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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个人经验
作者：卢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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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这几天，买到了黄仁宇先生的新著《关系千万重》。至此，三联书店已出的黄仁宇作品系列，算是搜罗齐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黄还有大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我至今未睹，不过此书大陆未曾刊行，我也非专攻明史，所以，说黄先生的一家之言我已基本领略，也不为过分了。
只是案头稿纸上，一年前在黄先生逝世时已写下“痛悼黄仁宇先生”的标题，一年来未写出一行正文。我跟黄仁宇先生，除了我时常拜读他的大作，没有别的任何因缘。我实任主编但未曾署名的“二十五史随笔丛书”，策划时谋一总序，我曾提议请黄仁宇先生撰写，但是据说审批手续极为繁琐，经与一二人讨论后，便打消了这一念头，总序也便空缺。所以纵然心向往之，总觉无法下笔。这一年来，工作之余，泛读左丘明、公羊高、司马迁、刘知几、吴兢、司马光、钱穆、唐德刚、孔飞力及色诺芬、苏维托尼乌斯、托克维尔等诸家大著，略有所得，于黄仁宇先生之史学贡献，自觉稍稍明晰。于是便想强作解人，粗加阐说，并谨以此迟悼黄仁宇先生。
古代中国，至少到汉代，经学属中心学科，后世学问中心渐渐移向历史学。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则把经学归于历史学之内。龚自珍《尊史》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到二十世纪，中国学问的中心竟渐移至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开端，现代中国名人至今被奉为圭臬的是鲁迅，便是充分的暗示。笔者于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上大学，糊里糊涂进了中文系，而当时中文系为学校第一大系，此不独我母校杭州大学为然。八十年代始，学科重心移至经济学。后话按下不提，历史学之衰落已成不争之事实。
但在一个昌明清晰的社会，历史学必不可缺少。何出斯言?历史学提供的是一种对历史的理解，由此，一方面可将今日之发展及努力趋向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理解过去历史大势，增进人们对于未来之把握。举个例子，十八世纪前，欧洲人士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之发展在世人心目中可谓合理。古代中国虽不乏愤世嫉俗之士如鲍敬言、邓牧等人，其指向仍在于中国远古之理想时代。等到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铺开，传统中国在新形势下一无抵御，丢盔弃甲，便有人追问“资本主义为何不能在中国产生?”顺便说一句，上个世纪中叶已有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成说，至今此框架在教科书中依然不变，但学界较共通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为一复杂之体制体系，须各方面配合才能造就其奇迹，明末商业贸易之风大盛，不等于资本主义萌芽。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科技?”本出学术巨擘英国李约瑟爵士，也有人反诘这是一个不对的问题：既然中国已经没有现代科技，又何以解释它为什么不能产生?但不管如何，在新历史观看来，中国古代历史之不合理已成共识。
本来历史的看法，言人人殊，个人如司马迁，尽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际上，司马迁《史记》与当政者汉武帝的思路举措，相去甚远。但刘彻所作所为，毁誉参半；而司马迁之史著，称颂远多于贬斥。此亦是理所当然、不值惊诧之事。而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解释中国的理论已有成说，且已推广普及，几成颠扑不破之定论。问题是，“四人帮”被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而邓小平破天荒提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容，以往之历史成说不得不成问题。在此情形下，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一入国门，空谷足音，便易产生深刻影响。我个人于1982年初读《万历十五年》，惊诧莫名，佩服备至，从此对历史发生兴趣。到九十年代，经过十多年的磨洗，黄先生的大名进入媒体，“大历史观”发生显著影响。
