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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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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最鲜明地提出经济学家的“操行”问题的是左大培博士，早在1995年，在有关通货膨胀是有利还是有害的经济学界大争论中，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争论背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于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了《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的文字。文字发表之初，可谓“一石千浪”，至今余波在漾。此后，在有关“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中，这一话题也成为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今年年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围绕股市引发的争论，使得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度突显出来。本文试图从经济思想史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到底应该如何自处，以及社会如何对经济学家进行约束等等，提出自己的一点见解。
一、 从弗里德曼的矛盾说起
我翻检了手头一些经济学著作，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算是比较多地专门论述了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在此方面，他有两篇重要的著作：一篇是六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另一篇是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然而，在他的两篇著作的相关论述中，充满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的矛盾。
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弗里德曼首先非常肯定地说，哲学家之所以批评经济学家在回避价值判断，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经济学中本来就不存在价值判断。” 因为“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显然，按照弗里德曼的这种说法，经济学家在社会中应当严格恪守价值中立，不应该受任何外在的利益所诱惑。
然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弗里德曼又转而承认：“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他摆出的几条理由 ，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而且他还强调：“无价值的经济学仅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推崇。”在这里，弗里德曼又认为，因为经济学家无法摆脱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价值中立”仅仅是一个有诱惑力、最容易被利用，却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理想境地。
理想中的经济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而现实中的经济学家却因为“也是人”，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弗里德曼的矛盾就体现在这里。
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弗里德曼认为，自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至今，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有两种：一是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二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影响公共政策。经济学家们也为此“一直遵循同样的双重目标：加深我们对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和影响公共政策。”然后，弗里德曼分析了经济学家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三种方式。在文中，他要求经济学家放弃一种幻想：即认为政府官员比别人道德高，并且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认为，政府官员也是出于自利，而不是利他，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经济学家提供意见促进公共政策必须对这个前提有足够的认识。
论述到此，弗里德曼转而论述到了经济学家。他说：“关于经济学家的论述，我感到自相矛盾。我们也在追求自身利益。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认为自己与政府官员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把自己作为例外。那么，问题便出现了：以我们所阐述的途径来促进公共政策符合我们的私利吗?这是无法弄清楚的。”他还说：“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由此看来，如果说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弗里德曼意识到经济学研究即在认识经济运行层面上无法排除价值判断， 那么，在时隔二十年后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弗里德曼更明确地意识到：当经济学家试图就公共政策提出意见时，更很难排除自己的私利考虑。应该说，弗里德曼已经完全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肯定是有价值判断的。
当然，因为弗里德曼始终从柏拉图技术主义角度提出，经济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所以，他必须解决理想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经济学在价值判断上的矛盾。而且他也的确为自己解决矛盾留了足够的“后门”。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他提出，经济学家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与追求公共利益相矛盾。理由有两条：一是斯密所言的，于己有利就是于国有利，反之亦然；二是自身利益并非限于狭义的物质利益。它包括服务于公众利益、帮助他人的愿望。其实，这两条，现在看来都经不起一驳。前一条，博弈论中所谓“囚徒难题”，恰已提示出，个人理性未必能达到集体理性；后一条，把所有的利他都归为自利，造成了在逻辑上没有办法对经济学的自利假说证伪，所以，说了等于白说，或者干脆是一种伪理论。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问题争得很厉害，“讲不讲道德”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立场问题，有没有自己的私利问题。在我看来，因为有诸多人文学者参与其中，而人文学者偏重于伦理层面的道德，并没有追问到利益层面的问题，所以，很多看法并不确切。即便如此，从这次大争论中也是可以看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此一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某位经济学家曾发表长文，论证了经济学如何不讲道德；但很快，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承认，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利益，也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很容易让人追问：既然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利益，且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如何保证他在经济研究中有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呢?还能说经济学不讲道德吗?可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像弗里德曼一样无法自圆其说。
所以，要做到理论上的彻底性，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彻底性——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彻底性，解决从弗里德曼那里就存在的矛盾，我倒以为，我们莫如干干脆脆地承认经济学家有自身的利益，因此，肯定在现实经济研究尤其在政策研究层面上要讲价值判断。讲利益，讲价值判断，对于经济学家这样的“世俗哲人”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完全不必要摆出“公正、客观、超脱”的样子，如果说对于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些羞羞答答的话。
二、 经济学家利益化后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有自己的利益，而且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有一个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与其他任何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人一样，只能选择为他人服务，而且本能地，将选择能出最高价钱的买家。于是，在弗里德曼所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了。在我国，曾经撰文论证“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家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但也有区别：尽管大家都想卖出最高的价钱，但因为所能提供的服务在质量上的区别，于是，存在一个供求平衡点：即什么样的利益集团能出什么样的价钱请到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美国是这样，其实，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学家都是这样。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一方面在某项具体决策上，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体人民”或“全体民族”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为了在市场交易中取得占优的地位，个人利益又都以利益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经济学家的利益只能与各利益集团利益相结合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一旦完成了与利益集团的结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所持的所谓价值中立与客观性，也就已经不可能了；或者，即使在原理层面还有可能统一认识，但在政策层面，也完全成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这就是一百个经济学家有一百种意见的原因。
