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答王伟明问
作者：绿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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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十二月，香港《诗风》编审、《诗双月刊》主编王伟明先生旅京，示予十二题，以代访谈。陈年旧事，本不足道，盛意难却，爰撮要书之以答。
一
问：自打一九三九年向《七月》杂志投寄一首习作遭胡风先生退回算起，您从事诗歌创作已有六十年。请问您第一首诗作是否在《七月》发表？您为什么会选择诗歌作为您终生奋斗的目标？
答：四十年代初我开始正式写作，那时《七月》已经停刊，胡风去了香港；到太平洋事变，他辗转来到桂林，并筹办《七月诗丛》。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胡风给我的大学同学、“七月”诗人邹荻帆写信，约他和另一位“七月”诗人冀禤编诗集参加《七月诗丛》；在那封信中同时托邹约我也编一本，这才开始了我和胡风先生的文字因缘。一九三九年我曾经向《七月》投过稿，却从没有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但在胡风主编的《希望》（1945年初－1946年末，共8期）上，我发表了不少诗稿，几乎每期都有。不过，说我“从事诗歌创作六十年”，不如说我“六十年前开始写诗”更为确切些。众所周知，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二十五年间，我和不少诗人一样，不但再不能写诗，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诗，尽管我的诗可比作一只受伤的精灵，只是一时休克在我心中，并没有完全断气。看来，所谓“六十年的创作生涯”应当打一个对折才是。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诗歌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却不很好回答：一方面，我的“终生奋斗的目标”（如果有的话）未必就是诗；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六十年也罢,三十年也罢，诗虽然没有离开过我一步，也不过是我在不同人生旅途中偶然邂逅的跟我一样孤苦伶仃的伴侣而已。也许可以借用我的几句诗的意思来说一下：一是我自幼就是个孤儿，尤其是精神意义上的孤儿，在人生的种种困惑中找不到任何同路人，除了“诗呀诗，你这个可爱的梅菲斯特”，尽管它也可能把我引向“苦难”或“堕落”。二是我本人在人生道路上，既没有先天的禀赋，也没有后天的技能，只有靠那位“可爱的”伴侣给我打气来迎接各种考验，承受各种挫折，这就正如我的诗所说：“须知不是我得天独厚，而是大自然的公平：让一切不幸的缺陷都赋有相应的特异功能。说来你也不会相信，这就是世上出诗人的原因。”
二
问：除《七月》外，您还在其他刊物，如《诗垦地》、《文群》、《诗创作》等发表诗作。您对这几份刊物有何评价？又当时诗人，如S.M.、孙钿、天蓝、杜谷、姚奔、冯白鲁、陈辉等，名字比较陌生，可否谈谈其人其诗以及他们对当时诗坛发展的影响？
答：那几个刊物是我在认识胡风先生以前经常投稿的地方。《诗垦地》是四十年代初重庆复旦大学学生邹荻帆、姚奔、张小怿和校外的曾卓、冀禤、冯白鲁、绿原（后三人后来也进了复旦）等诗歌爱好者自己集资（募捐）筹办的。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后，重庆大型进步刊物纷纷停刊，《诗垦地》的出版颇引人注目，特别是它从路翎那里接受并发表了胡风留下的一批《七月》拟用诗稿（包括一些解放区诗人如田间、陈辉等人来稿），给当时的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文群》是复旦大学教授、小说家章靳以先生在重庆《国民公报》上主编的一个纯文艺副刊，许多知名诗人作家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散文和小说；后来这个副刊版面由章先生转交给邹荻帆，改名为《诗垦地副刊》，又出了十几期。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原因，《诗垦地》和《文群》都先后停刊。这两个刊物由于编辑思想和写作态度严肃而单纯，在综合性的现代文学史上，是应当留下它们的痕迹的。《诗创作》是四十年代初期在桂林由胡危舟先生编印的一个纯诗刊。当时桂林的政治空气要比重庆宽松些，文化企业较发达，《诗创作》只是其中之一；它的篇幅和发行量都较大，作者来源较广泛，上面发表的作品在风格上往往彼此相去甚远。
你认为“名字比较陌生”的几位诗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介如下：
S.M.、孙钿、天蓝、杜谷这四位都是《七月》的经常撰稿人和《七月诗丛》第一辑的作者。
