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0期
苏州先贤
作者：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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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276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一个多月后，清军入主北京。
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开始了。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将多铎进抵南京，大学士王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众跪降，南明小朝廷灭亡。
清军在江南遭到了远比在北方地区更为激烈的抵抗，苏淞地区的常熟、太仓、昆山、嘉兴、松江等处的反清武装斗争都非常活跃。八月，剃头令下，江阴、金坛、武进等地的抵抗进入高潮。江阴人在典史陈明遇、阎应元的率领下，合城男女，一体抗清，城破后，“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苏州城内外，武装反抗的白头军，“斩木揭竿，间有执戈矛、被甲胄者，皆以白裹头，大都用布，额加红点。手持二三大明旗号”，一度大败清军总兵土国宝。失败后，清军搜索杀戮，“城中死人无算”；明少詹事徐禥泛舟投虎丘后溪而死，中书舍人文震亨亦投河自杀，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后死去，遗书说：“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在常熟起义的同时，昆山民众也奋起抗争，人人手持“白梃”，集会盟誓于关岳庙前，设坛置明太祖皇帝神位，树大明旗帜，申明约束，宣布起义。起义失败，清军入城后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死溺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情况之惨烈，骇人听闻。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那个特定时代有名的暴力罪行，新生的政权需要用人血来染红易代的旗帜。除了镇压，还是镇压。有明一代，三饷加派，江南特别是苏淞地区的税赋较全国其他地区格外沉重，不如北方受朱明王朝的“皇恩”深厚；民众的性格柔曼温和，也完全不似北方人的强悍，但苏州地区民众对明王朝的忠诚，对异族的抗争却较北人为烈。他们宁愿“留发不留头”，以死来抗争异族的统治。苏州玄妙观前卖饼人拒不剃发，“歌曰，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而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闰六月十一日夫妇同缢死”；唱戏的周之兰，“妆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如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死之”。广大民众的表现如此，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种种反抗，也可圈可点。
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为虎作伥，还有张岱、余怀等人的遁迹江湖。这些明末的知名人士的气节和操守，在社会政治局面发生裂变的情况下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迥然不同，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包括秦淮河上的八艳，也明白了个中的底细。
明末士子的变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体人格的差异。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一个近300年的朝代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这儿发端的。这句话说得并不刻薄。
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与杨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的气节，聚会于无锡东林书院，既认真读书，又抨击时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相比，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
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得以平反后，复社继起，投归门下的士子各有各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一时鱼龙混杂。“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的人的不同的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事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在清廷随后采用软的一手，开科取士后，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士子便再也抗拒不了诱惑，耐不住寂寞，争相投怀送抱，成为清王朝的臣僚。因为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原先聚集在复社的大旗下，是因为既可以在功名的追求上有实际的好处，又可以在浮华奢侈的社会活动中浪得虚名，这些在红尘中视名利为生命的人，在社会激剧变化中，是不可能固守节操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经过重大政治考验和残酷的人生经历，是无法检验一个士子的真正品格和操守的。
一、 顾炎武
在明清易帜的特定时期的士子中，顾炎武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年少的时候就参加了太仓人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投入到反对宦官权贵的政治活动中去，对于江南士子的醉生梦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梁陈诸帝之遗风也”。遗风泛滥的结果，自然是士风日下。
昆山遭清兵屠戮时，32岁的顾炎武和他同年出生的要好的朋友归庄，在大雨中逃脱。然而顾炎武的两个叔叔未能幸免，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了右臂。嗣母王氏是常熟人，听说常熟被清兵攻破，于是绝食半月而死，临终时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顾炎武的“同乡同学同心”的归庄的两个嫂子及其子女死于城中，他目睹这场“弃华变夷”的社会剧变，认为苟活不如死，于是穿上和尚服，号普明头陀，亡命出走。
