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0期
问题 意义 分界 规律
作者：蓬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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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过，如果不是西学东渐，靠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再有两千年也“进化”不出西洋式的船坚炮利。我以为船坚炮利不单是“物质”，它的产生当然原于西方人的“学理”。进一步问，如果没有西学东渐，靠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能否进化出牛顿力学乃至现代物理学?在承认我们文化的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文化互补的重要性。即使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并不都是“善”(如核武器、全球环境恶化)，如果有人说——人类处在相对无知状态比有知状态，例如假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存在——会好，则不会成为人类的共识，正如胡塞尔说“没有什么能阻止科学的凯旋”。再进一步问，既然科学发展是人类进化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系统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而仅仅有一些科学的“萌芽”)?即使李约瑟把中国的科技史写得再详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要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中华文明没有对现代科学有所贡献。尽管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基于二进制，而二进制的发现者莱布尼兹据说从中国的道家学说的八卦图中得到启发，我还是倾向于我们不要高估这种启发。在我们本土，道家的学说要么把中国学者引向宇宙人生的空谈，要么是世俗文化的“人事”的吉凶预卜。我们的文化是不愿提出使自己难于回答的问题，而一旦提出了问题也不愿“究竟”下去，而是喜欢通过领悟达到“圆融无碍”，实际上是用使问题模糊、使领悟也模糊的方法消解问题的存在。
在我粗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时，对一些享有盛誉的大师尽管诚惶诚恐，但真正引起我长久兴趣的却是英国现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他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尤其使我折服。促使我欲给《书屋》杂志投篇稿讨论“问题”的是缘于王则柯先生的一篇文章(载《读书》2000年第8期)，王先生在读了某篇文章后曾把“真问题”理解为“有意义的问题”，把“假问题”理解成“没有意义的问题”。这使我想起“意义”问题，也促使我重读波普尔的著作。
苹果为什么会落在地上?——这是牛顿曾问过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发了万有引力定律的诞生。牛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因为有地球引力，所以苹果掉在了地上。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意义的问题，是有伟大意义的问题。
“因为”后面就有“所以”，我们找出“因为此此”就似乎为“所以”后面的“彼彼”找到了答案。果真如此?
在牛顿的答案之前我想许多人早已经“解决了”了牛顿的问题，例如：
1. 因为苹果熟了，苹果与连接它的根蒂断了，所以苹果落地。
2. 因为一阵风吹来，所以苹果落地。
3. 因为苹果长得越来越重，重得使苹果树承受不住，所以苹果落地。
4. 因为……所以苹果落地。
假如把此问题提给从孔子到朱熹等大儒回答，他们回答的言辞一定很巧妙，但意思不会超出上面的回答范围。既然已经为“所以”找到了“因为”的内容，问题就算已经得到解决，完事大吉了，再问下去就没意思了，这是大多国人的思维习惯。其实，无论什么问题若求字面上的回答都不会难倒一个花言巧语的人的(哲学史中，许多人的所谓“哲学”都是花言巧语的编造)，从“逻辑”上他也可以使自己的理论“自治”得足以让你发现不了错误?
例如：问：为什么冰会融化?——回答：因为天气太热。
问：为什么鸟会飞?——回答：因为她有翅膀。
问：为什么天会下雨?——回答：难道你没听见打雷吗?
难道问题提错了吗?难道回答有什么不对吗?
上面三个问题都可导致科学问题：水的三态与温度的关系；物种进化史的追溯；降水概率的预测。但也可导致非科学的回答，如上面的回答。
假如在某个生产苹果的村庄，如果某个孩子问他的暴躁的父亲牛顿的问题，他的父亲或许愤怒地回答：“不落在地上难道飞到天上去!”父亲的意思是苹果落地是天经地义的，你小孩子真蠢，连这点小事儿都不知道。孩子决不会真的把父亲的反问当成问题再问的，但牛顿的问题的“真实”意思却正是：苹果为什么落到地上而没有飞到天上?
