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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沁园春·长沙》
作者：彭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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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虔诚地读过一百遍，今天我又以同样虔诚的心轻声叩问。
——作者读诗手记
一、词的写作时间是怎么确定的？
《沁园春·长沙》，诗人毛泽东的早期力作。那“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胸襟，“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魄，四十多年前就已使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千百万年轻人为之倾倒。
而今，我已经年过花甲，诗人在那里坦露的气魄胸襟所给予我的激动，大多已为沉思所替代。在读了一大堆政治家毛泽东的传记（包括中国和外国作者撰写和出版的）和中共党史资料后，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这首词究竟写于什么时候？
对于作为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这关系到对他早期思想成长历程如何认识的问题。
兹事体大。我长时间战战兢兢地轻声叩问，追寻。
《沁园春·长沙》，最初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诗刊》创刊号上。总题目是《旧体诗词十八首》。此词赫然列于篇首，词牌和标题下无写作年月。同时发表的还有毛泽东“致臧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的《关于诗的一封信》。这在当时是一件颇有“轰动效应”的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老百姓大都只知道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文人们虽大略知道毛主席“雄才大略”，却不曾想伟大领袖同时竟又是伟大的诗人，能写出如此气吞山河、境界高远、声律悠扬的绝妙好词。应该说，《旧体诗词十八首》在新中国建立后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党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威望日益高涨的时候公开发表，对于作为党和国家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又奠定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地位，这是令人欣喜的事。
然而，这次发表的《沁园春·长沙》，并未标明写作时间。
接着，在一九五八年，文物出版社将这些诗词结集出版。因为湖南师范学院院刊在当年元旦公开发表了毛氏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故文物出版社便将此词收了进去，将书名定为《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这是第一次正式出版毛泽东的诗词集。为了表示对作者的尊重，文物出版社特地出了个宣纸线装直排的大字本。其中的正文，都是从一部刻工精美的宋版书中单字挑出，单字照相制版的。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如今，私人藏书中拥有这个版本的恐怕不多。它已经弥足珍贵了。毛泽东同年在广州时，对自己的诗词作了一些解释和批注，就是写在这个版本的天头上的。在这部精美绝伦的诗集中，《沁园春·长沙》仍然未见标明写作年份。毛氏在此词的天头上，只写了下面这段话：“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数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这里，作者自己也未为它标明写作时间。
这首词的手稿，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四种。一是横式书写，无词牌、标题、年月（包括词的写作年月和书写年月）。二是直书的横幅长卷，正文后题有“右沁园春一首”，未标年月（同上）。第三件和第二件在书写风格上相似，也是直书的横幅长卷。不同的是写有“沁园春·长沙”的上款，正文后又落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下款。此件在上款的“长沙”两字旁边，划了一条加重的曲线，但仍未标明写作年份。四是小字直书在“十行纸”信笺上的，和第一件一样，既无上款也无下款。毛氏的这些珍贵的墨迹（印刷品），除了我在“文革”期间收集到的之外，现均收入了红旗出版社于一九九八年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墨宝》一书中。这些手稿，足可证明，不管是由于记忆不清还是其他原因，毛氏自己始终未对《沁园春·长沙》一词的写作时间予以明确认定。
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版界将五年来陆续发表的毛泽东的新作收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分别出版。文物出版社还参照一九五八年第一版的模式，又出了一个直排宣纸（包括毛边纸）大字线装本。奇怪的是，在这个版本中，两家出版社同时对《沁园春·长沙》标定了写作时间：“一九二五年”。此后，所有关于毛泽东诗词的出版物，以及专家们对这首词的诠释、笺注等文字，都认定了此词作于“一九二五年”。
这就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对于《沁园春·长沙》写作时间产生的过程。至于这样确定是否确有实据，以及究竟是由哪位（或哪些）权威人士确定，不仅当年十分幼稚无知的笔者不曾想过，恐怕对毛氏诗词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拜服于“伟大领袖”和“伟大诗人”的盛名及权威之下的时候，大概也不曾作过认真的探讨。
二、一九二五年，中国发生了什么
一九二五年，岁次乙丑。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正是“牛年大吉”。这一年，中国的工农运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革命高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进入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阶段。这一年，在华夏的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值得在中国近代史上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