顾炎武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入清不仕，是他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人生选择。他曾被明王朝诏用为兵部司务，率众抗清，三四年不剃发，不改装，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其后他又一次参加武装抗清。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在社稷存亡的关口，以积极的行动投身到国仇家恨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是要有“死不足惜”的大义凛然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的，是慷慨激励的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43岁时遭遇了一次欺凌陷害。这年元旦他四谒孝陵，由金陵回到昆山不久，当地降清劣绅叶方恒为侵吞顾家财产，勾结顾家世仆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联络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欲置顾炎武于死地。顾炎武怒杀陆恩，被叶方恒告到官府，身陷囹圄。后经好友归庄多人奔走营救，得以出狱，却又被叶方恒纠集的暴徒殴打致伤。为此，他决心离开昆山走向北方，这时他已45岁了，元旦这一天他再一次赴金陵拜谒孝陵，返回昆山后，同人饯别，以两马两骡驮着书籍，开始艰苦颠簸的流浪生涯，行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数度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恭谒明十三陵。49岁时曾短暂回过吴门，去绍兴谒禹陵，旋又北上，直到去世。
他排斥现政权，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深感失望。环顾自己的亲朋文友，死的死伤的伤，变节投降的、埋名他乡的、热衷功名的，各行其道，分道扬镳，还有恶绅当道的现实，使他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与其在这样的状况中窒息自己，困顿自己，不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去寻求更深更广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探求更深更广的文化作为和贡献。这样做，生活也许艰苦，颠沛流离，但是能有尊严地生活着，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不受污染和伤害。
顾炎武的选择是正确的。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羸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这是陈康祺《郎潜纪闻》中的记述，顾炎武在流浪中找到了自己，认真刻苦的态度，使他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顾炎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那个逐渐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皈依到汉文化的发扬光大之中。文化，实在是最具生命力和同化力量的民族生存、繁衍、昌盛的根本。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顾炎武在这儿，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他在自己的心中永远地拒绝这个虽已成气候的异族政权。
几十年的异乡流浪，目睹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当然也看到了康熙一朝社会渐渐复苏，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的实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的认识，把天下和国家的概念搞明白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由来。他认为天下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易姓改号、改朝换代，这是君臣和肉食者关心的问题；而无君无父，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属亡天下。他更为注重的是天下，亡天下是比亡国更为可怕的事。国家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支撑社会的道德、信念和是非准则，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并投入的。这个思想，是与黄宗羲晚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所阐述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一个层面的意思。两位抗清的文人，最终在朝代易帜的思考上想到了一处。
顾炎武的目光越过了晚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颓废人士的身影，“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这种状态是不能取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他的精神向度在流浪中得以确认，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更深层面的思考，关于社会、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
他不仅解脱了自己以往的偏颇认识，也解释了现实生活，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实际上，他已从国家易帜这个既成事实中，清醒过来，深沉地思索维系纲常，促使社会进步、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
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者，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著作行世。
昆山市玉山镇有条亭林路，在路的北端、玉峰山下是亭林公园，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马鞍山公园更名而来，为的是纪念这一杰出的爱国学者。顾炎武出生于昆山千灯镇，初名绛，字忠清，改朝易代后，他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公园的中轴线的北端立着高5．4米的花岗岩的顾炎武的全身塑像，手持书卷，目光前眺。塑像后面是粉墙黛瓦、翘檐高啄的顾炎武纪念馆。他和他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二、 金圣叹
就在顾炎武离开江南北上后三年，清顺治皇帝去世。这一年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
皇帝的去世是封建王朝最为震悼的大事，举国举哀，“先是各省抚按，率官坤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哀诏传至苏州，巡抚等大臣当然也设幕哭临。
可是就在这全国举丧的日子里，苏州的读书人却发动了一场请愿活动，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这个案件的诸多读书人中有一位不断被后人提及的“金圣叹”。
从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算起，到顺治死时共头尾十八年，全中国虽然大致安定，但远还没有真正统一，各地抗清事件时有发生，即便在江南，不少爱国志士仍在为抗清复明奔走。这些文化人大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何臣服他们，对于清政府而言，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没有记载表明只比顾炎武、黄宗羲稍长几岁的金圣叹参与了武装抗清，但从明亡后他坚决不做清朝官吏的情况看，他是走的另一条反抗的道路。
