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我看电影（一）
作者：王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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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Ⅰ 》
在以理性与法制自居的现代社会的底层，是否免不了代表暴力和非理性的传统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似乎与社会体制（阶级矛盾？）无关痛痒。《教父Ⅰ》以及像香港古惑仔这类黑社会电影使我评估社会的视点更加多元：所谓黑社会就是不承认现有产权和国家威权的亚社会，正如土匪就是不承认地主—农民财产法律关系的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站在体制和世俗道德的另一边（是谁站在神的那一边？），使人无法去简单否定。记得张承志说过义军首领和牧羊人是最自由的两种人生。而所谓义军首领，与教父之间那有什么清晰的边界。工业化进程是否免不了黑社会的同步前行？也许作为民主法治形影相随的伴郎，黑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和执法问题。对法治的藐视和对法治的信仰在另一个空间，也许可以相安无事？
由此想起三句话。丘吉尔说：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一切可知的社会制度里，最不坏的那一种。而哈耶克则认为，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最后一句话是李光耀先生讲的，他说我们亚洲不一样，亚洲价值观之第三款叫做：秩序永远优先于民主。
未来是否真的如此令人沮丧？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
——传呼、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人鬼情未了》
作为一枚红旗下的蛋，在为此片而感动的年代，很难相信巫术及迷信在基督的美国和技术的美国，竟敢有如此大的市场。可以想象大陆拍一部类似的电影吗？
简单的唯物论和意识形态的治下，让我们丧失了多少含苞欲放和可以依赖的的梦想。我们迷信就是因为我们生来脆弱，我们难道不能光明正大地脆弱吗？难道不能理直气壮地流露愚昧和哀伤?谁来强迫我们坚强，谁来命令我们高尚，谁就是暴君。
《回到未来》
浪漫的科幻时代。一部让我感到技术的未来如此美丽的影片。等到我看《ET》，即使充满温情，却已流露出人类“僭妄的理性”（哈耶克）。但希望还在，在于儿童。以后每况愈下，直到《侏罗纪》《未来水世界》。对于技术的前景，我们如海德格尔收起不合时宜的憧憬，开始怀疑，并质问这种力量：来自撒旦还是来自上帝？
有一种界限虽然无形，却始终存在，那就是人与神的边界。爱因斯坦的信念也是每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怀抱的信念：对宇宙的最终根源和神秘秩序永远保持敬意和景仰。
《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
《禁宫情妓》
欧州的宫廷影片一直给我好感。他们的君王为什么彬彬有礼？他们的贵胄又凭什么不卑不亢、如此矜持?我们将清末之前统称为“封建社会”是一种误读。如果要区分，可以叫我们为“官僚封建”，而称西欧为“贵族封建”。他们的封建社会看上去恰恰一点都不“封建”，因为民主首先来自于统治层内部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国王对贵族的尊重是在于间接附庸制下，贵族手中有着国君也不能直接支配的封邑、军队和人民，而不是说他们就是天生的礼仪之邦。
欧州先是有了君主与教会的两元分立，“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世俗政权坐大后，又有了国王与贵族第二重的两元分立，不断发生些类似三家分晋、问鼎周室等遥远的故事。最后加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元分立。这样的封建关系，其实已经暗含了现代社会财产私有、契约自由的理念。每一项私有的财产权都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同时也意味着来自后者的尊重。即使穷如乞儿，一来在上帝跟前也拥有与国王最抽象的平等，如另一部我所喜欢的影片《简·爱》里，简对罗切斯特说：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就像经过坟墓，都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二来在乞儿哪怕惟一的财产——一口破碗面前，他也是他自己的国王，在法律的抽象意义上，他的破碗与君主的王国也是平等的，都是彼此不能侵入的禁脔。
废封建、置郡县、兴科举，毕其功于一役。坐在电影院里还有什么好说的。
《天国车站》