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四大”。“四大”的功绩，首先在于它认真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年来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作了明确的理论概括。
从二月份起，广东革命政府方面大事迭起：一是先后组织了两次东征，平定了陈炯明的叛乱，并在七月份将大元帅府大本营改组，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二是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三是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左派领袖廖仲恺于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刺身亡；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撤消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统一战线，一时甚嚣尘上。
五月，中国工人运动狂飚骤起。由“顾正红事件”引发的“五卅运动”，烈火般地席卷全国。长沙在六月初就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组织了两万多工人、学生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随后，湘潭、衡阳等四十余县和矿区纷纷成立雪耻会，集会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几乎是在同时，“五卅惨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无须对一九二五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详尽的阐述。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切革命行动（包括蒋介石平定陈炯明叛乱的两次东征），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组织和支持下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但这一系列的大事，毛泽东都没有参与。
三、光辉的蹊径——毛泽东同期革命活动探幽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独辟蹊径。在一条当时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的小路上，毛泽东踽踽独行，也就是八九个月的时间吧，竟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段时间，他走的是一条“光辉的小路”。
这年春节前，毛泽东偕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回湘养疴”。《毛泽东年谱》还特别注明，这一行动是“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至于中共中央为什么“同意”一个身为上届中央委员会核心领导成员之一的毛泽东不参加本届党的全会，而回家去“养疴”，则没有任何说明。这使得后来人颇感疑惑。
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就是在毛离开上海后不久，即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至二十二日，在上海召开的。而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1月4日）便是春节。此时，毛正带着开慧和两个孩子，在长沙板仓岳家欢欢喜喜地团圆，共度春节。
据官方的党史资料介绍，“四大”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就发出了通知，征求各地党组织对“三大”以来的各项政策的意见。关于代表的产生，通知规定的原则是，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各一人，苏俄特别组、法国特别组、少年中国学会各一人，另特别邀请一人，共十四名。后来实际到会的代表是二十人。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项英、李大钊、周恩来、李立三、罗章龙、朱锦棠、李维汉、王荷波、彭述之、任弼时、邓中夏、何今亮（即汪寿华）、张太雷、向忠发、尹宽、陈乔年、沈玄庐。但有表决权的仍然只有十四人。“四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有九名：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中执委五名：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这两份名单说明，无论是“四大”代表和“四大”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是，有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是，他的弟弟毛泽民，却被选（任？）为中央出版部经理（部长由王若飞兼）。
这里似乎有一个谜团：毛泽东究竟参加“四大”没有？如果说没有参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正值盛年、体魄健伟、精力过人的“工作狂”，真的是在党的“四大”前夕“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而且病到不能参加党的一次重要会议的程度了吗？他可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且是中共中央局排名仅次于“委员长陈独秀”的中央局秘书啊！好事者猜测，政治上的原因，恐怕是大于“患病”的原因吧。
据美国学者R.特里尔的研究，毛泽东是参加了“四大”的。只是“整个会议期间他愁眉苦脸，所起的作用也很小，以至后来有人在回忆文章中认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见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传》第81页）。毛自己后来确实说过他没有参加“四大”。他好像还说过“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话（这是对于律诗格律平仄的要求）。毛氏借喻此话，意思是说党的一、三、五次大会，他参加了；而第二、四、六大（1928年6月18日—7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他没有参加。