何谓“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认为，他跟许多学历史的人一样，觉得历史上一件牵涉广泛的重大情事，既已发生，且不可逆转，其中必有理由。如此，中国历史上既已发生的事件，就必须以一种历史观予以大的解说。尤其是近几百年，中国自世界第一大国退步到受辱挨打，备受挫折，中间又夹杂革命、造反、内战等，不少人在揣测假如某事未曾发生、某人未曾降世，今日之中国将如何如何。黄先生则更着眼于全社会之体制及群众基础，尤其是概括西方现代化社会之基本特征，反观古代中国之症结，端在“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中国之现代化，也正是要达到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境界。百年来中国的努力，就被他解释为向此目标的种种努力，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于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也都在“大历史”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万历十五年》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两本集中剖析中国传统社会秘密的著作，我以为，这也是黄仁宇先生最好的著作。《万历十五年》的内容无须赘述，它描绘的是1587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些事情，展现了皇帝、首辅、清官、军人、哲学家等等矛盾的生活，从他们的相互冲突中展示了共同制约着他们的秘密即传统的社会结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则将从明代细析而来的结论推广到整段中国历史，拎出传统中国的特色在于“间架性的设计”，“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1〕书中精义，层出不穷，笔者无力也无须重新叙述，只须提醒它为解读中国历史带来了一副全新的目光。这也是在鹦鹉学舌、彻底丧失理解和想象力多年的中国历史学界上空掠过的第一声林中响箭。
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解释，纵是合理亦不可能全部合理。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从抽象的角度评判，自难例外。浅陋如我，在读先生著作时，羡慕佩服之余，也不免产生这样的念头：其一，“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最恰当地概括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其二，从更博大的世界文明视角看，中国的存在当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否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展开而完全丧失?换言之，即是中国有朝一日进入现代化，是否必须全部脱胎换骨，将原有形态扫除殆尽?黄先生自己也说：“中国文化上很多现象自成一体系，既庞大、又独特，内在的人士习之以为理所当然。外来的观察者，却又只看到多面体之一面，即根据它与西洋文化之异同作褒贬。”〔2〕其三，再进一步看，现代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否完全合理——在今天这个环境压力日显其大的时刻?
不过，上述疑虑并未意味着对黄先生的质问。人文领域的看法，是永无定论的，更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和定于一尊。它不过是人面对社会与人的种种现象，观察研究思考，提出来的一些看法而已，这些看法也不可能涵盖整个对象，只能像瞎子摸象般给出自己的一个大概影像。更奇妙的是，人们的看法，一经提出，如得流布，便会造成新的事实，而进一步证实原来看法，或者反过来使得原来看法成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近代史将会怎样?人们当然可以凭空悬想。而在自然科学中，人们一直来以为它是独立于人们的看法之外的，直到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发现，才有了新的思路。所以我们批评人文的东西非常容易，稍微换一个角度，便可有一番新说辞。只是这些新说辞如无坚实的材料支撑，无严密的逻辑结构，在如今的科学体系中，是说了也等于没说的，更没有必要当真。所以一些对于黄先生的存疑，如无自己的新见，说了等于没说。
而从这个角度看，黄仁宇先生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关键是在于他具有了一副打量中国历史的世界眼光。
中国的历史学在古代有世界意义，这是不期然而然之事，比如说司马迁。当时世界两处最耀眼的文明，一在罗马，一在中国。光论史学家的劳作，在对历史的深邃理解和全面把握上，司马迁当然可以与罗马史家分庭抗礼；而在史书编撰的体例发明上，司马迁则远过于塔西佗、普罗塔克等大师。简单地说，罗马史家撰史多用叙事，以钱穆的话来说是只用纪事本末体，而司马迁有表、书等独家首创体例，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历史，比之罗马史学，更显准确精当。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将浩如烟海的史料删定为一部294卷之巨著，全世界无可与之媲美者。杜佑的《通典》，亦是体大思精之作，同属世界一流经典。只是随着西方近代的崛起和中国近代的衰落，中国史学无有机会面对领先世界之现实经验，本应通揽今古中外的历史学遂渐渐蜕化为井蛙之见。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曾出过一批史学大家，最著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亦多大作，各有洞见，比之后代一副眼光鹦鹉学舌者，自不可以道里计。惜世界已进入全球时代，而这些史学家如称之国学大师，当然当之无愧，但称学术大师，则恐难为。陈寅恪自言：“年内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俗之史事，不敢复上下议论于其间。”〔3〕似乎从四十年代始，陈就不再谈西方、中亚历史，而把注意力全部贯注到中国文化上，这不是谦虚使然，实是对历史别有领会之举。
