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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英雄、文学想像与身份焦虑
作者：李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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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和顾准在九十年代的戏剧性出场无疑是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这两位生前蒙难的先贤肯定无法预想这份身后的荣耀。而且，我甚至怀疑他们如果泉下有知，是否会像那些崇拜他们的热心人一样对这份迟到的荣耀感到振奋。因为另一位也属被人们关心的同类人物钱钟书先生就在亲历这种喧嚣的场面时表现出了“逃名如逃役”的姿态。
这种真实人物与媒体塑造的文化英雄之间的反差，是我所说的戏剧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然而不管这些真实人物的意愿如何，媒体仍然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让那些被塑造的形象衍生着，从而形成了戏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以陈寅恪和顾准为核心形成了两个文化英雄系列。系列一：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钟书、钱穆、辜鸿铭等；系列二：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李九莲等。〔1〕这些先贤英烈在被人们追念之时，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而一旦有了这些主观因素的加入，这些人物形象本身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差异——不同知识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人所叙述的文化英雄，虽然是同名同姓的人，却往往“对面不相识”。同是陈寅恪，陆键东笔下的那位特立独行的文化殉道者与吴定宇笔下的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埋头工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究竟有多少相同?〔2〕
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到被塑造的文化英雄形象，中间经过了十分复杂的变化。有人准确地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从专门研究者的解读，到知识界的认同，再到一般大众的接受，这些形象符号从被压抑的学术权威，变成有独立意志的逃离者，再变成有叛逆精神的反抗者，完成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过程。”〔3〕然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得以完成的动力是什么?因为只有找出了这些动因，我们才可算是对这个戏剧性的文化事件有了理性的把握。
不可否认，传媒的参与所带来的炒作因素无疑是文化英雄们迅速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传媒的炒作也并不总是成功的，那么，“文化英雄”的炒作成功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也不否认学术界关于学术思想的反思与论争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文化英雄戏剧性出场的时机，因为正是在九十年代学术界反思八十年代学术风气的背景下，人们才在寻找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学术路径时找到了陈寅恪、钱钟书等人代表的学术传统的。然而奇怪的是，当这些人被重新发现之后不久，便迅速地溢出了学术领域而进入了另一个更宽广的公众领域之中。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先给“文化英雄”形象定性，有助于问题的分析。为了讨论方便，我将以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核心人物为代表来展开分析。
陈寅恪和顾准的文化英雄形象是由两部非常有趣的叙述文字塑造出来的。一部是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一部是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在这两部作品出版之前，陈寅恪和顾准的名字大概只有他们的同行中的少数人才知道。这里有两个有趣的证据。其一是《顾准文集》初版时，据说全国的征订数只有8册，但到第二年也就是1995年第四次印刷时，印数已达3．45万册。其二是关于陈寅恪，夏中义先生在《谒陈寅恪书》中就曾困惑地问道：“先生在五六十年代之大陆学界并非显赫之人，先生之学并非显赫之学，为何区区一部传记(指《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引者)竟使先生英名在身后近三十年之今日大噪?”〔4〕正是这部《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初版后至199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印了5次，总印数达8．05万册，各类盗版书的数量更是无法计算。
印刷数量清晰地显示这两个不被人知的历史人物变成公共文化消费对象的壮观情景。要找出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对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塑造手法做一些分析无疑是必要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确定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性质，从而更进一步找寻这些形象被公众接受的复杂原因。
陈寅恪作为文化英雄的形象是由《陈寅恪的最后20年》定型的。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指出，“是书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理解尚存在偏失”。〔5〕如果把这个评价看成是对它的学术性的委婉批评的话，那么另一些读者就不那么客气了。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本书“在热情的驱使下，失去了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6〕更有甚者，有人尖锐地批评道：“被象征化或符号化了的陈寅恪，在多大程度上是与当年人物相符合的呢?反过来说，作为当年人物的陈寅恪，是否真的有可能被这样象征化或符号化呢?……我觉得至少从态度上讲，不能不说它是一本非常浮躁的书。”〔7〕这些批评的声音其实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特点，其一，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其二，它对人物的描写与真实人物不相符合。那么剩下的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它有着过度的“热情”。陈平原先生一语道破这本书的性质：“这是一本高雅的通俗文学传记。”〔8〕
既然是“通俗文学传记”，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需要再苛求它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有准确的理解了，也无须再用历史家所应有的分寸感和是否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这个标准来评价它的叙述了。与此相对应，《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的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英雄，其实是一个文学形象，是文学想像的产物。
与《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部文学传记明显不同，《顾准文集》却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为什么我仍然把它看成是叙述性文字呢?我首先想要说的是那个令人生疑的印刷数字。从开始时全国只订8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了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认真地读了顾准的文章?其次，这本文集是为了纪念顾准逝世20年由其弟陈敏之先生编辑并交付出版的。其中有两篇序言和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顾准传记》)，在更详实也更曲折的《顾准日记》、《顾准传》还没有出版之前，这些文章是人们了解顾准这个人物较全面的资料。第三，即使就文集中顾准本人的文字看，《希腊城邦制度》是“读希腊史笔记”，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不难看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纪念意味着想像，被纪念者是被想像成值得纪念的人物的形象。
既然，陈寅恪和顾准已经变成了想像出来的文化英雄形象，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像，以至于在知识界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人们就这两个本来不熟悉的人物展开想像的激情到底来自何处?