从《毛泽东年谱》所载毛氏回湘后的革命活动来看，他似乎仍然是个体魄健伟，精力过人的“工作狂”。刚过完春节，他便于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四）赶到韶山去了。在韶山，根据《年谱》的记载，毛泽东好像没有片刻的休息，便以百倍的热情开展革命工作。他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创办农民夜校，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而且也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他曾赶到安化，参加安化县国民党县党部的成立大会，同时和在那里工作的陈昌等同志筹划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他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湘潭县西二区公私学校的教职员工，成功地进行了改组“教委会”和“学委会”的斗争。在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候，他又组织当地农民取得了“平粜阻禁”谷米斗争的胜利……有一部名叫《毛泽东在一九二五》的电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段短暂的历史，展示了这位伟人在这段“独辟蹊径”的革命活动中的光辉足迹，令人激动。有了这一段“光辉的蹊径”，毛泽东即使真的未参加“四大”，也是无关宏旨的事了。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应以官方正式出版的资料为准。即使如此，也不难看出，大约从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的“一大”开始，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有了一些意见分歧。关键就是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问题。
自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共合作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二月国民党设立了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出任了上海执行部的组织部秘书（等于副部长，部长是胡汉民），全心全意地为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一年，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似乎看不到他那笔锋强健的文章了。有人讥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其实，应该说，毛泽东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进国共合作最坚决、最忠实、最积极、时间也最长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另一个是李大钊）。
党的“四大”关于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理论和决议是正确的。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中发动农民的理论和实践也是正确的。
四、一九二五年？词、思、行的脱节
一九二五年，毛泽东三十二岁，他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家了。如果《沁园春·长沙》真的是写于这一年，那么，只要认真地客观地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作者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思想的成熟，行为的果敢，与这首词中的意境，有着一些表面上细微而实质上巨大的差异。
首先是时序不对。《毛泽东年谱》载，毛是在当年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初十）离开韶山返回长沙的。这一年是六月十九日立秋，七月初六处暑。长沙的气候，自古就有立秋后还有“二十四只秋老虎”之说。处暑刚过，这里正是“秋老虎”肆虐的酷热天气。且休说岳麓山此时尚是满眼葱茏，也休说毛泽东回长后就忙于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同志交换意见，忙于到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部署工作，忙于组织和挑选去广州农运讲习所培训的学员……他有没有那么闲适的时间和心境，哪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一个人行吟于湘江之畔，去“问苍茫大地”，忆“同学少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更要命的是“独立寒秋”这非同凡响的起句，便没来由得很。按《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毛泽东离开韶山的原因，是赵恒惕要抓他。而他却从偏僻的韶山跑到赵恒惕的身边来抛头露面，继续开展他的革命工作，那确实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纵然是伟大的革命家，具有凡夫俗子们望尘莫及的大智大勇，但此时此地，此情此境，似乎都不是毛泽东“独立”吟咏之处呢！况且，这时节长沙溽暑如蒸，“寒秋”之谓云乎哉？
