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一种历史的观念
作者：陈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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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任何问题，都有一个历史的方法问题。历史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想当然”，也不能凭感情好恶、主观愿望。如传统与现代化，就是这样的问题。我研究欧洲问题，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中国的历史互相参照。由此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欧洲的传统文明是从自身的演变开出现代化的；而中国却没有从自身独自地演变出现代化，而是在与欧洲文明接触时时而与之相冲突，时而又在冲突中接受其影响中进入近代史期的。如果没有欧洲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历史仍会沿老路走下去。这一点就连康有为都意识到了，所谓“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上皇帝书》）
最近几年我提出来一个“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的问题，就是想先从道理上想清楚。这样，对我们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就可以丝毫没有认识上的拖累。
一、中国和西欧的不同传统
两部历史，两种传统。这是观察中、西社会发展的根据。这是个老问题，早在晚清就有人提出来了。严复所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就把问题摆出来了。“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说，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西方的“动”的工业文明摧垮了东方的“静”的农业文明。他们提出中国必须抛弃旧传统，迎接德、赛两先生，创建新文化。这些话说了一百年了，现在仍然要说，因为它仍是当今未了之事。
现在的问题是紧扣着现代化提出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为什么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为什么欧洲却是从自己的传统中发展出现代社会来。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历史事实，但是却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这样的批评对不上号，因为它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扣上一顶帽子了事。这问题在下面第三部分还要讲，此处从简。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和欧洲文明各自有自己的历史影响，或曰各自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当中、西两大文明在十九世纪中叶相遇时，人们自会发现，西方早在二三个世纪以前就已进入近代史期，而中国则仍滞留在中古状态。此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
这就扣上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一种历史的观念，或者叫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只是认为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知识、哲学、宗教活动上一切过去的差别都只是历史造成的差别，是地理、气候、经济、社会、政治，乃至个人经历等等因素所产生、所决定、所塑造雕琢成的；这种种因素，又都是根据历史，用理性，用智慧，去研究，去了解的。”〖1〗
先看中国的历史。旧中国是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历史。可以拿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立郡县当作一条分界线。在这以前的历史，用孔子的几句话来概括，就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或其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孔子对子张的问题“十世可知也？”的回答。孔子是说，三代以来的政治体制、社会秩序基本上代代相因，每一代对上一代只不过有所损益而已。后来孟子看出来正在发生大变化，梁惠王问他：“天下恶乎定？”孟子答说：“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天下莫不与也……”
到秦始皇确实是“定于一”了，但并不是按孟子的施仁政的办法实现；秦始皇当然不是“不嗜杀人者”。
对于秦始皇以后的历史，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有几句话概括。他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诚然秦以后并不是一贯统一的，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分裂局面；但是从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看，确实是“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还说，郡县制在秦前已有，封建虽“不可复”，但三代以来的封建制仍糅在秦后的郡县制里，所以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没有社会性革命的历史〖2〗。
几千年当中，朝朝代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祖先征服自然的时期当在战国以前，即由畜牧业进到农业时期。自从孔、老、墨等相继而起的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为重的学说兴起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大都放在人的行为和内心的修养上了，间或谈及自然，如老、庄，但却取迎合和屈服的态度。秦汉以后则连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几乎没有了。以致中国的历史文化归根到底是政治和道德。一个人要有好的修养，要善于“自省”，经常检查和端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使之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准则。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就其整体而言是“臣民社会”：从上到下是各级的“专制主义”，从下到上是“臣民主义”，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就在这里。