一个梦想情爱和自尊的女人，在劳动中自慰而被诱惑，最终成为杀人犯，成为绞刑架下的死囚。在这二者之间，难道就是情与法、灵与肉不可愈合的悖论？
个人真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吗？个人果真该为自己的行为背负一切罪责？法律和国家在向看似罪孽深重的个人频频举起刀斧时，不断受到来自人文立场和人道立场的追问、质疑，“To be or not to be？”并不仅仅是个人在脆弱时的张惶。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在今天每个体制下都普遍存在，法律一旦丧失了神性的背景和信仰，就丧失了理直气壮的凭据吗？
《五魁》
一个孤儿寡母的地主家庭，有数百农户环绕，这就是远离朝廷、远离城池与军队的典型村落。奇怪的是这户地主并无明显的人力、武力优势，但他们的产权优势却依然受到农户们心理上的认同、屈从和尊重，其中恰恰可以看出传统中国道德自治的局面。
一个“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黄仁宇）的庞大农业帝国，官府的组织力量都集中于州县之上。如果没有道德自治和儒教的深入人心，一个人丁稀少的富家在边远的乡村,无疑于狼群中的羊。但道德自治下的产权是如此脆弱，一旦众情激昂，出现土匪或民变，现有的产权制度便兵败如山倒，彻底崩溃。所谓土匪就是对既有产权体制不买帐的人，如马克思所言，只承认占有是一种事实，不承认占有是一种权利。在中国的历史上，惟有一九四九年后的人民政府有能力将组织力量深入浅出，直到每一个乡村、街道。像宗教改革使每一个人单独面对上帝一样，新政权也使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直接面向了国家和体制的正式力量。所以将这个电影中的村落看作整个封建时代的微缩景观，就不难理解商品交易为什么出不了宗法与地域的限制，而面向全国、面向陌生人大规模展开；也能想象造反者竟然如此频繁，如此富有经济上和体制上的颠覆力。
现实社会在实质上的不公正，永远为民众的正义、无产者的愤怒、青春期的激情与叛逆，以及人性底层的暴戾提供了标的和会师的理由。那末一个现代的产权体系，又凭什么获得合法性呢？当个人落入贫穷或者被掠夺时，他与那个默认一切所谓善意占有的财产制度是那么格格不入，这时，单单凭一套讲究程序的游戏规则，真的可以消弥那巨大的断裂，而化干戈为玉帛吗？
无论怎样，土匪倒是像一个越来越让我感到亲切和怀念的字眼。
《双城故事》
其中有一句台词：life is party。如果用林语堂的话来翻译：人生如一场盛宴。但这样熨贴的字句仍然有着文化上的误读。我们中国人看重吃，因而说“盛宴”。逢年过节、红白双喜，都是排开了来吃，所以人生确是一场盛宴，喜怒哀乐都在这里面了。而party上虽也有鸡尾酒、点心，却是重在play，要一个形式而已。之所以要辛辛苦苦地站着，我看怕就是为了有中国人混进来，主人家准备的东西不够吃。
这又回到原先的话题。life is party和人生如一场盛宴，看上去就是一个重程序、一个重实体,有点像把马歇尔法官翻译成包公的味道。有人说中国文化重精神胜过重物质，其实大不尽然。
《苔丝》
苔丝越是美丽，越是无辜，所以说红颜薄命。
反过来薄命的一定要红颜，才有戏看。金斯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演技，而是她的确太美了，这种美丽又尤其来自于命运中的无辜，无辜和美丽在这里互相映衬、互相捧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之所以被纳斯塔西亚的照片一举打动，也不是单单因为美丽，而是他发现那一张脸上“充满了痛苦”。其实古人已经说得很好了，所谓“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但另一方面，越是成功的男士，偏要其貌不扬的人来演，才能令人慕煞，并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如果文武双全、众望所归，至少男人们看去就索然无味了。
由此得到观众的劣根性：我们就是喜欢看丑男人如何成功，漂亮女人怎样不幸。
《雨人》
港译为《兄弟情未了》，一个如此中国化、儒家化的名字。文化的误读再次凸现了出来，影片本在表现一个自闭症患者的自我历程，以及他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和他人之间的隔绝。在镜头的背后，弥漫着对个人和主体性的高度张扬，和当代西方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在港译中，却是立足于人伦之间，充满对手足情深的道德褒奖。
在一种倾斜的姿态下，算不算“西方主义”（作者杜撰）对于异域文化的把玩和偏见？如果“偏见”这个词显得不公允，换作经济学上的“偏好”，比较理直气壮。
这种价值观上的越位，发生在英美化极深的香港，尤其耐人寻味。我们以为做了一百年的殖民地，早就全盘西化了，其实骨子里还是孔老二的门徒。
《哭泣的游戏》
北爱共和军的故事也让我们分不清革命队伍和恐怖分子的区别。
一群人可以诉诸独立吗？爱尔兰可以，北爱又可不可以？中国可以，中国的什么地方又可不可以？如果这什么地方可以了，这什么地方的什么地方行不行呢？接下来到一个县、一个村、一个聚居的家族，他们想要“出埃及”，怎么办?