再就是身份和意境不对。毛泽东这次回湘，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否则他不可能在韶山建立国民党区分部，并赴安化参加国民党县党部的成立大会。赵恒惕虽然“反赤”，但他标榜的是“湖南自治”。在一九二○年六月十一日，张敬尧慑于湘军谭延闿（其时谭是湘军总司令，赵是湘军第一师师长）的军事压力逃出长沙之后不久，赵便当上了湖南省第一任“民选省长”，并于一九二二年元旦颁布了《湖南省宪法》。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都是军阀，赵比张敬尧还是有区别的。他既不同广东革命政府合作，也未完全投靠直系吴佩孚。毛泽东和赵恒惕是打过交道的，他利用赵的“宪法”“议会”所颁布的减轻赋税、兴办教育之类的条款，办过一些实事，也撰写文章对“省宪法”的虚伪性进行过有力的批判，并且在泥木工人罢工中和赵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对于这一切，赵并未对毛采取任何粗暴行动。毛在韶山的行动，成立共产党支部是秘密的，成立国民党分部是半公开的，办农民夜校则完全是公开合法的。至于“平粜”这样的小事，那时在湖南各地都时有发生。大致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乡绅们将“团社仓”的存粮（有时也包括地主的存粮）运出本境去卖高价时，农民就会自动组织起来“闹粜”。也就是阻止谷米外运，要求按平等的市价卖给本地农民，以解粮荒。每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政府方面往往都是支持农民的。如果说为了这样的区区小事，赵恒惕就要拿毛泽东“就地正法”，那似乎有些“民间传说”的味道了。否则，毛从风波迭起的韶山，“逃”到赵氏“卧榻之侧”的长沙，就无法解释。
既然“逃出”说不通，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在三伏炎天急匆匆地离开韶山，赶赴长沙的呢？对此，毛氏随后的行动已经作了准确无误的回答。他在长沙稍作勾留，部署完有关长沙工运的一切工作任务之后，并没有去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而是带着两名准备参加广州农运讲习所的学员，赶到广州，当起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去了。三十多年后，党史教材中（也包括毛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对右倾机会主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批评，大概当年就是党中央的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指责。
一九二五年初，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大员的身份，回到湖南开展工作的。在共产党内，他却是用“养病”之名离开党中央，连党的“四大”也未参加。由于党史资料的保密，我们现在还未看到过毛在韶山给中央的任何工作报告，尽管他的工作成绩是那样的卓著。但毛在此期间和广州方面应是有些联系的。他的这次行程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至少他离开韶山，经长沙赴广州任职，是接到了国民党中央（或国民党中央与他有私人联系的高层人士）的通知或信息的——这就是毛氏该年一系列行动轨迹的真实动因。而且，毛泽东对此行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踌躇满志的。
“诗言志”。综观毛氏所有的诗词，都有当时拨动他的心弦的事件，引发他的诗思，从而喷珠吐玉的。作为政治家和诗人，他从来就不会“为赋新诗”去强发空泛的“惆怅”和“议论”，更不作“无病呻吟”。倘使《沁园春·长沙》真的是作于“一九二五年”，那么，当时发生在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为什么词中无踪无影？共产党那么成熟了，国共合作显示出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工运如火如荼，农运方兴未艾，怎么还要孤独地叹问“谁主沉浮”？他自己已跻身于国民党的最高层，又何必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清高豪语？为什么词中的佳句，在显示出那种宏伟的气魄、襟怀之外，又流动着一丝空寂、惆怅、迷茫？
任怎么解释，它都不像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诗人的心声。
质言之，把《沁园春·长沙》的写作时间定在“一九二五年”，至少是把毛泽东接受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推迟了五六年。
五、解读《沁园春·长沙》
据笔者的研究，《沁园春·长沙》的写作，应是一九二○年五月八日的“半淞园聚会”之后，具体当在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段时间。
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起，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会的组织工作。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新民学会毕竟还不是“马列主义”的团体。它的初始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它对会员的要求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嫖妓”。新民学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就是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件事最初的发起人是蔡和森与肖子升。但热情虽高，主事最力者，应首推毛泽东。这年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先期去北京找杨昌济先生请教赴法事宜。经杨先生介绍，蔡和森找到了李石曾，并与蔡元培接洽，认为赴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便立即通知肖子升、毛泽东。到八月十九日，新民学会就有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二十五名会员赴京，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预科班。毛泽东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管理员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在毛的思想成长历程中，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到真正接受并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毛泽东于一九一九年春天回到长沙后，一面到修业学校教书，一面满怀激情地开展革命活动：一是重新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响应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并创办了《湘江评论》，写了一系列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二是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三是参加长沙沸沸扬扬的“驱张”。这些活动又促成了他一九一九年底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抵京。在京几个月期间，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湖南的“驱张”。但他又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给毛泽东介绍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有了更多的理解。他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心搜寻……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接触到建立起信仰，这是在短短的两年中毛泽东早期思想成长历程中的一个深深的脚印。
