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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时期的爱情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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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准确点说应当叫做《禁欲时期的爱情》。禁欲时期有没有情欲?当然是有的，尽管并不说。革命时期爱情的书都不能看了，连《牛虻》都是毒草，但至少《红楼梦》还是可以看的——领袖在看，人民也在看。《红楼梦》里便有许多不文明的词儿和不文明的动作，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是谁也不说出来，要说也只说贾府里的阶级斗争。王小波小说的好处就在于他不装孙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序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就像有人在自己的书前面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一本革命化的书”，或者“这是一本讲理想的书。”别人写别人的，王小波写王小波的。别人写什么，他便不写什么；别人不写什么，他便写什么。别人不敢写或不愿写的东西，王小波写了，写了之后，自然有人出来说话：“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吴小如：《开卷无益王小波》，原载《文学自由谈》)总的来说，吴小如先生说的还是比较好听的，他毕竟是学者，只想到“纯真的爱情”，还没去讲革命化的爱情、政治化的婚姻。至于“启蒙”和“教唆”，那更是对王小波的表扬，因为它们响应了周总理“性教育应当从青少年抓起”的号召。
　　由于我是一名受封建思想毒害很深的青年，对性这个问题总还是有些忌讳的。起初读王小波的作品，虽觉得好，但至少在我，是不敢写的。贾平凹的《废都》、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都不很喜欢。但王小波的小说我是一见倾心的，当然，是偷着喜欢——没事儿偷着乐。尽管我不敢做王小波，但是我很庆幸中国出了个王小波——终于。劳伦斯通过小说来控诉机器工业对人性的阉割，王小波则通过性来暴露政治时代的尴尬，宣示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对峙。在到处是革命标语的工厂车间，形如阳具(王二的比喻)的烟囱挺拔而起，该是多么鲜明的讽刺；而在厕所墙上的炭笔裸体女人画上“添一个毛扎扎的器官”并写上革委会主任的名字，自然比酷暑里喝上一碗冰得扎心的酸梅汤还要痛快解气。性这个东西，还真了不起哩。
　　我刚才自称是一个受封建文化毒害很深的人，其实我有点自夸了，比如受古代禁毁小说一类封建糟粕的毒害就很不够，于是很想被王小波“启蒙”一下——如果他真像吴小如先生所说的那么灵的话。故而，我是怀着很高的期望值读王小波的小说的——当然不是当着别人的面读，当着别人的面时我一般只读汪国真的诗——结果王小波却令我很失望。王小波对性的渲染十分有限，最多只是白描式，三言两语，敷衍了事，极不认真，让许多人以为脱了衣服就能生出孩子。其实，为了对王小波有免疫力，我是做过一番准备工作的：事先找了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来读，叫《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用句政治术语，叫“先下点毛毛雨”。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如果说这本书把我浇成落汤鸡，那么王的小说只是微湿衣衫，令人徒叹看错了天气预报，白打了一回伞。与此书引证的古代文本比起来，王小波只能算是小儿科。不需要什么古典文化功底，任何一个器官正常的人都能体会这一点。吴小如先生是古典文学(戏曲)专家，《绿野仙踪》之类的作品想必不会陌生，自不必多说了。所以王小波写的不过是人之常情而已。当然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不是对王小波的作品进行荷尔蒙鉴定，这样做会抢了别人的饭碗，招人不待见。我们都是凡人，我想闹明白的只是，为什么人们总跟人之常情过不去。
　　王小波透过性来表述他的民间立场，而我所受的性(爱情)教育则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至今可以令我感动的作品)。小说里也涉及性。在保尔的几位情侣中，最令我心动的还是一袭水兵式衣裙，留着乌黑的麻花辫的冬妮娅。那是一场带有小布尔乔亚情调的粉红色的恋情，就像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情。我的“情敌”刘小枫在《忆恋冬妮娅》中这样深情叙述他们的共处：“出逃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像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那只伙夫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时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另一番故事。”（原载《读书》）可是保尔却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是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保尔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选择，情欲在那个时代里不会有自己独立的位置。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冬妮娅也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终生所爱。
　　我看的第二部小说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林道静出于同样的动机和余永泽说再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简直是前一部小说的中国翻版，只不过用中国的女主角，替换了苏联的男主角。看完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或许，保尔和林道静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他们的爱情一定比王二和陈清扬的偷情光明正大得多。支配他们情感生活的是纯洁的理想，而在王二和陈清扬那里，最多只能搜掠出一点《水浒传》里的江湖义气——王二一直企图用梁山好汉对宋江大哥的伟大友谊骗取陈清扬的身体。保尔选择了革命而抑制了情欲，“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刘小枫：《忆恋冬妮娅》)。而王二，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革命知识青年(青年不假，却没多少知识)，却正好相反，只对“脱裤子”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的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惟一的问题是她是个女人，女人家总有点小器。为此我要启发她，所以我开始阐明什么叫做‘义气’。”(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受惯了主流意识形态摆弄的人读王小波一定感到稀罕，倒不一定是稀罕性细节——那实在是乏善可陈，而是稀罕他在性上的直言不讳——直来直去，一点弯弯绕也没有。做人就大大方方做人，做鬼就堂堂正正做鬼。怕就怕又想做鬼又想做人，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关于这个，此处暂且不表，留待后文分解。保尔和王二的对峙，说穿了，是精神的堡垒和欲望号街车的对峙。
　　性爱是形而下的，而革命则是形而上的；性爱是世俗的，而革命恰恰是反世俗的。革命者最看不起个人的缠绵，靡靡的郑音和软软的桃花江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格格不入。王蒙先生的文章《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载《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便触及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他说：