大到主权之争、小到乞儿手中的财产权，可以拿占有来说话，法律上有善意占有和即时取得的游戏规则。但在社会契约论“国家权力来自于个人权利的让渡”这样的政治理念下，一部分与大家格格不入的人要求“分家析产”，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划出道来，说这就是正义与否的界限。
只有把天花乱坠的理论摆一边，拿武力来说话，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管他什么州权，有了废除奴隶制的理由，就有理走遍天下。
在信奉国家主义的地方更不消说，二大于一、三又大于二，“社会永远优先于个人”，也是李光耀先生为我们归纳出的金玉良言。郁钧剑在春节联欢晚会上也是这么唱的，“咱们老百姓，就认这个理”！
《铁面人》
长期幽禁不在位的国王，是一桩极其致命的错误。
越是有地位、越受人仰膜的人物，越是不能让他有受难的机会。受难将使他水涨船高，拥有通货膨胀的感染力，和一种“奇理玛斯”型的政治魅力。因为老百姓大多在受难，所以受难将使受难者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和道德上的优势。因此，关押一位领袖就是在为老百姓制造一位更大的领袖。等水到渠成，往往便脱柙而出，振臂一呼，从者如云。
从耶稣数起，直到张学良、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谁不是因受难而声名鹊起。当克林顿访问南非时，曼德拉带他去自己坐牢的那间监房，说：那就是我小便的地方。那个在越战时逃过兵役的家伙能够说什么呢。
受难还将给对手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李自成虽不杀崇祯，崇祯却因李自成而死。这对于李自成身登大宝的“合法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一个明室的忠臣都无法在崇祯自尽之后而事李自成。受难堵死了敌人在政治上的前途，而清兵却正是打着为崇祯复仇的旗号入关，不仅为吴三桂提供了借口，更重要的是在道统的接力赛中抢到了“合法性”的火炬。所以李自成虽然第一个跑到终点，却因犯规失掉了比赛资格。
古代法律享有刑事豁免权的“八议”中，就有前朝宗室。优抚这些人是历代统治者的一贯作风，杀功臣也不能杀他们。因为“合法性”是不会横空出世的，无论多么干脆的暴力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也要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演绎理性”，通过对前朝重臣的特赦，显得从盘古开天到如今是一脉相承的。
《大独裁者》
“一个不愿意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对法西斯保持沉默”。
前不久看王彬彬的文章，他认为自由主义与专制之间有一种逻辑的关联。其实卓别林的影片早已将此处揭橥出来。但这种关联非是王文所说的自由主义倾向保守，往往强调秩序的优先（李光耀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于，两者都建立在一个异化（最不坏的？）的体制之上。
个人在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压抑之下，渐渐被轻视、不被尊重，失掉归属感和主体性，成为大工业体系之中的一颗螺丝钉（就像在意识形态之下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这就为独裁的出没提供了资本主义式的心理基础——即弗洛姆所言的“逃避自由”。
《淘金记》
流浪汉的发迹故事，以喜剧的反讽来叙事，体现了作者对私有体制的怀疑和否定。在一个“粉红色的年代”里并不足为奇，但长大之后再看卓别林，发觉幽默之外，那种如同马克思一般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清醒得令人发凉的批判力量。不觉想到一个小笑话，说在三十年代，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论民主。美国佬说：我们更民主，我们可以在白宫前面骂罗斯福。苏联老大哥不屑一顾地说：这有什么，我们也可以！美国佬大吃一惊：你们也敢在克林姆林宫前骂斯大林吗？老大哥慌忙说：不不，但我们也可以骂罗斯福。