直到一九二○年四月，毛泽东和李钦文（即李思安，女——彭注。下同）等几个新民学会的成员一道，离京去了上海。他到上海去的目的，还是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开始时，他们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组织起一个“工读互助团”，过着“共同作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生活。毛自己为洗衣店作帮工就是在这个时候。这是他们在认真地进行勤工俭学的“热身”活动。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九年（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夏，毛润之，李钦文等因湘事由京到沪，赞周（即陈绍休），一九二○甫（熊光楚），子璋（肖植藩），望成（刘明俨），玉生（欧阳泽），伯龄（张怀），分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韫庵（魏璧，女），君展（劳君展，女），肫如（周敦祥，女），由湘到沪，练习法文，准备赴法。……因赞周等五人（实为六人——彭注）赴法期近，遂于五月八日，在半淞园开一送别会……”这是一次群星璀灿的聚会。他们讨论了有关新民学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热热闹闹搞了一整天，还意犹未尽。“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三天以后，陈赞周等六人就动身赴法了。“在沪会友，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岸。”友情与豪情，希望与期望，理想与理智，爱心与雄心……在这短促的时空之中，汇成一支超越时代的无限美好的交响曲，在参与者的心头久久地回荡，至今犹令后人艳羡，景慕。
这时间还有一件事情，虽似离题，却有深意。大约就在送走了陈赞周等会友后不久，毛泽东为了组织革命活动，以及资助部分会员继续赴欧求学，急需财力支持。不知为什么，他这时才想起杨昌济先生去年在病重时，曾经给远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写过一封信，力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则必先重二子。”当毛泽东持信拜访章士钊时，章即热情相助，出面发动各界捐款。章行老早期协助黄兴办过“华兴会”，后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任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德高望重，未几即筹得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这笔巨款无疑为困境中的毛泽东壮了行色。他从此摆脱了经济拮据的困扰，再也没有干过“为五斗米”劳苦奔波的活计。至于这笔巨款是怎样开支的，似不见有任何资料作过说明。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毛在见到行老的女儿章含之时，却又旧事重提，并从这年起，每年大年初二即派人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两千元，送给章府，共送了十年，直到一九七三年还清这笔巨款为止（按当时人民币一元兑换银元一个的比例计算)。为革命借的钱，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毛泽东的心怀，当称皎如星月。一九六三年，章行老仍然健在。四十三年过去了，他好像从未提过这件旧事。倒是毛泽东选择的“还债”的时间、方式，甚为特殊。
半淞园聚会后才一个来月，从长沙传来喜讯：张敬尧跑了。“驱张”胜利了，对于为湘事呕心沥血，劳碌奔波，历尽艰辛达数年之久的毛泽东，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呢！大约就是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长沙的同时，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挥动凌云健笔，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等一系列文章，力主湖南人民乘胜前进，“废督裁兵”，“建设民治”。他写道，“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予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他心里装的是湖南，想的是湖南，他日以继夜为之奋斗的，还是湖南。这是“湖南骡子”式的坚韧而又激进的革命精神！
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毛泽东的这些文章和行为。一九二○年，毕竟他还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的脑子里，还装着一些别的“主义”，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等等。在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南方革命势力相对处于弱势的历史时期，出现“湖南自治”这样的思潮是有一些特定因由的。本文不可能深入地探讨这一历史现象。笔者的本意是想证明，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思想高度。但是，毛泽东此时就已经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了。当时他的确是赞成“湖南自治”的。在国家一片混乱的状况下，先把“湖南的事情作好”，这并没有错。为此，他奔走呼号，履危历险达数年之久。