可以断言，如果陈寅恪和顾准完全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文学人物形象，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一旦被揭示出来，读者的想像就会按虚构世界的规则进行，或者说完全陷入虚构世界。想像变成了一种与现实存在相距甚远的技术性活动。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关于文化英雄的想像中，陈寅恪和顾准都是被作为现实人物而进入想像领域的。现实人物与文学想像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错位。文学想像将现实人物提升到文学的世界，或者换个角度说，人们用文学想像来认识现实中的人物。因此，经过文学想像的中介，现实中的陈寅恪和顾准便成为万人景仰的文化英雄了。知识界普遍地没有区分作为现实人物和文学形象的陈寅恪和顾准的区别。即使有人发现了这个区别，但仍固执地将文学形象当成现实人物，指责塑造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的作品“不真实”。然而，正是因为把文化英雄形象等同于现实中的人物，这些形象才与知识界的广大读者有了更切近的联系。对于他们而言，这两位文化英雄的遭遇，不是文学虚构，而是身边的真人真事，而且是他们的同类的遭遇，因此，他们便与作者一样失去了“分寸感”，近乎狂热地投入到了想像之中，这两位文化英雄的遭遇唤醒了知识界读者被压在记忆深处的情感记忆。也许书中的太多细节都与他们的亲身经历相似，或者与他们的期待视野中关于那一段历史的信息相似，他们便不知不觉地把真实事件与文学想像融合在了一起。想像的闸门被打开，想像的洪水在泛滥。
另一个刺激读者想像的因素也许是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位历史真实人物的知名度。陈顾二人在那两本使他们名声大振的书出版之前其实在大陆地区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对他们的学术成就的了解就像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的了解一样少。所以，当他们一夜之间名满天下的时候，读者根本无法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只能根据那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展开想像，以至于他们的名字虽然不停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但其中的信息多半是重复的。想像的特点是限制越少，想像的空间就越大。当人们满怀热情地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两个英雄人物时，媒体所提供的只是那些有限资料，尤其是顾准，他的日记直到1997年才出版，而相对完整的《顾准传》(罗银胜，高建国著)则迟至1999年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而此时距《顾准文集》引起的轰动已过去五年之久了。“文化英雄”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已接近尾声了。
与此相联系的是这两位历史人物均已过世，与他们有过交往的人也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离世，因此，有关这两个人物的更生动的材料已难以找到。这使得这两位历史人物有资格被“神化”，而他们身上的那些缺点和弱点则无人知晓了。因此，以这两个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化英雄形象在被“净化”处理的时候，便显得特别顺畅。人们心甘情愿地把他们想像成圣人，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什么缺点和不足。
也许正是因为人们以前对这两个人物所知太少，而现在想知道的又太多，因此，对这两个人物的想像便有了揭秘的快感，就像知道了某明星私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秘密一般。想像在这种私密性的领域总是可以情不自禁地“疯长”。也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下，人们才更容易相信任何可以得到的资料，包括那些不知从哪里起源的小道消息和捕风捉影的暗示。而越是这样，那些被关注的焦点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诡秘性便越是能激发人们的想像。
当然，这两位文化英雄并没有什么私生活的秘密值得披露。他们的私密性来自于十分敏感而复杂的政治领域。这两个多少有点异端色彩的人物所生活的那个时间段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话题。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前提下可以叙述知识分子在那一段时间中的经历，至今仍然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一大批被压在出版社迟迟无法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回忆录就是一个证据。〔9〕因此，不难看出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出现，应该具有“突破禁区”的刺激性和惊险性。正是带着这种惊险和刺激所引发的兴奋，知识界广大读者想像的闸门打开了，那些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情感记忆，借着这兴奋释放了出来。
或许正是由于文化英雄形象这种不言而喻的政治色彩，人们才看到了两个不同的陈寅恪，一个是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殉道者，而另一个则是备受时代关怀的知识分子，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无疑是陈寅恪这个历史人物所激发起的不同想像而已。形象越多，说明人们的想像也越丰富。