如果拿这部《淘金记》与帅哥汤姆·克鲁斯的《大地雄心》一比较，可以看到好莱坞是如何抽去脊髓，精心炮制华丽的美国梦的。一部《大地雄心》，抵得上三十部我们的“主旋律影片”。
但也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尔库塞所称的“一个丧失了怀疑、批判、反思和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社会”。
《细雨梦回》
美得如此简单的爱情悲剧。人生的无住，恰在这时越是具有扑面而来的低重音。
悲剧在于：这么美的爱情都避不开无常，那末爱情何为、诗人何为？
悲剧在于：这么简单的故事就足以让你崩溃，让你的信念彻底被击败。
由此感到：幸福来得繁复绚烂，而不幸却是如此直接。
译名来自南唐中主李璟的词：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按说译得很斯文了，却仍然显出文化上的误读。原句哀怨、伤感，不乏缠绵，与影片的情绪是大体吻合，但却是哀而不伤，悲而不痛，体现出士大夫的克制和矜持。使之多了把玩，少了刻骨铭心、泪如泉涌。
一句淡淡的的东方雅词，足以让莎士比亚变成一段红楼梦。因为我们本缺乏悲剧的精神和承受力，却不少精致的爱与哀愁。
《罗马假日》
就像《摇摆狗》令人联想到克林顿的白宫三级片，这部旧电影也使人无法不想起无辜罹难的悲情王妃戴安娜。
一样是皇室贵妇与猎奇记者的纠葛，一个在世纪初，一个在世纪末；一个在银幕上、一个在现实中；却为什么一个温情脉脉，另一个鲜血淋漓？
也许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我们的知情权（偷窥权？）之间，确有不可两全的冲突。杰斐逊讲过，信息是民主之源。也许狗仔队还是民主制度的大功臣，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究竟是什么的干活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什么呢？连欧洲人都搞不清楚，在一旁看个闹热。
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就让戴安娜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吧！
《走出非洲》
本能地喜欢这部片子，包括梅丽尔欧洲化的表演。
在文明边缘的田野之上，一个人的欲望与整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
人与大自然、现代性与原始文明之间的融合、创伤和绝裂，始终是西片长盛不衰的题材。如《十字小溪》《与狼共舞》《印度之行》等，都在此处大放异彩。但有一日忽闻后殖民和“东方主义”的高论，发现被老外把玩了还不自觉，倍感羞愧，赶忙去看谢晋的《鸦片战争》，直后悔当年有机会没有去围攻外国使馆。
自卑吗？什么时候我们也来拍几部文明冲突的大片，把西方文化好好意淫一番。
《情人》
梁家辉很自豪地展览了一回东方男性的优美裸体。整个影片充满着一股亚热带潮湿的味道和男人精液的芳香。也许，每个人的青春期都值得用一部电影来纪念。
杜拉斯回味的是她在越南的初恋，以及她一生中全部情欲的发源地。而全体法国人在黑灯瞎火的剧院，怀念的却是法兰西的青春期，和在印度支那了无痕迹的一场春梦。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小说和影片很难得的将中国人定为男性，不像其他片子，如《蝴蝶君》《印度支那》等，性别处理上就给人一种暗示：西方文化是男性化的，东方文化则是女性化的。因此这部影片中的床上镜头让梁家辉看上去像是黄飞鸿；如果杜拉斯不幸是个男人，这部《情人》恐怕就要被指责为反华影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