金圣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为什么叫圣叹，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记载：“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与。’”可见这是一位率性而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读书人。明亡后改名为人瑞，他是希望自己活得久长一些，成为“人瑞”，可以看到清政权的垮台。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一旦发现那个异族的政权已经巩固下来，各地的反抗陆续被平息，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要以生命去斗争，去反抗了。
哭庙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有一个导火线，就是老百姓对清廷压迫的极度不满。而这种情绪，在一个非常时期，被宣泄了出来。
顺治十六年，江苏巡抚朱国治到任，苏郡大荒，人称“朱白地”，十七年十二月，山西人任维初任吴县县令，他用残暴的手段征收钱粮，“吴县非刑，预征课税”，凡欠粮赋不赶紧交齐的，就用有裂纹、被尿水泡过的大毛竹片抽打。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伏而出，不能起立。这是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老百姓胆战心惊，且又无比愤恨。就在矛盾尖锐的时刻，顺治皇帝死了。
“哀诏”二月初一到了吴县，巡抚朱国治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临。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旋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要求惩办吴县知府任维初，请他滚蛋。这个动作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试想“国丧”期间，正是“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的敏感时期，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还没有临朝的“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那么多的人齐集而来，又不是为了哭丧，而是请愿闹事，岂不令人大骇。朱国治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十一人，想以此弹压事端。但这没能吓退苏州的读书人。金圣叹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当天晚上，热血沸腾的才子连夜草就了《十弗见》一书，痛快淋漓的揭露当政者的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最大化地张扬了自己的人格精神。
金圣叹和这些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带头“抗粮哭庙”的后果，他们就是要在这特定的时刻，置生死于不顾，表明他们无可忍受的政治态度。这是反抗，是对刚刚站稳脚跟的清政权表示江南知识分子的愤怒和人心的向背。
金圣叹本来就是一个颖敏绝世，用心虚明，而又意气风发，自负其才，肆言无忌的大才子，在这场集体请愿活动中，毫不隐讳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置—切于不顾了。
他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批改的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他在家中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可见他在吴中文化界的影响。
这样一位才子的出头露面，对民众的号召力是巨大的，整个请愿活动的规模和分量可想而见。与顾炎武他们武装抗清的形式不同，金圣叹是坐地而战，以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和平的手段，给清王朝以难堪。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圣叹等人遭到了逮捕。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柳南笔记》对这个审讯过程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八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金圣叹等十八人是同那些武装反叛的人一同问罪的，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
南京的三山街是行刑之所，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倪用宾、顾伟业、周江、来献琪、丁观生等人，被“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押赴刑场，炮声一响，“血腥触鼻，身首异处”。
这个惨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刚刚坐上金銮宝殿的玄烨，在他御临天下61年的生涯中，开始了第一次杀戒，尽管其时他还年幼，不可能出于他的个人意志，但不管怎么说，这笔账是在他统治的纪年里算起的。从被压迫被奴役者的角度去认识，金圣叹的被杀，是读书人和平请愿以死抗争的第一例，也宣告了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抗的失败。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金圣叹这个奇人的种种行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很广，其中不少故事被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金圣叹这个文人形象。《丹午笔记》说金圣叹在被逮捕时正在出恭(大便)，差役在外面守候，金说：“此之谓公人。”虽是笑话，但也可见金圣叹的临危不惧。在诸多的流传故事中，有两则比较可靠的文字记录，很是耐人寻味。一是金圣叹的与妻书：“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示意得之，大奇!”二是《清类稗抄》所记：“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金圣叹不是玩世不恭的文人，在53岁的年纪上，他不会狂傲到置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份上，他的这些故事依然是种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的体现，是“砍头不要紧”的告白，是笑对死亡的从容不迫的态度。在金圣叹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读到有关他的这些材料，依然能感受到这位知识分子的正直、啸傲权势、无怨无悔的品行。他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刻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归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那是绕过灵岩山往光福去的公路的右侧，偌大的地方已成了军营。据熟悉情况的朋友告知，金圣叹的墓没有保存下来，在文革中被砸毁了，人们大概多耽于有关他的种种笑话故事，以为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
这倒是金圣叹的最大的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
三、 徐 枋
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和无奈，汉族知识分子就像被迫穿上一件永远熨烫不平的皱褶的衣服，一辈子也不舒服。
时间的大手能磨平这心中的沧桑吗?