至止，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位历史人物在演变成文化英雄过程中激发人们想像的或明或暗的因素。我们必须回答的是，为什么这里出现的想像就一定是文学想像呢?首先，文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将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生活叙述成了一个曲折动人的悲剧故事。而《顾准文集》中编者陈敏之先生对“五哥”的深情怀念也无疑具有煽情效果。如果前者是一部“通俗文学传记”，后者中引起读者共鸣的那几篇序和附录也应该可以看成是情感真挚、文字质朴的散文。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读，应该是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方式。其次，就文化英雄形象构成的方式看，作者无疑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将历史人物引入文学世界。陈寅恪和顾准作为学者，他们本应该是以其学术成就而为人知的。然而现在他们的名声却来自学术之外的个性特征和传奇经历。这正是文学想像构成人物形象的方法。在此，历史人物的经历被纳入文学话语之中，那些生活经历也不再是历史传记的文献式记录，而是指涉生活经历之外的意义世界。陈敏之先生在《顾准文集》的“序”中就透露了这层意思。他说：“出版这本文集，在我确实含有藉此作为一种纪念的意思。不过，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人类的人来说，他所瞩目和关心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顾准生前既然能够把个人的安危荣辱以至对于一个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难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来并置之不顾，对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会淡然置之。”〔10〕在这里作者突出的是顾准为了人类的利益不顾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而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这种品德则正是由他在人生道路上比常人更多的坎坷(经历)来体现的。很明显，这是在用文学的方式来塑造文化英雄的形象。
对于广大的读者而言，不仅编者的暗示在引导他们对顾准的文化英雄形象的想像，同时媒体上类似的评论也在为读者的期待视野定型。顾准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顾准的评价就是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种。他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11〕这种对顾准的人生境界的评价无疑比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评价更容易为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所接受，从而引导读者更多地从顾准的经历中去体验那种境界——这正是文学想像的特点。施莱格尔说，诗人“最喜欢的艺术方式不是展示自身，而是使平凡琐碎的日常之事大放诗的异彩，从这些琐事中提取出更高的意义、更深的目的、更纯的情感，超出我们先前的设想，比我们曾经梦想到的更激动人心”。〔12〕文学想像所具有的赋予对象新的意义的功能，正是它的本质所在。
第三，从文化英雄形象自身的特点看，这种文化英雄已达完美的境地，甚至有人已经指出对文化英雄的塑造已经成为新的“造神运动”。这样的文化英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甚至也不是属于八十年代“性格组合”之后的文学形象系列。他们没有缺点，性格单一，恐怕更接近于通俗小说中的类型化的文学形象。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他们都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真实中被抽取出来，经过了净化处理，身上带上了美丽的光环。而且，有意思的是，即使人们想像出的是不同的陈寅恪，也都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出发，来美化这个英雄人物。文学想像的方式是雷同的。
想像来自缺失。当人们普遍地想像出某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出来时，他们的内心是在渴求这样的人物出现，或者自己变成这类人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将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真实人物从现实中抽取出来，经过文学想像之后又当成真实人物顶礼膜拜的事实，说明了知识界的对文化英雄的渴望已十分迫切。
文化英雄形象其实只是一帖抚慰剂，而知识界需要这种抚慰剂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身份的焦虑。因为“文化英雄”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一度被知识分子所拥有，而今，它却只能作为一个想像中的幻影，一种达至心理平衡的象征性符码。
从九十年代知识界所造出来的文化英雄形象的品质入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身份的历史真实感和现实的虚幻性。对于陈寅恪，葛兆光先生的评价基本上概括了这位文化英雄的特质：“陈寅恪为什么能在那种高气压的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一是对社会不是一时一地的关怀，而是长时段的，不是王者师式的；二是对学术专业抱有‘殉道’的精神。”〔13〕而对于顾准，朱学勤先生的评价也点明了这位文化英雄的个性。他称《顾准文集》“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个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面对如此犀利的先知先觉，我不能不肃然起敬”。〔14〕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他们成为文化英雄的理由似乎都不在于他们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们在极端险恶困苦的环境中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可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险恶环境的抗争，二是对现实的深沉的关怀，三是对思想成果的坚守。
如果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文化英雄”的地位或声誉当然应该是由他们对于文化建设的贡献决定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文化成就的人可以成为文化英雄。然而陈寅恪和顾准的文化成就却在他们被确认为文化英雄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另一位知识分子榜样陈景润。在那篇成功地塑造了科学的春天里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作者徐迟先生曾专门提醒读者，他在作品中所引用的那几行数学公式，可以跳过去不看，因为那对于读者了解陈景润的形象并无大碍。重要的是，陈景润这个形象证明了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那么，九十年代的知识界把陈寅恪和顾准的学术成就也“跳过去”，而突出他们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这其中的特殊原因究竟是什么?