S.M.即阿垅（本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在诗、散文、报告文学、诗学评论等方面均有杰出的成就。他写得多，出版得很少，建国前问世的有诗集《无弦琴》、诗论《诗与现实》三卷。一九六五年因“胡风集团”案被关押十年后，正式被判十二年徒刑，到一九六七年瘐死狱中；去世前曾经向监狱负责人写信，为胡风一案同人和自己辩护，断然表明“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的坚定立场，该信将由《新文学史料》二○○一年第二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表，值得一切有正义感的读者一读。他的新诗具有“凌厉的风格”，八十年代由友人代编诗文集一部，在一家出版社压了多年，尚未出版；他还写旧体诗词（近年《诗刊》曾发表过一部分），反映了一般同体作品罕见的战斗的气魄和悲壮的情怀。
孙钿，抗战以前留学日本，抗战时期为新四军战士、地下工作者，业余从事诗歌创作，建国以前曾出版过《旗》（《七月诗丛》第一辑）和《望远镜》（《七月诗丛》第二辑）。据胡风先生介绍，他用清新的日常语言写亲切的日常生活，使战斗的声音如同对情人、对慈母的倾诉。现仍健在，曾任浙江宁波市作协主席。
天蓝，三十年代初就开始在《现代》等刊发表新诗；建国以前为延安著名诗人；八十年代初出版《天蓝诗选》。他的诗集《预言》（《七月诗丛》第一辑之一）包括他的名篇《G.F.木刻工作者》、《队长骑马去了》等。据胡风先生介绍，他的笔触带着铿然作响的锋利，他的风格好像钢板上的发着乌光的浮雕。
杜谷在《七月诗丛》第一辑中原有一本《泥土的梦》。“这样的歌，只有深爱祖国的诗人，善良到像土地一样善良的诗人，坦白到像土地一样坦白的诗人才能够唱出来。”（胡风所写的《七月诗丛》第一辑广告语）可惜由于向国民党政府送审未获通过而未能出版。
姚奔，当时创作力最旺盛、发表诗作最多的诗人之一，出版过一本诗集《给爱花者》。建国后停止写作，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参加《英汉大辞典》编纂工作。
冯白鲁，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学生，后去延安；《诗垦地》创办人之一，后从事电影工作，写诗不多。
陈辉，抗战时期在解放区写诗，一九四四年牺牲于前线。他在《诗垦地》上发表过《姑娘》、《卖糕》等篇。一九五八年出版过《十月的歌》。
以上几位诗人，特别是前四位，当时都能同广大读者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其为人生、为时代、为人民而写作的实践经验对于今天的诗人仍有借鉴的价值。他们对于六十岁以上的读者可能并不陌生；目前一般读者知之甚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他们久已去世，或者久已搁笔，或者由于作品散佚，无从介绍。但是，我相信历史有情，真正爱好诗歌的后世读者将会拂开时间的灰尘，发现这些被掩埋的珍珠。
三
问：据悉您曾在邹荻帆先生的帮助下，以他一位失了踪的同班同学的文凭，报考复旦大学。不知可有此事？若为事实，原因又是什么呢？素知您与邹先生深交，您认为他对《七月》有何贡献和影响？您又怎样评价其人其诗？
答：我一九四一年底经友人邹荻帆帮助，报考复旦大学这段轶事，已在拙文《我的这个名字》（收《绕指集》）中详述过。当时我们都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流亡学生，举目无亲，朝不虑夕，同处困境，相濡以沫；邹兄初见我时，我正在一家钢铁公司当学徒（练习生）。他鼓励我升学（他已在复旦大学读经济系），而我当时高中未毕业，无法报考，他才为我出了这个主意。过去六十年，他对我的这种兄长式的关怀和扶助是我至今难忘的。邹荻帆抗战以前就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大刊《中流》上发表过长诗《没有翅膀的人们》，悲悼旧社会长江水灾的难民；后来又由巴金先生出版《在天门》、《木厂》两部长诗，揭露故乡的旧社会，引起残余恶势力对他的仇恨。在我们几个朋友中间，他最早认识胡风先生，《七月》一九三八年武汉版第一期就发表过他的一首抒情诗《江边》；他向胡风投稿时间最长，直到一九四六年《希望》上海版上还有他以本名发表的《反对丘吉尔》和化名“扬令”发表的访问解放区归来所写的诗。胡风对他的诗当然是肯定的，有好感的，否则不会发表得那么多，更不会约他编诗集；但是，胡风也认为，他受旧诗词美学的影响较深，在新诗的创意、用语等方面不够大胆，这是邹本人对我讲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邹荻帆为人平易、诚恳、热心助人，他八十年代主编《诗刊》期间，对很多今天的名诗人有过提携式的帮助，而对一些被迫搁笔多年的老诗人的复出尽心尽力，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勇气。
四
问：《童话》、《集合》和《又是一个起点》三本诗集，成为您被视为“七月诗派”一分子的主要根据。由于胡风事件的影响，您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八○年间，完全丧失创作与人身自由。如今蓦然回首，您可承认自己真的是《七月》的一员？又当年您是凭着怎样的信念度过如此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到了八十年代，《七月》以至《九叶》诗人的作品重现文坛；其中《七月》诗人多位居要职，而《九叶》的却多在学术界发展。为何会有这种“官方”与“民间”不同的发展？会否造成两派诗人某种程度上的对立？