自1644年开始的明清易代，苏州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鄙视、仇恨、反抗的方式，除了公开的手段，如武装反抗和示威请愿外，相当多的人采用不合作的办法，遁隐山林，拒绝为清廷效命，在山水之间啸傲歌吟，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读书写作活动。徐枋就是典型的一位“遗民”。
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晚号秦余山人，是明清易代时，那个慷慨流涕，自投虎丘后溪的明少詹事徐禥的儿子，崇祯十五年举人。
徐禥字九一，号勿斋,崇祯戊辰进士，是詹事府的二把手，官职不高，却是苏州沦陷时第一个以身殉国的政府官员，他的举动在市民和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徐禥临死前嘱咐23岁的大儿子，不得入仕清朝。从此，这位富有才气的青年，严尊父命，中断了他的仕进之想，从此过着隐居流浪的生活，最后隐居苏州郊外灵岩山至天平山之间的上沙村涧上草堂，足不迹城市。
《丹午笔记》简要地介绍过他：“昭法领乡荐，鼎革后，屏居上沙涧上，安贫乐道，以笔墨山水自娱，终身不入城市……著《历代鉴断》。康熙乙丑，大中丞汤文正公三至其门，不见。俟斋遭母丧，汤公亲吊，又弗见，遂回车。俟斋跪于中道半山，叩首曰：‘孝子徐某叩谢大人。’汤公叹息良久，如闲云野鹤，可望而不可及。卒年七十余，门人潘耒葬于香雪海之真如坞，无嗣。”
汤文正公，就是汤斌，河南睢州人，曾任江苏巡抚。他在苏州期间积极执行清朝廷的统战政策，对著述颇多，且能书善画，名扬海内的徐枋自然要以礼相待，但屡碰钉子。徐枋的母亲去世，汤斌去吊唁，徐枋仍避而不见，只是在汤往回走的半路上，以一个孝子感谢上门吊唁之人的应有礼仪，遥遥地表示感谢而已。他拒绝与清朝官员有任何的接触，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死。
清人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卷六》有一则关于“徐枋峻洁”的文字记录，在称赞他拒绝降清的蔡毓荣的求画态度的同时，却不相信他避而不见江苏巡抚汤斌的传说。陈康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他个人的想当然，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出的推断。事实当然不是陈康祺所说的那样。徐枋就是一位至死都固守自己政治立场和信仰的读书人。
徐枋不仅拒不见汤斌，四十年如一日，布衣草履，安贫守志，就连后来他的门人潘耒耐不住名利引诱，应博学鸿儒考试，被授官后来见老师，徐枋也拒不接见。潘耒在门外跪了三天，才让他进门。潘耒送上一方砚台，他也不接受，潘耒哭着请老师收下，徐枋叫人把砚台悬挂在梁上，表示不用。他著有《读史稗语》一书，后人称之为“卓绝鲜与伦比”，文章中，对于明末降清的洪承畴给予了最有力的鞭挞，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化态度。
徐枋是一个真正能在名利和气节之间，视名利为不屑，固守气节至死不渝的硬汉。在这个有关个人操守、道德信仰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论是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还是高官显贵，都不能攻破他的心理防线。因为家境贫寒，他临死的时候，怕家人在处理他的后事时顶不住经济压力，而可能会接受清朝官员的资助，特别叮嘱家人一定要拒绝新任江苏巡抚宋荦为他安葬。
徐枋的所作所为，为人们所称道。《吴门表隐·卷十六》记叙了一个住在灵岩山名叫南岳和尚的僧人，出于对徐枋的尊敬，不断用香火钱资助他。因为徐枋足不进城市，他还驯养了一头驴子，每天将徐枋作的画驮在驴背上，运到城里出售，以解决徐枋的生活开支。时间一长，人们熟悉了这头驴子，称为“高士驴”。从这则有趣的记事的缘起，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徐枋的尊崇，记述得那么平实，也那么富有感情色彩。民众对士子的人格的看重，自有评判的是非好恶标准。对于降清的名士，民众的嘲讽更是不遗余力。有文字记述读书人对吴伟业的态度，可作一观。作为文人，吴伟业(梅村)是一代名士，他降清后，在虎丘山的复社的集会上，仍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第二天，他游览虎丘，在千人石附近却看见了这样一首针对他的题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多么不留情面的辛辣讽刺，吴梅村看见了，脸红心跳，“废然而返”。在关乎名节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道德标准并不因为富贵、贫贱而有所变易，是超然于世俗得失的人心评判。
徐枋死于1694年，康熙三十二年。他的墓葬地是好友戴南枝为他选择的，在香雪海西南的真珠坞。费用是戴南枝和徐枋的学生潘耒共同筹措的。
徐枋的这个归葬之地，《百城烟水》简介：“青芝山，在邓尉西南。山之右为真珠坞。 群山四抱，一隅稍豁，其景最胜。”有记载说，徐枋墓位于光福乡香雪村珍珠坞，墓穴完整，墓碑刻篆文“明孝廉俟斋徐公之墓”。1999年的秋末冬初时分，我从苏州新区的度假饭店出发，驱车前去拜寻，数度去问当地居民，皆不知有珍珠坞。直到后来遇到香雪村的文管员，才领我去一处已改名为山坞里的地方。青芝山和弹山环抱，名副其实的一处山坳，江南称之为“坞”，是散文家描述为“山间松万本，参云翳日；碧栏红榭，与白波翠癊相映发”的风景相当优美的地方。在山坞里23号，一处十分宁静的田家宅院里，66岁的陈姓老太太告诉我，这个姓徐的墓，已因为开采石料而被毁坏了。我怅惘四顾，满目青山，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没有人知道这位被称作明末“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了，在这个“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地方，也同样没有逃脱市场这只大手对文物的可能破坏。徐枋是真正地走进山坞里面去了，与青山融为一体。
这难道意味着气节的颓丧和一种道德精神的消亡?
