这些仍然需要研究）。至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家们将这一制度终极化为人类的美好社会制度，目的性地强调它存在的永恒性等等论点，则实在是不胜枚举的。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进入到制度的领域中来看如此“工具”的异化和崇拜问题。
　　制度显然是人们建构并经过选择而形成的，它是人的智慧的“外化”。人们建构并选择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在于选定制度的某种实在的“优势”。制度经济学观点认为，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在于新制度的成本小于既有的制度成本，人们在不断地按照“经济人”的理性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形成集合性的选择结果，所选定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的“节约”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制度经济学的如此解释，并不能够解释制度变迁的完整和完全的原因，甚至于不能够解释一些特殊的历史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但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私人所有制的出现，有它自然性的“经济性”推动力量；而今资本主义制度生存仍然充满着生机，亦说明这种制度被代替的新的较低成本的制度还没有形成的基础，人们在选择过程中，还没有集合起来足够的力量建构并选择出另外一种别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又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也还没有表现出全球性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的迹象。人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的考验，确实有它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制度和私人所有制也展现出它们相当强度的活力。它们会引来人们的广泛性认可和崇拜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它们也是由人类自身历史的进步和建构并选择的结果。在这里，“外化”的智慧有了“异化”的存在和力量。
　　“异化”朝前走一步，也就成为了信仰的存在，本原也不过是应当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工具，陡然地转化成了神圣的上帝，资本主义制度目前虽然不是人们口头上挂着常说的圣物，却从思想界到俗化的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声音实际上认定了它的永恒性。在如此的声音之下，似乎我们所有能够做的，只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和修修补补性的完善，它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存在形式了，我们已经不再可能从制度上有更好的选择了。
　　由此看来，汉迪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具”的观点是一剂醒药。他在全书中通过对市场局限性的批判，对由市场而来的效率的分析，特别是将市场和效率从属于人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目的分析，提出了人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理解之上必须具有的属于生命性本原的目的。那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汉迪有他的回答，即是在通过自身努力的创造以形成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价值的完整认可，并由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而获得某种生命神圣意义上的永恒。换言之，就是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在这样的过程中寻找到并实现一个被个人自己和社会认可的自我，从而超越生命的自然期限而较长时期地为延续下去的人类社会所肯定和认可。在这样的人生目的基础之上，汉迪讨论了现存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政府机构的存在价值与所应当有的选择，进而讨论了建立一个健全社会的问题，理想主义者的本来面貌一览无遗。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均归于“工具”时，如此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不断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工具”再去创造更加好的“工具”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在既定的制度之下，通过创造而得到更加美好制度的努力。也许，某种对于现实制度批判而来的理想中的制度，是人们努力去争取、去创造的阶段性“工作目标”，但它永远也不应当成为人生的目的。如果它不能够实现，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失去了目的；如果它能够实现，这只是意味着人生目的实现过程中赢得了足够“外化”的表现，并以此为未来人生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工具”。由此而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确定的历史性制度，其服务于人类生存和生活本原性目的的“工具”思想越发显得明快而富于说服性。实际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只是“工具”，工具也就只具有工具的功能，试图由此而认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资本主义制度而终结并以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后目的，并融化掉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消灭掉人们对于世界的新的创造，那实在是过于盲目了。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之中，我们看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目的常常被消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中，个体的目的不再存在而只有集合体的目的辉煌，只有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辉煌，其中包括某种制度的辉煌。仅仅只是在这样的辉煌之中，个人得以“月亮式”的辉煌，即是在集合体的辉煌和“工具”辉煌照耀之下反衬出来的点滴光辉。其实，个人就是太阳，本有自身的光辉，本有自身的辉煌；是由于它的辉煌，才有集合体的辉煌，才有“外化的”种种智慧之物的辉煌，其中包括制度等各类“工具”的辉煌。可见，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是一个值得永久讨论的题目，或是一个值得不断提醒的题目。相应地，人生目的与各种各样“工具”之间的关系，亦是不应忽略的话题，就是在宏观得只议论人类历史的大的制度变迁之时，也不应不加以重视和关注。我们所要认清的，就是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必定会创造出来种种新的技术的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并依赖于这一切继续进行着新的创造。如此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它最能展示人自身生命本原性的目的。工具总只是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而且，凡是工具都是有缺陷的，也都将为新的工具所替代，因而不是人生目的的本身，是不值得崇拜的。对于工具的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和生活理解的最大误区。
　　值得格外加以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的过程，每当一次新的“工具”特别是大批量新的“工具”出现时，我们总容易生长一次新的“崇拜性异化”或“异化性崇拜”，总容易忽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原目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到来之前大量得五花八门的“工具”世界时，人的存在陡然地显得渺小无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竟让我们升腾出对其盲目崇拜的意念，“外化”的对象不过还是人的智慧的结果，但人已经不再是人自己了。迷惘就是如此产生的，恐惧也是如此产生的。当喊出“凡是工具，均不应崇拜”，“工具永远只是工具而不能够代替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时，迷惘和恐惧是能够减弱的，甚至是能够消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迪所及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工具”形态的批判性认识，其深刻的价值在于重新唤起某种人类心灵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重新唤起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向往和不断创造的热情。未来，永远是一个不可终结的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未来，又是一个永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工具”，以显示人类别于他类的特征和优势，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和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工具是具有划分时代功用的，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对于工具的创造则会昭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就在这样的创造之中，就在这样的不断的再创造过程之中，而并非终极地落入到某种创造物之上。由于人类对于新工具创造后的崇拜的普遍状况，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复提醒自己——工具永远只是工具，它不值得崇拜。
　　显而易见，汉迪在摧毁一种崇拜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对人自身体智能量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得很的崇拜。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直接的智慧与技能去面对世界时，即是没有任何“外化的”工具可以用来对待生存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崇拜上天赐予我们的这份生存和生活的本能，只不过这种崇拜通常通过对于某种“神”的崇拜形式而出现。在理性主义开始盛行之后，如此的崇拜又有了更加广泛而深沉的内容，“我思故我在”的不朽之言实际上将崇拜的对象完全地自我化了，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的理念的照耀而已。是的，人应当崇拜的还是自身；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还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人之外，特别是当这种“之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由此说来，汉迪的著作是批判性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还是说教性的——全书充满着劝说的话语，真有点宗教向俗世布道的味道。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于，偏重于某种说教时容易极端化而忽略对于他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人自身崇拜，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的崇拜之中，我们容易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从而在追求人生和人类社会目的的“创造”中，不自觉之中“创造”出危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东西来，地球环境污染类产品，一些极端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造，都是人类过于崇拜自身而忽略自然界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制约的结果。在汉迪的书中，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只言片语的，这虽然与作者论述的主题有关，因而不能责怪作者，但提醒是必要的。在我们进入新世纪时的迷惘和恐惧中，认识“工具”问题有助于我们消除部分迷惘和恐惧，但由此而来的对于人自身过分的崇拜，则会增加我们新的迷惘和恐惧。
　　 二○○○年一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