司马迁凭一己之智、才、学立于世界名人之林，后代华夏杰出历史学家却只能侧身国士，其中缘由无它，只能从中国未能保持世界领先局面来解释。而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黄仁宇先生。黄家学渊源并不深厚，说得苛刻一点是谈不上，他的父亲黄震白一生从政，但未曾担任重要职务，远不及陈寅恪上有饱学及在高位之祖。论治学根底，他也不太排得上，只在少年入军校，毕业从军，有侦察而无战斗经历，而后去国，在餐馆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退居内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远不如王国维、钱穆以毕生精力治学。只有一点，为诸位国学大师所不及，那就是——处身于当今世界最发达之国家，回望资本主义几百年来披荆斩棘、势不可当，再得以与世界学术大师如费正清、李约瑟等请教往还，从历史和生活中求证西方文明之特异，方回身钻研故典，醒悟中国文明有异于西方者。这种站在世界文明高度反思中国的学问，为中国史学真正辟一新天地。迄今为止，仍有不少正统史学家指责黄“小说笔法”、“想象历史”，我只有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自己守于故纸堆则无论矣，反过来指责苦思殚虑之同行，大有让人起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而打开中华民族新历史观之大门，将人们从千篇一律的教条中解救出来，此等境界，更非冬烘先生们所能梦想。从这个意义上，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确为中国史学作出大贡献，开了一时新风，毋庸置疑。
黄仁宇先生治史，另一显眼之处，是他融个人经验于史学，为治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本来，个人经验与史学未必相容。不惟未必相容，很可能互相妨碍。道理很简单：你怎么能指望一个人是公允、严肃、冷静的学者又恰好经历甚至插手了历史上的大事?当然，色诺芬和恺撒是例外，但这正是因为成例更多。而且，据我推测，他们两人写的书之所以成为史学名著，有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实在太少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而后人，哪怕是丘吉尔，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怎样?也不过是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了事。古中国，在史学大著中见出个人真性情者，可能只有司马迁。至于在史著中见个人经验的，当然不能说没有，像黄宗羲经沧桑巨变，又是史学巨匠，但是黄氏史著，记事时有，反思则少，也就是未从局中跳出，而《明夷待访录》，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拿黄先生来跟这些大贤比附，很有人会说我大大抬举了黄先生。我也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从整体上，黄先生跟这些大贤，相去可能仍然甚远。这其中当然有“现代无名家”的意味，另一方面，黄对于中国史学的本体学术成就，可能仍然需要后人论定。而检讨黄先生的著作，其代表作如《万历十五年》，也是少有个人经验的。回头一想，他一生还真写了那么多的杂著，举凡《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都属此类。其中有正规的历史论文，如《从〈三言〉看晚明商人》、《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等，但是绝大多数，是围绕一个主旨，东拉西扯荡开去，也不避讳用一些不甚起眼但独特的个人经验。只是这些个人经验，一经他之口道出，又有大历史观在背后映衬，马上现出不寻常之意义，又让我们悟出日常生活中之历史意义。譬如他说他19岁时，在火车站看到上抗日前线的运兵车，一时情绪激动，不由脱帽向那些官兵大扬其手，并预料将士发觉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必挥手回礼，但事实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他一人，不仅车上的官兵漠然，则他前后左右的人也觉得黄举动失常，好像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4〕后来日寇投降，他以上尉参谋身份，同另一少校参谋率领日军第六十一师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一个多月内，工作无比顺利，原来“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惟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所以有个美国教官经常说：“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5〕这些轶事绝非可有可无，它赋予历史以真实可感性。我们以前的历史由于道德负载过重，所有生动的细节如一与目的有所冲突，便决然丢开，这样一来，历史常常成为被阉割的历史，到后来，历史也就丧失了多面性和可信性。而另一方面，它突然消弭了我们常人常有的历史与个人经验间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历史本在我们个人的经验中。历史就是这样在黄先生的个人经验中复活，也在我们的个人经验中复活。