江南地区的明清易代在绝对时间上，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事，但老百姓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弃旧事新，却是几十年的时间也难以适应的。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在康熙手上开始的，所谓“康熙之治”，究其实质也只是满清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发扬光大的层面上所做的努力被汉族百姓所认同而已。这是个双向的努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个不断被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气节、大义逐步淡化，而人格操守和道德良知却日显凸出。
钱谦益、吴梅村、侯方域等人的变节投降，和顾炎武、金圣叹的反抗，是这个过程还未开始时的必然的两种价值观、道德观的分垒，是民族气节的高扬、贬抑和人格操守的彰显还是低下的标识。判断这种忠奸善恶的大是大非，是同时代的每个人一眼就能分明的。
清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楚文王灭息国，掳息夫人归，生二子，但她始终不同文王说话。比起顾炎武、金圣叹的执著反抗，徐枋所承受的心理磨练似乎更能考验人的精神意志，柔韧却永不弯折。
浙江余姚的大学者黄宗羲同顾炎武一样坚决不事清廷，也曾召募乡勇成立“世忠营”武装抵抗，并屡拒清廷征召，但日后他的儿子黄百家却奉他之命为康熙修明史。与顾炎武同时代的大画家石涛(朱若极)，有着朱明王朝的皇家血统，明亡后那么痛苦不堪，但1684年、1687年却两次分别在南京、扬州参与迎接康熙南巡的圣驾。几十年如一日的行为，是以超常的意志和非凡的品行为支撑的，于此可以想见徐枋的人格力量，深沉而又坚定，没有一丝狂热和浮躁。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中国知识分子所一贯标榜的人格精神，以及相沿相续的价值观，从整体上考察，究竟有多少绵延长度，能承戴多少重压?
一个已经垄断了国家话语的政权，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的。
明亡以后，一些士子还能抛弃仕途，过隐居的生活，与新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也就是说还能讲究气节操守，仿佛像隐居首阳山中的伯夷、叔齐；一旦社会承平，步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们就无法忍受挨冻受饿的生活，以及红尘中名和利的诱惑，而不能老死于蓬蒿之中。一个不能体现自己个人价值的人，内心的痛苦无疑是巨大的。对人的考验也就变得格外严酷起来。即如武装抗清的斗士顾炎武，在他58岁的时候他的外甥徐原一殿试第三人及第，中了探花，顾炎武在北方还一度住在他家里。这说明他已放弃了武装反抗的手段，消解了民族仇恨，只固守着自己的道德良知，让世人和后人敬重他的人生坚定的政治信仰。
对于徐枋，可以谈论民族气节，但在满清一统天下，国人都已剃掉头发的情况下，对于世人的启示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在他身上突出的是作为一个独立意义上的人的真正价值——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从满族也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角度，谈论民族气节已没有文化传承上的意义——那些反清复明的志士，他们的后世子孙，能不剃掉头发，依旧像他们当年参加明王朝的科举一样去参加清政府的乡试、会试?所有的中国人在1911年以前的岁月中，没有例外地在脑后拖条长辫子，自觉地按照满族的风俗习惯过日子；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许多国人对于这个久违的声音却感到相当陌生，进入民国，竟还有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如明代的遗民一样。
从顾炎武到金圣叹，再到徐枋，也就是从1644年到徐枋去世的1694年这五十年间，民族矛盾的消解，使我们的认知层面从民族气节朝人格尊严和道德操守深化。我们所能面对的只是人格尊严与否、人格意义的孰轻孰重的问题，是否趋炎附势的道德良知的内心拷问，而这些对于华夏民族的所有成员来说，健全人格，保持独立的政治、生活姿态，才是最为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