答：你一次问了三个问题。首先，提到“胡风事件的影响”，问我当年“是凭着怎样的信念度过如此漫长而艰苦的岁月”，这里须说明一下，这个问题不能由我一人来回答。据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联名发出并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胡风一案复查平反文件宣称：“……共触及二千一百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其中大部分未划“分子”和一般“分子”，关了一年左右；“骨干分子”大都关了几年至十年；路翎“二进宫”，共关了二十年；胡风则关了二十四年（1955－1979）。这些人又“是凭着怎样的信念度过如此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呢？那是一言难尽的。读者如有兴趣，建议去读张晓凤主编的《胡风与我——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其中也有我写的《胡风和我》一篇，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次，你还问到“如今蓦然回首，您可承认自己真的是《七月》的一员?”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我一时难以理解。如果把《七月》或“七月派”同所谓“反革命集团”画等号，那我当然不能“承认”；事实上，经过平反，那个可怕的等号已经给抹掉，也就用不着我来“承认”或“不承认”了。然而，我和胡风的关系却是客观历史事实，其中没有任何不可对人言的成分，我在狱中从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更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认为“是胡风害了我”。八十年代平反以后，我和胡风重逢，除了相互抚慰伤痛外，更对过去共同为之受难的理想追求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心。——试问，我回首前尘，为什么会怀疑而不能“承认自己是《七月》的一员”呢？难道到了新历史时期，《七月》的作者们及其作品仍然同旧历史时期一样，由于不能见容于“主流”，不但得不到足够的生存空间，甚至得不到起码的生存权利么？我想，这一问不会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可以掬诚相告：一九五五年以前，我和胡风的关系（例如我把自己的诗稿寄给胡风发表和出版），那是想否认也否认不了的历史事实；至于八十年代以后，胡风和他比较接近的一些朋友，或者先后谢世，或者健在而已停笔，或者还在写作却只是个人的探索，已与当年“七月派”的风骨相去甚远——换句话说，八十年代以后，根本不存在历史形态以外的“七月派”了。对于这一问，我想重复我在《胡风和我》一文中的有关一段供研究者参考：
“……‘七月派’也罢，‘胡风集团’也罢，流派也罢，‘宗派’也罢，这一群普普通通的文化人是围绕胡风一人结合起来的；他们中间并没有天然的共同性，有些人彼此甚至并不认识，因此他们的结合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多面体；以这个多面体为主焦点，这个流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缤纷的光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罕见的、可一而不可再的、真正体现集合概念的群体；虽然如此，离开了胡风及其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又将不复存在，只能存留它的历史形态供后人研究，而其成员今后的个别成就都不足以产生流派的影响。”
这里我想补充几句：所谓“胡风集团”作为一个富于贬义的政治名词现今已被取消，但是“七月派”（包括目前所指的“七月诗派”）是跨三四十年代、长久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个作家群，无论从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角度来说，都拥有坚实的可以触摸的创作成果，是在文学史上抹煞不了的。但，又如引文所述，它毕竟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其成员今后不但不能以个人成就代表历史上的“七月派”，更不必担心自己进一步发展所取得的荣誉会遭到历史上的“七月派”的掠美或牵连：这是每一个饱经沧桑的中国读者都能明白的道理。至于我个人，虽然不可否认自己与“七月派”的渊源关系，但自八十年代至今，一直是以自己的新作代表自己，除了一九八二年受同人委托为平反诗集《白色花》写过一篇序文外，从没有以现代姿态打过“七月派”的任何旗号：这是通情达理的读者也不难了解的。