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和彭璜等新民学会的骨干筹划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并起草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问题商榷》，在北京、上海等地广为散发，征求各方意见。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督军，裁减军队，增加教育经费，实行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等。这是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野蛮统治逼出来的民主呼声。当时，也确实是一种伟大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是“上合天理，下顺人心”的。驱张的胜利，当然又激起他的彻底改造湖南的豪情。毛泽东在七月七日回到长沙，仍然以巨大的热情，百倍的努力，开展工作。但是，他的理想中的“湖南自治”依然无法实现。赵恒惕尽管摇着“湖南的事由湖南人管”的旗帜，他心里要的千真万确是“统治”，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治”（驱张以后，表面上谭延作过一阵湖南的督军兼省长，但湘军的实权却操纵在赵恒惕手中。十一月二十七日，谭被迫辞职，离开湖南，由“议长”林支宇代省长，时间很短。赵先任湘军总司令，后任临时省长，最后就当上了“民选省长”。毛氏打交道的对象，实际上一开始就是赵，而不是谭、林）。而毛泽东心中的“湘人自治”与谭、赵的“湘人治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九月末，毛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再说“促进的运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等时评，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因为“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毛说他主张的“湘人自治”，是要“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十月初，他甚至和彭璜、龙兼公（长沙《大公报》主编）联名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并组织四百多人签名。随后又参加了长沙两万多市民的游行大会，受到了谭延的接见……但这一切真诚的努力都白费了。向谭、赵之流要“民治”，无异“向老虎嘴里讨碎肉吃”。毛泽东的理想王国泡影般破灭了。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和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共同发表声明：不参加“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的“由省议会起草宪法”的表决。
至此，湖南自治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也就是从这天起，毛泽东把他数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王国，丢进了滚滚北去的湘江激流之中。从此以后，他一心致力于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忙于文化书社的事务工作，忙于给留法的会友和旅居南洋的会友回信。这时，他那思想的天国，忽晴忽阴。他隐约觉得，“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他坚韧的性格使他仍然保有往日的豪情，但豪情里又闪动着冷静的思索。他仍然拥有往日的自信，但自信中偶尔也飘浮着迷惘。他身边仍聚集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半淞园送别的情景时时在脑际闪现，使他更加怀念远在异域的“同学少年”……
《沁园春·长沙》，当是成于这个时候。
毛泽东声明退出“议会起草宪法”表决的十月二十一日，正是农历九月初十。三天后便是“霜降”，十五天后的九月十八日“立冬”。在长沙，这才是枫叶流丹的时节。只有在这时，只有在有了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只有在这种深深的沉思时刻，在湘江之畔沐浴着秋末冬初的瑟瑟冷风，诗人才能写下“独立寒秋”的起句。而对麓山如火的枫林，才能吟出“万山红遍”的画图。
面对着北去的江流，麓山的红叶，高翔的苍鹰，游动的鱼舟，诗人怎能不发出“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喟叹呢？需知，此“大地”者，湖南之大地也。这是生他养他的“大地”！这是他数年来沐雨栉风为它付出了无数心血的“大地”！如今它却还在地方军阀的统治下呻吟。要到什么时候，这“大地”上的生灵，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湘江的江流和浦江的江流勾动着诗人心上的涟漪。半淞园情愫勾起了诗人对远在异国的“同学少年”的怀念。几年来，他和他（她）们为“湖南自治”呕心沥血，劳碌奔波，所为何来？不就是为了不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吃”，而要争一个真正的“民治”吗？回头一看，这一切似乎可笑。那不正是“风华正茂”、政治上还不成熟的热血青年的“书生意气”么？就在不久前，毛泽东曾邀了陶斯咏、杨开慧和张文亮几个女会员同游岳麓山。还组织起新民学会留长的十几个会员，搞了一个“星期同乐会”，每至周日，就去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泳……“曾记否”以下的回忆，以及三十多年后写在此词天头上“击水，游泳”的那段批注，当是指这些活动无疑。
这才是二十七岁的诗人毛泽东留下的《沁园春·长沙》的诗谛。
三十二岁的毛泽东如果真的在长沙诗兴大发的话，他写下的当是另一首佳作。
如果硬要说它写于一九二五年，对毛泽东当年的工作和思想，恐怕是一种间接的贬损。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当然，一句说定了将近四十年的话，要改也难。正像在我们的生活里，至今还有说了多少年的错话，空话，套话，废话，甚至鬼话，到底也改不过来一样。
但是，一件事倘真是错了，总会有些腹议的。与其腹议，不如口议。能够将此事提出来，就教于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和各方面的朋友，让有兴趣的人议一议，该是笔者一幸。
二○○一年清明时节于五味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