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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性
作者：黄 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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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女人的天堂，城市里有专为女人设置的眼花缭乱的时装、目不暇接的金银首饰，五花八门的化妆品，还有女人们宠爱的形态万千的布娃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创造了真正的女人（乡村的女人与男人从外表看，穿同样的衣服，干同样的农活，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城市解放了女性，丰富了女性。与此同时，婀娜多姿的女性也装扮了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冷冰冰的城市因为女性而靓丽多彩，因为女性而栩栩如生、朝气蓬勃。风情万种的女人，为城市抹上了一层最靓丽的景色，应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女性，而没有女性就没有现代城市。
城市与女人，犹如两个孪生妹，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都无法在作品中让她们骨肉分离，自然张梅也不例外。张梅的小说集《酒后的爱情观》刻画了一群从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南方都市——广州——走来的女性，她们年龄不一，风格各异：有“爱猫及人”的少妇慧云（《爱猫及人》）；有一步步走向城市化的少女——白萍萍、珊珊、齐靖、翠翠（《蝴蝶和蜜蜂的舞会》）；有生活在错觉、幻觉中的敏雨与少女“她”（《错觉》、《酒店大堂》）；有心态各异的孀居的喜宝与沈鱼（《孀居的喜宝》、《冬天的大排档》）。她们虽然身份、地位、年龄各不相同，但都处于城市浪尖，俨然是城市中女性的“新新人类”。张梅的这部小说集就像一张生活照，把这群女性的日常生活、思维活动、潜意识等等，无论大小巨细，概收眼底，一一定格，从而勾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都市女性众生相。
城市稻草人
在《酒后的爱情观》中，找不到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笔下到处弥漫的那种幽闭、怨恨的情绪，女性“私人化写作”中常见的那个与城市格格不入、愤世嫉俗的孤独女性个体，在张梅笔下似乎已为一群尽情歌舞、拥抱世俗的孤独女性取而代之。
与陈染、林白笔下女性一意寻求精神支点不同，张梅笔下的女性自豪地宣称：“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孀居的喜宝》）的确，她们已经解除了一切传统和现代的束缚，成为一只只嬉戏在城市中的“花翅膀的蝴蝶”（《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她们穿着时髦的露背时装，享用最新潮的化妆品——“我们常常把胭脂在脸上横着扫竖着扫，我们用蜜丝佛佗牌的定妆粉，用金鱼牌粉条，又用南韩的仙女牌湿粉。”——把自己扮成最美丽的天使，出入城市最高档最繁华的娱乐中心，无拘无束地打牌、喝茶、看电影、吃大餐、开家庭舞会、唱卡拉OK，享爱城市中无边无际的快乐：这群都市女性与城市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发达的物质文明让她们如鱼得水，她们俨然是天才的狂欢族。
徜徉在物质海洋中的城市女性，作为城市的宠儿，她们不仅可以无拘无束享受物质文明，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传统”（《蝴蝶和蜜蜂的舞会》）。爱情、婚姻在她们那里已经不再神圣，她们把爱情当成一种游戏，而且“勇于学习和玩弄爱情游戏，并对这种游戏如痴如醉”（《蝴蝶和蜜蜂的舞会》）。萍萍徘徊在男友朱力与有妇之夫萧三的所谓爱情圈不能自拔；珊珊身边走马灯似的换着各式各样有钱的大款情人；翠翠则使出一切手段勾引男人，甚至连好友萍萍的男友朱力也不放过（《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她们喜欢男人，但从来不想结婚——“她要结婚了吗？多傻呀。”这些城市女性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自梳女”一样染上了“对婚姻的传染病”（“自梳女”是广东南番顺出现的一大批女性，她们为了逃避公婆的折磨，而把头发盘起来，住在一起，宁愿自食其力在缫丝厂做工，也不愿出嫁。张梅有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专门写这一独特的女性群体形象的）。但是与“自梳女”拒绝男性的禁欲主义完全相反，她们的身边从来不缺男人，随心所欲地与男人们跳舞、调情、同居几乎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即使哪一天很不幸地结婚了，她们还可以有婚外恋，有情人（《爱猫及人》中的陈夫人就堂而皇之地在屋里藏一个有钱的情人）。婚姻不能锁住她们的欲火，她们可以“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记录》），在肉体欲望的享乐方面，她们完全自我放纵：当双勇斥责姐姐太多欲望时，作为姐姐的萍萍甚至反唇相讥：“你这个正人君子晚上靠意淫过的吧。”（《蝴蝶和蜜蜂的舞会》）——这种对自我欲望的毫无节制，很难说就是女权主义制造“新女性”的一个标识。