第三，你还提到一个更令人思索的问题，即所谓“七月”和“九叶”的“对立”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从来没有料想到，更没有公开发表过意见。“七月”其他同人对此有何看法，我不知道，单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一下。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四十年代，我一直在政治、经济的窘境中颠沛流离，从没有安居乐业过：先是因为白色恐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通缉）逃到了川北乡下，抗战胜利后受复员热的影响返回重庆，接着因躲避重庆大逮捕而返回武汉乡下—这几年内，除与几位老朋友保持通信联系外，我同外界（包括文化界）毫无联系，对当时上海、北京文坛的新老作家的创作活动一无所知。对于“九叶”（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同人们的经历及其艺术实践，我当年除了个别地耳闻他们中间几位的名字外，实在没有机会拜读他们任何单篇或结集的作品。当然，如说我当年“孤陋寡闻”，今天自应引以为愧，但所谓“对立”实在无从谈起，却是明明白白的。建国以后，我在武汉参加工作；不久以后，“七月”同人纷纷受到打击和迫害，遭遇之惨比后来一九五七年的受难者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八十年代，我恢复工作和写作，交游圈子逐渐扩大，才认识了不少“九叶”同人，如袁可嘉、杜运燮、辛笛、曹辛之、唐蔔、陈敬容、郑敏等先生，有的往来较多，有的只见过几次面，但彼此都能开诚相见，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从未有过“对立”的感觉。后来听到社会上一些貌似客观的评论，说什么“‘七月派’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只有‘九叶’才是致力追求艺术的……”等等，尽管觉得那些说法未免片面、武断，也都一笑了之。
想不到几年前，一位名家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援引我一九四四年的半句诗，肯定它是“实有所指”，进而把作者“我”扩大化为“他们”之后，说：“他们的批判矛头指向同一时期的‘中国新诗派’的诗人。”（见《丰富的痛苦》309页，钱理群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长春）我惊诧之余一直无法理解，一九四四年抗战胜利以前我在重庆写的几句诗（见《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初刊于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希望》第3期，重庆版），怎么会是“批判”了、“指向”了据说是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创刊的《中国新诗》上的作者们呢？我又如何能够“批判”我并不曾读到过的刊物上的作者们呢？细看一下，原来那本大作中所援引的文字，大都加有包括出处及发表（或出版）年月的注释，惟独据以给“他们”下结论的那半句诗却被省略了发表年月，以致可以顺理成章地断定它是为“指向”一九四八年才问世的《中国新诗》而写。其实，就在该书第三○五页注3中，已经提及这首诗和收录这首诗的《人之诗》；如不是急于下结论，费神翻查一下该诗的写作年月（1944年12月），是不难发现为严肃学界所忌的那种“想当然”的错误的。名家、教授们疏忽一下不要紧，他们的“想当然”，再加上以讹传讹，却在学术界造成了难以收拾的混乱，至少我已无辜被丑化为在四十年代上半叶就盲目攻击过可爱的“哈姆莱特”的一个可笑的“堂·吉诃德”了。
再说本问中被转述的所谓“官方”、“民间”的说法，我虽是第一次听说，却不能不深感到，这也正是一种思想混乱的产物。以胡风、路翎、阿垅等人为主要代表的“七月”同人，在建国后不久即身陷囹圄，有的人并没能活到八十年代，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至多不过是在八十年代平反以后恢复原职而已，还有谁会“身居要职”呢？须知全国所有作家诗人，只靠自己的稿费，而不靠单位所发薪金为生的，听说只有巴金老人一位；其他稍有资历的作家几乎无不是在政府机关或其所属机构中工作，作为“待遇”载体的工资和职称都是统一评定的。要在他们中间划分“官”与“民”的界线，硬把一部分作家诗人称为“官方”，而把另一部分享受同等待遇的作家诗人称为“民间”，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对立”来，恐怕这不是在促进（说不定更是在妨害）中国新诗的可持续发展。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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