这方面最深刻的论述也许还是马克思。尽管在他那个时代，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以及其他主流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那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利益集团斗争基本是以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形势表现出来，但马克思却已敏锐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中立的科学的不可能性。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他研究了法国、英国与德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后认为，法国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早，所以，政治经济学发展也早。但是，“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乞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而德国情况不同。因为德国市场经济发展晚，所以，政治经济学发展不起来。但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成熟时，现实阶级斗争又不容许任何人对政治经济学有客观的研究。所以，马克思说：“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
中国的情况与马克思所说的德国的情况颇类似。1997年，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那篇文章中，我借用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海尔布鲁纳的论点认为，人类历史很长，但经济学不过二百多年历史，就是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也才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自然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世袭制，计划经济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政府（卢森贝尔说，工人阶级的胜利将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幕)，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需要经济学家解释并影响。由此，我说，也正因为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才走向繁荣，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这个社会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之一。我甚至半调侃地说：难怪中国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市场经济，就因为市场经济给了他们饭碗。
但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乐观是过早了。因为改革开放二十年尤其是九二年以来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分化速度如此之快，超出了许多理论家的想象；而在利益集团分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分化到各利益集团，所以，在经济学有可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条件即市场经济具备了以后，经济学家却因为已经利益集团化而无法进行客观的研究了。
我的以上分析，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因为有利益集团的背景在，在事实上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总是有利于某些社会阶层，而不利于另外一些社会阶层。清楚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必须自重，不要自视自己的言论是公正的、客观的，更不要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全体百姓服务”等字眼来误导社会。而与此同时，社会也要将经济学家利益集团化当作我们时代的常态，并且因此大可不必将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奉为圭臬。
在近几次经济学界大争论中，某些经济学家讲出一些有违常识的话，如经济学最讲市场交易秩序的公正与透明性，最讲市场规范，但在这次股市之争中，有人却对主张规范交易秩序的意见说：要像爱护婴儿一样爱护股市!再如在石油涨价过程中，一些经济学家不是去说国际油价上涨了，而我们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所以也要涨价，而是说，中国经济要对外开放，所以油价也要与国际接轨。等等。这些话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为有他们利益所在的“集团”说话，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应该令我们警惕的是，一方面，我们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舆论还没有发展到区分开“私话”与“公话”的地步，另一方面，我们这些经济学家都还以“天下之公器”自视，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利益”等以自重，更要命的是，他们的面目还是“政府经济学家”的角色，这才是问题真正严重性之所在。
三、 区分开“私利”与“公利”
经济学家将私利与公利有意混淆，曾经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是较普遍的现象。美国著名学者诺曼·奥恩斯坦在其名著《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订》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当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经济上的目的，或者为了要促进一个组织的自身利益，而直接(和单独)采取行动时，它至少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或者具有一种道义上的号召力。”他举美国历史上的例子说，“石油工业部门为使大石油公司免遭瓦解而发起的情报运动，实际上在它的每一个广告里都包含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辩护和对政府干涉企业事务的申斥。防务承包商经常把需要保卫美国免受外来共产主义威胁，作为他们呼吁增加防务开支的基础。当工会为撤销工作权利法而开展运动时，它们就谈到美国工人的天然权利。”
那么，在经济学家不自律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经济学家追求私利的目标不与公共政策目标相违背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条值得我们去做。
第一，政府必须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体制内经济学家就是弗里德曼讲过的政府经济学家；而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主要指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主要供职于经济咨询机构、大企业发展研究部门或者顾问部门以及高校的经济学家。尽管对两类经济学家，我们都承认他们仍有自己的私利，并且会以私利影响公共决策，但对于前者，我们是以纳税人的钱以俸禄形式满足经济学家有一个尊严体面而优雅的生活，并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要求经济学家在已满足自利的前提下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利益服务，对于他们的约束，就是用政府公务员一样的标准。所以，必须杜绝他们与某个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利益上的瓜葛，被利益集团收买，并且滥用他们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咨询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左大培博士在《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一文中说得非常形象：即不能让一些经济学家“这个腰包里装共产党的钱，另一个腰包里装资本家的钱”。对于后者，即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他们私利的满足来源于他们所服务的特定利益集团。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提供服务，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对于他们的约束，是必须杜绝他们所制造的舆论直接进入公共决策过程，而只能经由民主的管道，以他们服务的利益集团的意志表达出来。
当下中国经济学界之所以出现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将私利作为公利，就在于从体制上没有区分开他们的角色：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既担负了为政府提供经济决策服务的角色，又承担了为某些利益集团甚至个别大型企业集团提供服务的角色。比如，在卷入股市之争的经济学家中，基本都身兼数职：或是在人大财经委员会担当要职，或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或是政协常委，甚至有的还是经济法的起草组织者，但同时，他们也几乎都是某大学教授，某个或数个协会、大型企业的顾问，有的还是基金会的顾问，有的还是某海外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所以，中国要避免经济学家将私利作为公利的现象，首先必须清理一次经济学家队伍，保留一些专门的政府经济学家，其他的都由利益集团出钱供养。
第二，经济学界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很高明。正因为他也意识到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实际上处处在进行价值判断，所以，为了确保私利不影响甚至能够促进公利，他给找了一条出路：即通过“自由言论”建立“思想市场”，通过这个市场，“所有参与者都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而发展价值观念，使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弗里德曼解决矛盾的办法，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通俗话讲，就是使各种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并相互制衡，然后达到一个平衡点——即经济学上讲的均衡点。也因此，他还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自由言论经济学》的文章。文中考察了经济安排与自由言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结论可以用当下中国知识界常讲的一句话概括：反对一切形式的话语霸权!