但这种性意识的全面苏醒，至少对传统两性欲望关系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霸权是一种大胆的挑战。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当这些女性们在繁华的都市中无拘无束自由狂欢的同时，她们也无法逃避为“否定传统”后的“飘忽”与空虚所捕获的命运，因而，在享乐的间隙中，她们又情不自禁地怀念着住日被她们抛弃已久的人间真情——像视爱情为游戏的萍萍，在听《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竟然“突然醒悟到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爱情”，并为此“动了感情”，“眼睛开始湿润”，于是小学、高中生活似乎成了真诚、清纯的同义词。她时时回忆“曾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喜爱蓝色的天空”的小学时的自我；回忆高中时玉洁冰清的模样；回忆民兵集训时，四个女孩年轻、友好、热情的情景（《蝴蝶和蜜蜂的舞会》）。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中似乎只剩下永无休止的爱情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她们错过了自己的青春、纯情，但是当她们蓦然回首，顿悟到这一点时，已是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了。她们俨如被抛出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不断被他人（包括自己）冠之以“女疯子”、“人渣”、“寄生虫”等等名号（《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孀居的喜宝》），尽管她们在内心里本能地排斥这种代码，排斥那种爱情游戏式的生活（《蝴蝶和蜜蜂的舞会》），但她们已陷得太深、太深，已经无力回天了，只能抱着“谁能为我们这一些不合规范的人找到出路？”的疑问，不断地痛苦、彷徨——她们犹如一个个在丰硕的田野中盛装的稻草人，无穷尽地享用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但却永远内心空虚、面无表情。
城市求索者
然而，在狂欢的背后，城市留给人们的还有无尽的空虚与寂寞。这份无奈与迷茫在《酒后的爱情观》中无所不在，每个狂欢者醒来似乎都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冬天的大排档》本是一篇灯红酒绿、热气腾腾的都市小说，但出人意料的却是每个人物心里像乌云一样笼罩了一层寂寞的冷色调，一句“真寂寞呀，我的心都被掏空了”被嫖客和一个在大排档中认识的中年男人反复默念着。守寡的沈鱼、沈鱼的朋友、上司以及沈鱼在大排档中认识的外乡男子，都以不同方式讲着同样一个词：“寂寞”。“寂寞”像瘟疫一传遍城市的角角落落，就连活跃在男人、舞场、酒吧中的狂欢者齐靖，也在情人被抓后感到极度的寂寞——“我想一定是寂寞了，因为已经好久没有想朱力了”（《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寂寞、空虚的都市女性自我在内心无法找到归宿，便疯狂地把自己交给城市，试图用物资的享受来填补心灵的空白，但美丽的城市却令她们更加失望：城市如一个盛大的舞会，它有着蝴蝶一样美丽的外表，同时又有着蜜蜂蜇人般狠毒的实质，它是“一个五颜六色快乐的大陷阱”（《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在这个陷阱中，每个人都像一个舞者，“女孩子编些很美丽的名字，男孩子造些很高尚的职业”，都不自觉地戴上了假面具，从来不以真面目示人。于是人与人之间本应有的真情、友情、爱情统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隔膜、猜忌、怨恨、算计。在这些争斗中，人无可避免地逐渐成为一个寂寞无助的孤独个体，城市也逐渐成为冷酷无情的冰窖——怀孕后的燕玲与丈夫离婚后，众叛亲离，生计艰难（《冬季里的燕玲》）；“顾华丽因为憎恨有外遇的丈夫，而袁和平是需要顾华丽的身体和庆丰的钱”，两人联手把庆丰杀死了（《蛛丝马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仅是爱情、友情，就连人的生命都变得不堪一击。
这样，现代都市人一方面面临着一个冷酷而又残忍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则又不得不正对自己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内忧外患令他们无处可逃。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几近绝望的都市人群中，仍然有那样一些女性，对真情、爱情依然保持着一份执著的热情，尽管对真情的渴盼使她们常常陷入幻觉与错觉之中：《酒店大堂》的少妇“她”生活安逸、富足，“无一事须挂心”，但过分安适的生活反而让她感到空虚和无聊，在她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渴求。于是，在看完电影《得克萨斯州的巴黎》后产生了幻觉：“三个背着酒囊拍着手唱歌的光头和尚”，行走在山道上。这种幻觉跟随她经历种种现实生活，华丽的舞会、美味的点心丝毫都不能影响她对三个和尚的牵挂。她常常身临其境般操心三个和尚的冷暖安危——“山道上那三个背着酒囊拍着手唱歌的光头和尚是否要拿一块芭蕉叶来遮住那个聪明绝顶的头颅呢？”“他穿着草鞋走在雪地上不会冷吗？她这么一想，脚底板马上变得冰冷，寒气升上心来。”——一个奢华的酒店大堂因为有这种美丽幻觉而变得温情脉脉、感人至深。无独有偶，《错觉》中的敏雨认为“错觉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它可以让人把“人生乏味之说看做是一种偏见”，从而在枯燥无味、寂寞无聊的生活中产生“许多想入非非的的念头”。敏雨在某个下午把红玫瑰看成深紫色的玫瑰，忧郁的深紫色使她“一时间竟回想起自己美艳如花的少女时代的种种乐事”。错觉似乎总与某些美好的意象相连，当敏雨把一个穿一件灰色长袖衬衫的男子错觉成一个穿雨衣的男人时，这个男人便为敏雨这个渴盼真爱的大龄女青年带来了一段美好的爱情。但美丽的恋情、忧郁的紫玫瑰都只是一种错觉：穿长袖衫的男人只是一个钓色的骗子，紫色玫瑰也只不过是一朵普通的红玫瑰。在现实与错觉的交替处，孤独寂寞的敏雨宁愿生活在虚无缥缈的错觉中，也不愿意女友珠珠揭穿这个骗局，把她拉回到现实中。——毕竟，在错觉中她还有美丽的遐想，有难得的爱意与温柔，但在现实中她却一无所有。