“问题”当然并不一定是一个现成的疑问句，也可以是一个陈述，例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落体的陈述，在伽利略就成了问题，他通过著名的比萨斜塔的实验证明了物体下降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论述是错误的。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几乎没有一条是完全正确的命题，大都是他“想当然”的结果，可是假如没有亚里士多德树起的错误靶子就很难设想以后物理学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问题是“科学的问题”。波普尔认为判断一个问题是科学问题还是非科学问题要看问题有没有“可证伪性”，有可证伪性就是科学问题，没有可证伪性就不是科学问题。波普尔指出那些无论如何也驳不倒的问题——永远正确的问题一定是形而上学问题。波普尔举例说，对于下面的问题：
为什么大海的风浪这么大?
——因为海神在发怒。
伽利略能够驳倒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问题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本身具有可证伪性。但上面这个问题则没有可证伪性，你无论如何驳不倒“海神在发怒”问题，无论何人都会像无法证明海神发怒一样无法证明海神没有发怒。波普尔认为，那些星象家比物理学家犯的错误要少的多，他们几乎从不犯错误，假如“犯错误”是指能被驳倒的话，他们总能够向你“证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特点是不具有“可证伪性”。
波普尔又举例说，我们同样无法驳倒一个希特勒的一个军官的陈述，这军官说——只要我们按照元首的话去做，我们一定能够在战斗中战胜敌人——这个陈述是无法驳倒的。假如战役胜利了，当然是因为他们“按照元首的话去做”的缘故；假如战役失败了，那是因为没有按照元首的话去做的缘故。总之那个军官的话是永远正确的，无论结果(胜利或失败)如何都不会影响这句话的正确性。这句话不具有可证伪性，所以不是科学陈述。其他如——只要我们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我们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都不是科学的陈述，也就没必要当作科学问题去反驳。
波普尔提出的“证伪性”原则，为科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找到了最好的分界标准。
在科学的体系中，以科学的标准衡量，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甚至说，形而上学的陈述除了引起空气的震动等于什么也没说。但科学依然是“在世界中”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世界”已在科学中，即科学只是人类世界观的一种，尽管是目前最强大的一种，而且对其他世界观如艺术的、哲学的、神学的世界观有着越来越多越大的影响。以科学的标准衡量，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但并不等于形而上学陈述没有意义，因为科学标准不是惟一的标准。例如，“海神在发怒”尽管以科学的标准没有意义，但以诗的标准衡量却可能是有意义的，以哲学的标准衡量也可能有意义，尽管诗的意义标准和哲学的意义标准还有待界定。所以波普尔认为形而上学问题并非全没有意义。其实，追溯科学的发展历史，科学是脱胎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和艺术也似乎永远测不出自己的形而上学性。但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则要摒弃形而上学问题，例如，科学不能把神学问题当成“真问题”对待，科学甚至也无法回答哲学问题，例如“本原”问题——即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她存在的原因，科学的发展尽管总是有利于哲学问题的回答的，但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不能直接回答哲学问题的。严格的科学概念如物理学的力、速度、质量、波长、频率都是很单纯的，能够被严格定义的，但哲学概念如“世界”、“本原”、“精神”等等都是不能被严格定义的，因为这些哲学概念不具有科学概念的单纯性。哲学的判断不同于科学的判断，因为哲学概念本身的不单纯性，对哲学概念的判断只能是哲学判断而不可能是科学判断。因为科学概念的可证伪性在哲学判断中是不存在的，例如，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程度上燃烧又在一定程度上熄灭；又如萨特说，他人即地狱等，都是无法证伪的，因不具有可证伪性。我们无法消除哲学中的诗意，也无法消除哲学的形而上学性。你可以说世界不是一团永恒的活火，他人不是地狱，但你不可能有任何严格的证明，是还是不是“活火”、“地狱”只是一种意见，一种个人化的意见，或者说是一种信仰，一种无须追问原因的个人意志。一种哲学(或艺术、神学)陈述既来自个人意志，否定这种陈述当然也无须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哲学的反对意见绝不同于爱因斯坦理论对牛顿力学体系的证伪，科学的陈述时刻准备接受他人思维的检验、实验的检验，并通过检验，科学陈述不断得到修正，在最后(只是相对的最后，科学很难说有“最后的”结论)达到不因个人爱恶而变化的能够被重复实验检验的、在一定时期被普遍接受的陈述，当然是继续可能被新证据证伪的陈述。