话语霸权背后往往是社会的强势集团。我必须承认，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经济学家追求自己的私利，所以，往往是社会中能出最高价钱的强势集团，能购买到社会中最有话语权力的大腕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而弱势群体因为组织起来费用高得他们往往承担不起，同时他们自身也的确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比较涣散，所以，很少能雇得起有很大话语权力的经济学家。这个局面与在诉讼案中视多少钱请什么样的律师很类似。所以，如果听凭所谓“思想市场”的调节，最后还是会造成话语权力的越来越不平等。
所以，这里也有政府调控的余地：一方面，对于政府经济学家，政府要对他们有所要求，即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与政治背景下，政府经济学家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政府直接掌控的媒体，要有意识地为这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或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留出说话的空间，以作为这个社会内在稳定器及调节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学界目前也存在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种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也必须打破。在中国经济学界内部营造一个有利于竞争而非垄断的环境也很重要。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知道，让非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参与到竞争中而非搞压倒性话语霸权对于主流自身完善自身的体系也非常重要。这方面，萨缪尔森可充当一个反面教材。1968年，萨氏在其《经济学》第九版中嘲笑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加尔布雷思说：“不是经济学家的人过分重视了加尔布雷思……在他所写的东西中，基本上没有可供博士论文或学会会刊论文作为验证和调查的对象的命题。”然而，仅仅三年后，加尔布雷思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而萨氏也被迫在以后各版《经济学》教科书中修改了对加尔布雷思不公平的字眼。
四、 更长远的考虑
政府严格区分开体制内经济学家与体制外经济学家，经济学界自身反对话语霸权与学术垄断，这仅仅能保证中国经济学家不会以私利妨害公利。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真要对转型期的中国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那么，经济学家还最好有更长远的考虑。
首先，我想说明，这种更长远的考虑不是说要经济学家“无私奉献”——这本身是很不经济学的话言，而是说经济学家更好地保守住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促进了转型期中国整体利益。
转型过程就是制度变迁过程。道格拉斯·诺斯曾研究认为，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态度取决于支持变迁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但因为不同收入阶层对于制度消费的贴现率不同，所以，收入较低阶层往往看到眼前，而收入较高阶层才更看重较远的预期。以此标准，中国经济学家因为总体上属于这个社会中收入较高阶层，所以，要有更长远的眼光。
转型期中国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各利益集团的发育很不平衡，所以，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而改革又是一个重新分配交易资源以及各利益集团争相抢夺其中最大份额的过程，所以，社会中强势集团当然会抢到比弱势集团大得多得多的一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实质性原因。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强势集团以及为之服务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则完全有可能因为收入差距突破人口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所能承受的底线，导致社会出现动乱，这时，强势集团及附着其上的主流精英经济学家很难再保守住自己的利益。
所以，即使是出于自利的需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应该学会让步，并鼓动他们所服务的强势集团让步，使得这个社会上弱势群体能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质性好处。或者干脆暂时“高尚一把”，也站到弱势群体这边说说话。说到底，这还不是经济学家“良心不良心”、“道德不道德”问题，恰是经济学家自身长远利益之所在。因为只有使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够形成制衡的局面，从而使民主能实在地建立在这种利益集团相互擎制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所谓“全体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才能确保国家能走出反复治乱的循环之中，也才能真正保持住经济学家自身的利益。
在结束我的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字前，我想说明一点：尽管本文也涉及到了一些个案，但绝不针对任何个人。借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