欧洲的历史，特别是近代西欧就大不相同，它是那样变动不居，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改变着社会面貌。只有从五世纪到十世纪是五百年的“黑暗时期”。以后欧洲社会就开始变化。恩格斯说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他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3〗。从十五世纪起，欧洲先后或交迭地发生了人们所熟知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荷英法革命（还有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革命）等等历史性的事件。西欧用三四个世纪的时间，阶段分明地齐备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在制度上是以代议制为特征的、与专制相对立的民主宪政；在经济上是以利益原则为制动力的市场经济机制；还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几大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几个世纪的积累起来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精神。到今天，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网络革命，全球性的金融体制，无孔不入的市场力量，等等，都属于水到渠成的欧美文明进程中的事（这里只是就文明社会发展史而言的，至于这些问题的负面影响和“异化”效应当另作文章，此处不赘）。
从以上叙述可见中、西两种历史，两种传统的不同。何以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开出现代文明，而欧洲文明何以能衍生现代化，其理由已可昭然。
二、中、西不同的思想方法
通常说，中国人偏于讲“人情”，不怕道理说不通，就怕“人情”上过不去，属于“自修”、“内省”的文化。西方人偏于讲“理”，讲逻辑，偏重于对客体的探究。从古希腊就讲本体，以后发展为自然哲学。中国也有自己的“本体论”，但落脚点是“万物体仁”，转到道德论上去了，中国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就情与理来说，中国人是情重于理；西方人是理重于情。重情则重“人际关系”，重理必重“求知”。
这可以联系到一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即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张东荪称之为“思想底格”不同；涉及到运用思想时是从那里入手和布局的。中国人在思想时有中国人的范畴和概念，西方人在思想时有西方人的范畴和概念。
上面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或基本上是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中庸》里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着重点是人在待人接物中“应当”怎样，它与“义务”是连在一起的；或者表达某种预期的愿望，例如我们常说的“要”怎样怎样。所以中国人运用思想的模式通常是“应当怎样”或“理当怎样”，用英文来表达就是“ought to be”的模式。
西方人运用思想时比较看重“是什么”，即“to be”。哥白尼要把宇宙天体弄个明白，这就是“to be”的问题。所以有了“日心说”的“哥白尼革命”。科学思维、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都是追问“是什么”。前些日子，到处在议论所谓“李约瑟难题”，其实要解开这个“谜”并不复杂，就是中国传统中没有或者缺少穷追不舍地、一以贯之地探究“to be”的精神和实践，即求“真知”的精神。因此，我们的古人常常是从直觉出发并把思维局限在直觉所及的范围内，以致不能越出直觉到达理性推理；工艺技术很难（甚至不可能）不经过理性思维而飞跃到科学思维的水平。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常常习惯于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或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搞唯意志论，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求真知”的精神和习惯。
三、关于所谓民族虚无主义
当说到中国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向现代文明时，常会被责为“民族虚无主义”，演绎下去，则“民族虚无主义”便是“爱国主义”的反面，如是便自然而然地在政治上上了纲。
以我个人经验说，我是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呢？答曰“否”。我对我们的传统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别在传统和现代化文明发生冲突时，我的感情常常站在传统一边。但是在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实地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没有开出科学与民主；它没有导向现代化，这是历史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得不出相反的答案。我不像有的学者那样，硬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早就有“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基因，非要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勉强挂钩；以为这样就可能心安理得、“自圆其说”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而在于它所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我们自会感悟到它在以下三方面的特有魅力：
一、中国传统素来提倡一个人要有高尚的道德操守、正直的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诸如此类规范人的道德行为的观念，都应该“抽象继承”，其精神是超社会的。现在我们常常慨叹和责备那些不讲公德、缺少“私”德等等言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批判”一切时把旧道德批得一无是处，同时另一方面却是自私自利的恶性膨胀。
二、中国有很深厚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从历史来看，除了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二十四史等典籍外，还有数不胜数的稗史、野史、笔记等历史著作。从哲学来看，有诸子百家，有从两汉以来十多个世纪融会贯通起来的儒、道、释三合一的哲学，它们都蕴含着汲取不尽的精神营养。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表现在绘画、书法、雕塑、诗词、文学、戏曲等等方面。如每当进入博物馆，即有美不胜收之感；如秦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曲等等，莫不具有恒久的价值，等等。
今天品评一种文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无用”的实用观点。现代化是举国大事，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以能否推进现代化为惟一尺度。于是或者硬说中国传统可以通往“现代化”，以证其“有用”；或者从“民族自尊心”出发，硬说“现代化”的观念本为中土所固有，以与现代化源于西土的观点相对。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它的优长之处，如上述，而不在“现代化”，我以为这是很明白的事。
至于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的意见，径斥为“民族虚无主义”，说轻些是轻率而武断，是简单化，说重些也不过是“帽子”一顶而已，是经不起推敲的。
2000年8月京中芳古园陋室
注释
〔1〕胡适语，见胡适《读书与治学》，三联书店编选，1999年，第130—131页。
〔2〕王夫之的话见《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一。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