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暧昧的缱绻

作者：翟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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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已经成了中国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对“文革”反思程度的深浅是衡量一位作家精神空间是否博大的主要标尺之一。当我们一次次被《随想录》、《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震撼时，我们同时向作者献上了深深的敬意。如果有人再进行“文革”叙事的话，我们就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文革”已被那么多人反复传说，你的新意在何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曾苦苦困扰着写作《坚硬如水》时的阎连科。
　　有人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怎么写”成了阎连科的突破口，他说：“语言是我最大的苦恼，一旦语言有那么一点新东西，我就会觉得整部作品别有洞天。”于是，他寻找到了独具特色、魔力和意义的“红色语言”，这种‘文革’期间中国有史以来从官方到民间、从书面到日常都不曾那么统一使用过的集体话语”，是他写作《坚硬如水》最初、最有力的动力和源泉。在“红色语言”的恣意挥洒中，他体会到了酣畅淋漓的快感。
　　豫西耙耧山脉间的程岗镇，是程颢、程颐的故里。退伍军人高爱军回到程岗，与老镇长程天民的儿媳夏红梅联袂掀起了革命的狂飙，要把封建时代的圣地改造成“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热浪彻底淹没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理智，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权欲，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逼得高爱军的妻子上吊，岳父发疯，亲手杀掉了夏红梅的丈夫，炸毁程寺和“二程故里”牌坊，把程天民葬身于寺庙的碎砖乱瓦之下。与他们疯狂的造反行为齐头并进的是他们火热的爱情。在墓穴，在麦秸垛，在地道，到处留有他们心荡神驰的身影。如水的革命爱情一方面是对坚硬的革命暴力的隐喻，揭示出“文革”“原始的野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们被统摄于铺天盖地、洋洋洒洒的“红色语言”之中，暴力和爱情的狂乱、野蛮，与叙述语言的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构成反讽，那段历史的荒诞、残酷便昭然若揭。作家通过对“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
　　问题是，这种写法新吗？王蒙的“季节系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由繁盛如夏日茂草、滔滔如机枪扫射的语言叙述，而这种语言同样是对“红色语言”的戏拟。郜元宝在论述王蒙的语言特色时说：“乌托邦时代的浪漫主义就寄寓在那个时代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的语言中，乌托邦语言不仅是乌托邦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是乌托邦抒情现实的存在方式”，“乌托邦首先是语言的乌托邦”，所以，对语言的戏拟直接抵达了历史深层的秘密。王蒙自从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批判，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他对“红色语言”当然要比年轻的阎连科熟悉得多，戏拟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於可训先生说《坚硬如水》是一部奇书，读者应以另类的眼光来读。我不禁要问，有“季节系列”在前，《坚硬如水》还新吗？奇吗？
　　表现手法落入别人窠臼不说，《坚硬如水》的致命伤还在于作家立场的暧昧。
　　王蒙“季节系列”除《恋爱的季节》外，在对非理性的“红色语言”戏拟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作家理性的、批判的身影。与王蒙数十年深受“左”倾路线迫害之苦，对“红色语言”保持着几乎本能的警惕不同，阎连科带着批判的初衷写作《坚硬如水》，可“红色语言”就像斗牛士手中的一块红布，迎风招展便会引得斗牛血脉贲张，在戏拟中，他迷失了方向。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由高爱军——“我”在生命的尽头回忆自己革命的一生。“我”到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仍壮怀激烈的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呀你仍须努力。”“我”不仅对革命无限忠诚，对爱情同样至死不渝。一次次思而不得的焦渴，一次次灵肉交融的巅峰体验，一次次海枯石烂的盟誓，把高、夏二人的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当“我”以为是由于夏红梅的疏忽导致东窗事发，从而葬送了两人的大好前程时，对她仍没有一点怨恨。在刑场上，“我”和夏红梅穿越过重重阻碍冲到一起，身子贴着身子疯狂的吻起来，上演了又一出刑场上的婚礼。这一切不可能不打动着读者，同时也打动着作家。在对革命造反的一片赤诚，和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面前，作家犹疑了，悄悄泯灭了批判的锋芒，甚至对这种当下生活中早已湮没无闻的忠诚、执著不无缱绻。阎连科说，高爱军和夏红梅“害人也害己，制造了许多人的悲剧，也制造了自己的悲剧”，他们“长期不被人理解和宽恕”，“我爱他们”。
　　应该决绝的离开，阎连科却投下了留恋的目光。暧昧的缱绻消解了批判的力量，作家立场的混乱最终导致了作品的混乱和读者的无所适从。我不禁想，“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昨日的创伤已慢慢愈合，可我们是否仍应对它保持警惕和批判，为了昔日不会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