任何一种身份都是各种社会关系交错而成的交汇点。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这种文化英雄身份无疑包含着他们应对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在所谓的社会转型期，知识界首先面对的是市场化的冲击。九十年代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地方正在于所谓市场化，或者更直观地说是商品大潮的冲击。在一片讨价还价声中，知识分子的实际生存举步维艰。面对这样的困境，知识界是否在当年的陈寅恪和顾准身上找到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沧桑之感?陈寅恪和顾准面对极端危恶的生存环境坚持理想的壮举，无疑使他们在今天有切身体验的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成为文化英雄。
与此相关，整个社会在物质生活市场化的同时，也在精神生活上世俗化了。如果1993年在知识界开始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看做是对这种世俗化的正面回应，那么，1994年陈寅恪和顾准的戏剧性出场则是一种侧面的间接的声援。这两个文化事件的共同背景不仅仅是大众文化产品抢占了精英文化的领地，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已经直接向精英文化发出了挑战。王朔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戏弄，已经把知识分子变成了虚伪、滑稽又无能的可怜虫。知识界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挑战?本来，精英与大众的分离是现代社会必然的事件，大众对精英造成压力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然而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等而下之了。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精英的挑战就把知识分子逼到了“负隅顽抗”的边缘。他们的反击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祭起精神品质的法宝作自我辩护。如何确定自我的身份已显得迫在眉睫。然而，真正能与大众的挑战抗衡的已不是“人文精神”的思辩，——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大众不感兴趣。而能让大众感兴趣的，则只有塑造一两个文化英雄出来，让大众服气。正如李慎之所说：“顾准给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荣誉。”〔15〕
然而，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文化英雄形象并非仅仅是当今知识分子的“质量信得过产品”的证书。对当下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对象。知识分子该到哪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投身商海，还是投身于故纸堆中?我们看到，每一条路都有人选择。然而更多的人可能是面临了奥尔特加(Gasset Y. Ortega)所说的另一种选择：“这种有可能对人性最激进的划分，使人性分裂成两种类型：一方面是对自己有更多要求承载着艰难和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就这么活着的人。后者无需努力趋向完美，他们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16〕但人们选择了对自己有更多要求，做承载着艰难和责任的人，而不愿做随波逐流的浮标，那么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愧对顾准”可能正是当今知识分子将顾准作为认同对象的一种自责式表达。正是在顾准和陈寅恪身上，当今知识分子找到了处理关心现实与坚持学术精神之间微妙关系的独特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知识分子不仅保持了与八十年代参与现实的热情的连续性，也完成了与更深远的学术史传统的连接，于是知识界便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定位。这个定位虽然是通过陈寅恪和顾准这两个完美无缺的文化英雄形象表达的，但这两个文化英雄形象对于知识界而言，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幻想，他们也是知识界所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当今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众多的知识分子拉出来与完美的理想化了的文化英雄相对比，让他们“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17〕的行为，才是值得同情的，因为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之所以敬重陈寅恪的不合作，顾准的独立思考，也是着眼于建立知识分子的自觉”。〔18〕
然而，当知识界把陈寅恪和顾准这样的文化英雄形象作为学习的榜样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否就已完成了身份的定位，从而也解除了身份的焦虑?知识界所追求的那种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真的能在学习了这样的文化英雄之后就可以实现吗?我们是否应该看到顾准先知先觉的那些思想有的已成为商品经济意识形态，是否注意到陈寅恪安身立命的古代文史研究正在变成日益保守的新国学，进而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恐怕只是我的偏见——因为我也把现实中的顾准和陈寅恪的影响拿到文化英雄形象中来讨论了。不过，文学形象与现实人物我们几时清楚地区分开过呢?
注释：
〔1〕这两个系列是杨早调查后发现的。见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页。
〔2〕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4〕夏中义《谒陈寅恪书》，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6期。
〔5〕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6〕《文学报》，1996年7月22日。
〔7〕止庵《作为话题的陈寅恪》，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
〔8〕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8页。
〔9〕这些反右书籍在拖延了若干年之后，陆续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得以出版。主要包括：“思忆文丛”(三卷)，即《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经济时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8月版；朱正《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另外，还有影响较大的一套丛书，即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文库”也收有大量的与反右有关的回忆录。
〔10〕陈敏之《顾准文集·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转引自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12〕 C.W．F．冯·施莱格尔《古今文学史演讲集》，见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p.16～17;〔13〕同上，第28页。
〔14〕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15〕李慎之：《顾准日记·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6〕Ortega Y Gesset, J,The Coming of the Mass，转引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62页。
〔17〕潘铭萱：《在顾准的光照下无地自容》，《视野》，1998年第2期。
〔18〕谢泳、丁东、高增德：《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晚年境界》，《东方》，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