世间的温情只能存在于幻觉、错觉中，似乎是城市人的莫大悲哀。不过弥足珍贵的是，在这个人情、温情已杳若童话的城市，这些现代女性在淡淡的绝望、迷茫中，似乎又有着某种锲而不舍追求，她们那看似漫不经心的目光，时常能够穿透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景象，回归到心灵的最深处，在那里寂寞地守护住一道似真似幻的情感风景线。尽管她们赖以自慰的东西是那样的飘渺虚幻，但毕竟她们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去追寻着，这对于一个求索者而言，已经足够了。
城市精灵
张梅在小说集《酒后的爱情观》中塑造的女性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她们对世界、对生命总是保留着一颗十分敏感的心灵，世界上第一次不经意的生命律动与人生辉煌都会触动她们那根易感的心弦。在她们看来，“世间万物都有灵魂”（《摇摇摆摆的春天》），她们敏感的心灵与万物的灵魂握手，为冷酷无情的城市、凄凉孤寂的人生守住那最后一抹温情。《摇摇摆摆的春天》中的草鸣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她对世界保持着一种细腻的直感，“她看到春天里到处萌发着生命，丰富的感觉膨胀着她每一个毛细孔”。一个能感悟生命的人，自然会对世界、对任何生都怀有一份真挚的爱心：天桥上吹泡泡的乞丐、商店里各种各样绿色的裙子、博物馆中古色古香的文物等等无不让她怦然心动、爱不释手。小乞丐“身上的肮脏对比着他脸上的笑容和明媚的春天里飞扬的七彩泡泡”，让她真实地体会到这个男孩是“一个感到了美和欢乐的生命”。出于一种对美好生命的“崇敬心情”,她激动不已地向丈夫、保姆、同事讲述这份美丽。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嘲笑。敏感的她感到极度的愤怒：“难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体惜……”——现代都市正以它的喧闹驱赶着万物的灵魂，灵魂缺场的都市只是一片心灵的废墟。为了给这片废墟守住那最后一丝春意，草鸣把小乞丐在天桥上吹泡泡的一幕镶进了油画，它的背景是一座沙漠中久废的城镇。油画存放在美术馆中，给人以永恒的启迪。
如果说草鸣试图用一幅苍凉的油画去为这个精神废墟城市留一片最后的绿色与温情，那么《爱猫及人》中的慧芸、《酒后的爱情观》中的“她”、《紫衣裳》中的“我”与紫云则以另一种方式为这城市作最后的守候：《爱猫及人》中的慧芸是一个孤独的少妇，她没有朋友，也不想有朋友，人间真情于她是一片空白。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收养了一只母猫，温顺可人、善解人意的母猫“迷糊”开启了她尘封已久的爱心。“迷糊”产下七只小猫为慧芸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在养大小猫和分送小猫的过程中，慧芸结实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朋友，并且还有了许多“猫亲戚”——这样，猫以其生命独有的灵性而成为人类“真性情”的启蒙者。在《紫衣裳》中，扮演着同样角色的是美丽的大自然山水风光：它给紫云带来了新生的勇气，给“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诗情。而在《酒后爱情观》中。“酒”充当了情感的天使。常言道：酒后吐真情，“酒”是过滤虚情假意的最好用具，主人公“她”就是在酒后找到了渴望已久的爱情，同时也找到了人间的真情。
在张梅看来，这样的女性犹如都市精灵，她们穿行在都市的尘嚣中，用一颗易感的心去发现和留住城市中仅存的点点温情、滴滴爱意。通过她们，张梅不仅书写了都市女性的存在真相，更表达了她对现代都市新女性形象的全部理解和希望。
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自本世纪以来，便一直是名家辈出，但无论是二三十年代的冰心、丁玲，还是九十年代的林白、陈染，她们的作品最终似乎都走不出某种固定的模式——冰心的小说避不开泛爱论的主题；林白、陈染的小说离不开憎恶男性社会、幽闭自我的主体倾向。张梅的小说则与此不同，她当然也有自己偏好的主题与题材，但更重要的是，她有着对当下都市女性生存真相的深入了解和体会，因而她能够在《酒后的爱情观》这样一部篇幅并不算长的集子中，刻画出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如此众多而丰富的现代女性生活图景。
张梅对现代女性生活实感的拥有与表现，在当下的女性写作群体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梅尽管似乎不是当下女性写作的潮流领导者与风头人物，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创作却正可以说是暗示了一条也许是更为宽阔的现代女性写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