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9期

要哭的沈从文

作者：耿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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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生性内敛乖巧，虽有数年的大兵生涯，终于也变不了胆怯忧郁的性子。胡适做中国公学校长时，秉兼容并包的治校精神，请了当时尚属初出茅庐的沈从文教小说试作(同时的还有马宗霍教授先秦古文和《说文》，白薇教戏剧，陆侃如、冯沅君教古诗，郑振铎教西洋文学，等等)。选沈从文课程的，其中就有日后为沈从文苦恋且终于成功的张兆和。罗尔纲先生在《胡适琐记》中雅意记叙道：“选他课的约有20多人，但当他第一次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10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这一句古往今来堪称奇绝的老师开场白，刚刚说过，就奔流似的滔滔不绝把当代中国的文坛说了1个小时……”(三联增补本p.75)张兆和与胞姐张允和同在一校，张允和回忆说，“三妹(指兆和——笔者)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回到女生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有一天，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拆开来看，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第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百年国士》之四，王大鹏选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版)
　　随后的漫漫三年零九个月时日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到底写了多少封温婉而坚毅的情书，不得而知。他在爱情中所表现出的刻骨铭心的深挚情欲战胜了他惯有的畏怯与自卑，甚至他搬动胡适亲为说服，试图打动张兆和。但张兆和却爽直地告诉胡校长：“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适笑道：“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兆和急红了脸：“不要讲!”胡适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其时，胡适是张沈一事的三个知情人之一。这从保存整理出来的《从文家书》(1996年上海远东版)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罗尔纲的印象里，胡适是不可能为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搭桥的。他对将这段情缘写进《胡适传》的白吉庵先生解释说，当时他与张兆和是同班同学，并且一同上过只有7个人选修的《说文》，即使如此，他与张兆和之间也是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的。很自然，在罗尔纲看来，在那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有胡适与沈张之事呢?“绝无可能”!这自然是罗尔纲先生推己及人的判断。小事一桩，倒可看到罗先生迂滞与木讷的可爱。以他的性格，哪里会想到，当他常常埋首书卷的时候，那边厢的沈从文已不知给张兆和写了多少欲生欲死的情话了呢!
　　沈从文在爱情中的自我超越，在他一生的胆怯自卑的性格中是一个仅见的亮点。在1931年1月6日致张兆和的信中，他说：“我念到我自己所写的‘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从文家书》p.42)沈从文爱得细腻而悲伤，这悲伤的背后，便是他的沉郁顿挫，他的有容乃大。张允和先生有一段记述沈从文哭的文字，因为写得真切，我觉得仿佛看到了沈从文先生。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人生活，怪可怜的。屋予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我说：“下放!?我能帮忙?”沈二哥摇摇头。我想既帮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摘自《百年国士》之四，王大鹏选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版。)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一句话，无意间如谶言一般了。沈从文脆弱，但具韧性，他折服于爱人的膝下，做爱的奴隶，而他却远在1934年就说：“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看这颗自负的心，便是难动的磐石吧！
　　然而，1949年，精神一度崩溃的沈从文喃喃道：“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