　　“毛泽东是反世俗化大师，他对于惟生产力论的批判，他对于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的不屑，他对于按劳取酬等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性质的揭露，他对于‘坛坛罐罐’‘老公老婆’直到‘和平主义’和‘活命哲学’的嘲笑，乃至于他对于‘苏修’的批判，堪称反世俗化的大成。今人的对于世俗化的批评还无法望毛泽东之项背。赫鲁晓夫不是因为在匈牙利提到了该国人爱吃的一种牛肉大菜(何等地形而下!)而受尽嘲讽，并被总结为一大罪名：提倡‘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么!在一九五九年的首批反修檄文中，不断地出现‘凡夫俗子’、‘庸夫俗子’的字眼，这透露，修正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它们的世俗性。
　　“陈毅同志依据毛泽东思想提出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当然是激愤之语，但也反射出我们的不同凡响的非世俗化豪情。
　　“不断革命也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罢，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就是要革命化，不要世俗化。革命成功，俗众们很容易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解甲归田，共享太平，过好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毛主席最最警惕此种事态的发生，因为它很可能通向修正主义。对付的办法就是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一家伙咸与革命起来，一家伙全民‘不爱红装爱武装’，看你还怎么世俗下去!解放后几十年，解决个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不知麻烦何几；发动群众闹革命，则驾轻就熟，一点就着。革命化确实是个宝，可以设想，这个‘宝’将长期为人们所用……”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宣传画里的女性在服饰上与男性没有任何区别，一副改天换地的豪情；而电影里的女主角(尤其在革命样板戏里)，则多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长相也绝对不能漂亮。从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还可隐约感觉到琼花对常青的几分暗慕，而在革命现代京剧和舞剧那里，则全然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关系。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比起来，个人的温柔乡又算得了什么!仿佛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都是在严密消毒的环境里成长和生活，“夫妻过性生活都要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只在双方的裤裆上留一个小洞。”(刘达临：《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的性问题：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从父亲抽屉的红宝书和笔记本底下翻出一个避孕套，觉得好玩，吹得如气球一般大小。这种反讽，一定博许多人会心一笑。
　　当革命在偏执中走向它的反面，世俗需求便凸显出它的高贵。更何况，性，是人类社会得以传承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违抗的自然之法。《洞玄子》开篇就说：“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尚莫过于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就连道貌岸然的政客，也终离不了性的游戏，于人于己，奉行的自然是双重标准。“历史书上的事情也许过于遥远，就在三十年前，那个张承志为之欢呼的‘红卫兵时代’，当然是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清洁与清贫的时代，少男少女全是处男处女的时代。可是，就在那个时代，江青照样与一大群小白脸在中南海里遛马，在钓鱼台里观赏西方资本主义堕落的电影。旗手不是圣女，‘圣战’本身也就荒唐可笑了”(余杰：《铁屋中的呐喊·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点点记忆》(原载《当代》一九九八第四期、第五期)中，讲她在北戴河的见闻时写道：“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转引自《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看来某些政治人物也无法真正排斥世俗需求，而且比任何人都世俗得彻底。妙的是他们从来秘不示人，暗箱操作，并且有“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垫底，自然是战无不胜。罗点点讲述她于“九一三事件”后去找中央某部门负责同志，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出处同上)。这一切，是否又是“形而上”所遮蔽不了的“形而下”呢?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位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刘小枫：《忆恋冬妮娅》)所以王二来了，这个王二“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清一色的人群中，他绝对是一个不协调的存在。这个被所谓的理想骗得一无所有的人便以性作为自己生存的最后资本和武器，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至少不像上文提到的那位陈将军那样龌龊)，不但不觉羞耻，而且轰轰烈烈进行到底。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想和陈清扬性交(真难为他，说了一句术语)，就像阿Q对吴妈说想和她睡觉。在那些“不俗”的人看来这是很低层次的需求，不值一提。说起来还是他们更有办法，想看女人，便发明了一项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争破鞋。“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但为什么这样，她一点不理解。”(同上)在王小波这里，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解掉了，时代终于剥去了伪装，露出十足的尴尬相。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尔的抉择开始显露其悲剧色彩。毕竟，再伟大的理想，也是应当与现实需求兼容的。如果人们奋斗的目标不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它会找到生长的土壤吗?其实，中国革命，一直是寓雅于俗，将遥远的政治理想诉诸一种伸手可触的现实目标，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人文精神论争，不过是问题(世俗)与主义(革命)之争的延续，是新形势下两种精神指向的争夺。时过境迁，王蒙在《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中也调整了当初的立场，认识到：“革命化、世俗性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世俗的对立面不注定是道德，世俗也有世俗的道德，旧中国的买卖人也讲究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至少，三者有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三花齐放。”实在是精辟之语。市场经济条件下，女人的长相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屁股也从此有了卖点，想必也是世俗道德不能见容的。这与王小波的价值取向无关，如将一切都记在王小波的账上，则未免有斗争扩大化之嫌，这一点是特别要向吴小如先生申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