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两个聂鲁达
作者：王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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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六十七岁,与之前的六十来位获奖者相比,年龄不算小也不算大,可是大家都说了太晚了。这个奖早就应当颁给他了。这个奖现在才颁给他,是这个奖靠他而生色,而不是他因这个奖而添光。的确,早在得这个奖之前二十年,聂鲁达就完成了他最好的作品；早在得奖十年之前,大家已经庆祝过了他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印行一百万册。他五十岁的生日会,成了全世界大诗人的盛会,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但是各种政治观点的诗人在他诗歌的旗帜下都能济济一堂,这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诗人能做到的。
据说,不久前广州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净化精神运动,他们到处张贴一些手抄的诗歌以取代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和标贴,其中主要是聂鲁达和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我不知道他们抄录的是聂鲁达的哪些诗,对于聂鲁达这类多产的大诗人,选诗是很不容易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说:“在一切选集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因为,几首诗很难体现他创作的全貌。这话放到聂鲁达身上特别合适,他的诗太多太丰富,即使读一整本,往往也只能认识他的一部分。
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读过聂鲁达的诗,那时候国内译介的聂鲁达,主要是他的政治抒情诗,流传最广的是长诗《伐木者醒来吧》。我记得我曾背诵其中这样的诗句:“我不过是一个诗人,爱你们大家/流浪在我所爱的世界上。/在我的祖国,矿工被监禁,/军人指挥着法官。/但我爱我的寒冷的小小的/祖国,直至深深的根子。/如果我得去死千百次,/我愿在那里死去。/如果我得诞生千百次,/我愿在那里诞生。”它们呼应了我那中学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在班级的诗歌朗诵会上,我以这样的句子赢得喝彩:“给和平予早晨的城市,/这时候面包醒来了。/给和平予密西西比河,根子的河。/给和平予我兄弟的衬衫。给和平予书籍,仿佛一个空气的印记……给和平予西班牙游击战的/破碎的心。”
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似乎是一个行将加入解放全人类大军的战士了。
所以我一直把聂鲁达看作一位政治诗人。八十年代内地开放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聂鲁达诗集,仍然是他那本全部是政治抒情诗的《诗歌总集》。大概那种激昂慷慨的调子,应合了全国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鼓点。不过,我早已过了能被几句壮怀激烈的口号甚至诗句打动的年纪,尤其是看到那些满纸俱是“英雄”、“热血”、“纯洁”、“斗争”这类词汇的诗文,更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不要又是那种企图以他人之血作献祭的把戏吧?”有了这样的警惕,当我看到聂鲁达如下的诗句:
“今天,让叛变者受到唾弃!/让卑鄙者时刻受到/沾满鲜血的惩罚,/让胆小鬼回到黑暗中,/桂冠属于勇敢的英雄,”
“你的胜利在哪里形成?/你的花瓣在哪里放射光彩?/从血液开始,通过人们可怜的肉体/升华为英雄?/……/为了帮助你们取得胜利,/一切的一切,包括快乐,都该像钢铁一样!”
我心中便油然而生反感。我有点明白为何当年他的国人在阿连德和他之间宁愿选择前者,阿连德虽然也过激,但不会喝了几口酒,看到一些高呼革命口号正步走过广场的队伍,就喊出这样的诗句:“苏维埃联盟,我虚心地向你致敬!/让你那人民的铁军高歌猛进!”
我不再喜欢他了,再次搬家时,我把他的书归到垃圾那一堆。
又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认识的只是聂鲁达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他还有另一半,或者毋宁说有两个聂鲁达,另外那个聂鲁达,是爱情温柔的歌者。
这时我在香港,在这里,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认识了作为爱情歌者的聂鲁达。是通过电影,就是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一次事先张扬的爱情》。在那如诗的音乐和画面中,当我听到作为画外音的情诗柔柔地,有如天籁般地飘乎而来,那种震动,真不止是“惊艳”二字所能形容。美得真是像蓝天像白云像那最美丽的美,这也是聂鲁达吗?当片尾字幕打出“本片诗句均引自聂鲁达诗集”时,我真有点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我马上奔到学校图书馆找来了书架上放着的所有聂鲁达诗集。把它们摆到一起一看,我发现了钱钟书前述观点的又一证据:这些台湾译介的聂鲁达诗集,几乎全部都是他的爱情诗,有的选本,甚至连序中都不提《伐木者醒来吧》这类诗。如果光是看这些诗集,我们心目中的聂鲁达会是与内地的聂鲁达完全不同的一副形象:好个大情人!不要说凡胎肉身的女子玛蒂尔德了,那样动人的情歌,连女神都会打动。
“万物充满了我的灵魂,/你浮在万物之上,也充满了我的灵魂,/梦的蝴蝶啊,你就像我的灵魂。”
“我是你的梦,只是这样,不过如此。”
“我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从冬天或者河流/我不知道它怎么来,什么时候来。”
还有这一句:“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像这样的诗,他一写就是一百首。有人说,即使聂鲁达只出版过《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一百首爱情十四行诗》,除此之外,再没写过任何作品,他仍然能在世界诗歌的殿堂占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位置。今天,当我读过了他差不多所有的诗之后,我认为这说法不算太夸张。不过,当我认识了第二个聂鲁达之后,第一个聂鲁达也不是那么令人反感了。写出了那么美丽情诗的诗人,当他写出“没有任何东西能装满/纯洁的杯子;/没有任何东西能包容/无往不胜的春天旗帜上的阳光”，至少没有野心家妖言惑众之嫌了。现在,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读他,在这有微风的夏夜,就着一杯清茶,再读《伐木者醒来吧》,我有点为海峡对岸那些没有读过这些诗的读者遗憾了,也为我自己早先对他的苛求不安,你不能指望一个人一辈子都说聪明话,更何况他是一位缪斯之子,你听,还是他自己说得好:
我不是来解决什么,
我到这里来是唱歌,
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