走笔至此，不能不想到以史家自命的曹聚仁先生。这位现代中国史上的著名报人、教授、散文家，独家首报台儿庄大捷，在新闻史上是不可磨灭了。他的中国学问的储备当然远胜黄仁宇。原来曹二十多岁时，已经“读书破万卷”，章太炎大师在上海讲国学，因为学问太深，加上一口余杭口音，让人听得七零八落，只有这个出身杭州第一师范的青年记得下来，且让讲课的大师激赏，留下这本今天尚流行的《国学概论》。他在抗战烽火燃起后，投笔从戎，囊中所有，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杜诗，一部《庄子》，几幅地图。在行程中之所见，决非我们后辈在旅游中随便所得可比。比如1937年11月22日，曹聚仁从宁波来到杭州，此时消息传来，说日军已到临平，全城大乱，难民四出。晚上有个老板请曹吃饭，让他谈谈时局。曹说：“日军到了嘉兴，会向西转入湖州、宜兴，转攻芜湖，切断我军退路。在南京保卫战未分明前，杭州没事的。”那天在座的天香楼老板孟永泰准备第二天组织维持会，听此话后，袖手了。而南京于12月13日沦陷，24日，杭州才陷于敌手。但是黄仁宇在战地中所得，与曹相差极大，简单地说，是曹的目的为有裨于时局，而黄则为后来在世界角度思考中国留下了很多记忆。而曹本为鲁迅朋友，但他生平最服膺的，则又是蒋梦麟。蒋有一点为他很服帖的，是在1940年，蒋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见有广东韶关壮丁三百人，到前线只剩二十七人，他毅然上书，揭穿黑幕。〔6〕曹说自己所知道的或许比他还更多一点，但又何敢于冒大不韪、挺身去揭破内情呢?〔7〕无独有偶，黄仁宇先生处身军队下层，对此类悲惨状况更了如指掌。他本无条件来揭破黑幕，但他对此事的反思，实有过于前两先生者：“至此已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g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又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骗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8〕正是这些对往事的亲身感受，在“大历史观”的映照下，使前事发散出新的光芒。也正可从此知悉，黄仁宇先生之“大历史观”，决不是一个学院中人为讨生活而殚思竭虑思索出来的“后现代”式的新提法，它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炎黄子孙站在世界高度对苦难中国的深远思考。其间意味，并非纯学术，倒浸透了沉重异常的现世关怀。如果有人以为此等关怀有损于学术之纯正，则我只有钳口结舌。而且我历来以为，目标之热切，与方法之纯正，并非一定会起冲突，关键还在于自身的把握。黄先生援身历之事入史，为我们将时事上升到历史打开了一扇不二法门，也使我们醒悟生活与学术本可契合无间。这是史学的大智慧，本非耍小聪明或者食古不化之士所能想象。
这篇不算好的文章，写得比我以往任何一篇文章都辛苦费力，动动停停，竟然花了我半年的时光。迁延许久，等到了黄先生自传《黄河青山》的出版。不过这里不想再行涉及增加篇幅了。最后要说的是，近期仍读近代史学大家的东西，知悉黄先生的国学根底，如与吕思勉、钱穆等前贤相比，可能仍然欠缺，学术成就如何，也仍有待论定，但是，黄先生之以世界眼光打量中国历史，为我们理解世界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开启了第一扇门，为中国历史学完成了范式的转换。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是影响深远的。他的援身历之事入史，使人们再次亲近了历史，于中国史学的发展，亦贡献莫大。一句话，自黄先生以后，中国之历史学非以往之历史学。据此，黄仁宇在中国史学史上之地位，已约略可见矣。
注释：
〔1〕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页。
〔2〕《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65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页。
〔3〕《关系千万重》，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9页。
〔4〕《寒柳堂集·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5〕《地北天南叙古今》，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3页。
〔6〕同上书112～113页，见《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94～300页。
〔7〕见《我与我的世界》，第667页。
〔8〕《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