当然哲学在看到科学的凯旋后也试图把自己“改造”成普遍意义的非个人化的严格的科学，有代表性的是胡塞尔的努力。他试图用他的现象学方法把哲学改造成科学，但在他生前他还是宣布了他努力的破产。此外还有语言学家的努力，哲学家一时间都成了语言学研究者的原因是哲学家不满意哲学的“不科学”而欲达科学，他们追究哲学之不能科学化的原因是哲学概念的模糊、不清晰，于是想把哲学语言“改造”成严格逻辑化的语言，为此每个词都需要经过严格定义。可是，波普儿认为，语言学家们努力失败的原因在于——无法实现每个词都经过严格定义而不导致循环定义，因为既然语言学家们认为哲学的每个词都不能不经过定义而自明。
过去我们常说某某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把某种哲学学说说成是“发现”了普遍的科学的真理。其实，哲学是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总是一种个人化的意见，如果对世界有所“发现”的话，那一定是物理学而不是哲学。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其实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我们不否认人们研究社会问题时借鉴科学方法是必然的，但必须知道“科学方法”与“科学”是两回事，一种学说不会因为引进科学方法就会成为科学。波普尔承认社会发展“趋势”的存在，但他否认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我们根据行星某一时刻(例如现在)的运行的参数(一定坐标系中的位置，运行的速度、方向)就可以准确地预言下一时刻(例如一百年或一千年以后)该行星的运行参数，我们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行星运行的规律。但社会发展没有这样意义上的规律，我们不能根据现代社会的社会状况预言一百年或一千年后的社会状况。就“社会状况”概念本身来讲，就根本没有物理学概念的单纯性，社会状况总是一种视角看到的社会状况，也不能说把社会各方面情况罗列得越详细“社会状况”就越明确。毋宁说严格意义的社会状况是没有的，我们根本就不能把社会状况的描述等同于行星的运行状况的描述。波普儿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全面反驳了历史决定论者的各种思想及其变种，他指出了社会决定论者的预言必然影响到他的预言的结果，耶稣预言犹大出卖他正是导致犹大出卖他的原因，同样一个社会预言家(大部分历史主义者都自信有这本领)的预言必然对社会施加影响，例如，假如一种哲学认为未来社会是由两个阶层通过斗争而最终以一个阶层胜利而告终形成的“美好社会”，如果这种哲学被普遍接受就可能引发这种阶层的斗争。而这种情况是与历史主义决定论者宣称的他的预言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矛盾的。预言如果是客观的，就不该参与预言结果。行星的运行绝不会因为科学家的预言而改变运动轨迹的丝毫。
我们常常听到呼唤“科学精神”的声音，但什么是科学却应该是最需要追问的。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把一种哲学学说当成“科学”，而对待这种所谓科学的态度竟然是与科学相背离的“信仰”。须知科学问题之为科学问题正在于其可证伪性，证伪了科学问题才是科学家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中国人如果把一种个人化的哲学观念当作科学去崇拜信仰，并把这种对哲学和科学的双重误解沾沾自喜的以为是掌握了通向真理的法门是无法对人类思想宝库有所贡献的。
当然，哲学并不会因为他不是科学而受到贬损，哲学问题不会因为无法逃离形而上学性而成为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根植于我们人类的天性，只要我们人类存在哲学就不会被科学取代(或说哲学“改造”成科学)。
但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者来言一个需要回答而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能够产生出科学?(我们现代中国的科学思想都是学习西方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极端性子问题是——中国人对于科学问题是否有思维障碍。除去应用科学(应归类为技术)，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为科学贡献什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文化偏重于形上学，除去古人的光荣，我们近现代没有什么重要的开风气的思想家，而西方哲学却流派分呈，思想大家不断出现，这是应该引起炎黄子孙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