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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相公
作者：王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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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英物，光焰摇曳万丈之长，直把同时代人比得黯然失色了，他还意犹未尽，不肯自谦自抑分毫，简直目无余子。结果必然闹得大家不是怕他，就是恨他。儒家忒注重一个“礼”字，以谦抑为上上德行。若有谁桀骜狂放，近乎披猖，以僭越为能事和快事，他所持的便是危道。在封建社会里，大人先生持危道而欲履险如夷，比小孩于终日舞刀而想毫发无损还难，至于身名俱泰的，则举世不多见。在这不多见的人中，就有一位超级大腕，他是近代名帅左宗棠。
左宗棠合该建奇功，获盛名，登高位。试想，他一介书生，多的是才，是智，已相当了不起；他还怀有凌绝古今的胆略，岂非得天独厚?乱世救死不暇，其屠龙术正好派上用场，又怎会久屈矮檐之下?这就难怪了，他倜傥轩昂，豪迈英勇，俯视一世，推倒群雄，作为晚清的中流砥柱，撑持着风雨飘摇的百年家国。
时势造就了左宗棠。幸亏金田县的洪教主摇身一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洪天王，脆弱的满清政府这才老老实实地将“野无遗贤”这样的混账话囫囵咽了回去，急惶惶地打着灯笼，满世界里搜寻豪杰之士，好来收拾江南偌大的烂摊子。要不然，一代英彦仍将屈处蒿莱，老死户牖。左宗棠三次进京会试，三次名落孙山，真够伤神的了。当年，官场如市场，市价为二三千金可得一知县，四五千金可得一知府，童谣唱道“若要顶儿红，麻加喇庙拜公公”，摆明了，若攀到宫中强援(如李莲英这样的角色)，即可荣登四品以上的高阶。家资丰赡的举人受不了科场的蹭蹬之苦，便可及早捐官，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捐官的钱用之于民，自然还能取之于民。要是家业贫薄呢?入垫为师，或入幕为僚，混口饭吃固然不成问题，要说大好前程，比现在省级以上官员的秘书可就不啻差一点，而是差得远。除非碰上鸡鸣风雨的乱世，有大魔君跳踉出来，搅得天下血雨腥风，逼着一筹莫展的朝廷惟贤是举，沉潜之士才有可能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左宗棠已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师爷，眼看一生的功名行将黯淡，可他毫不颓唐。好啊，既然骆秉章放手让他主持用兵、筹饷等重要军务，他就权且只当自己是湖南的影子省长，各色人事，该撤的撤，该裁的裁，该清盘的清盘，该登账的登账，无不敢作敢为。他代巡抚大人草拟奏章，写好了，也不管夜深四更，风冷霜重，硬是去把饱享齐人之福的骆巡抚从小老婆暖暖和和的床上“揪”起来，让他奇文共欣赏。妙就妙在后者不但不生气，还拍案叫绝，跟着起哄，又搬出半坛美酒，与左宗棠一醉方休。骆秉章平日喜欢与姬妾饮宴作乐，事无巨细，均委托给这位铁笔师爷，任由他全权定夺。左宗棠弄权过瘾之余，还要嘲弄自己可爱的老板，说什么：“公犹傀儡，无线以牵之，何能动耳?”够损的了，骆老板却一笑置之。你说奇不奇怪，对这位傲哥，骆秉章能放下架子，陪他一块几疯，一块儿狂，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晚清的官场多少还有几分人气。后来，左宗棠捞权捞过了界，被落职的武官樊燮(诗人樊增祥的老爹)恨得牙齿痒痒的，跑到湖广总督府告他一恶状，险些让左宗棠进了班房。所幸他命大福大，经太平天国一顿狂搅，晚清的政治军事舞台迅疾拓宽了百倍，先前那些哼哼叽叽，文不文武不武的官员，再想拱默着，一如既往地尸位素餐，是绝对不行了。英雄脚下有了用武之地，就等于关西大汉手中有了钢板铁琵琶，唱一曲“大江东去”，又有何难？
左宗棠四十多岁的人了，仅比他大一岁的曾国藩已做了副部长(礼部侍郎)，他却仍然屈身在湖南巡抚衙门里，充任刀笔吏，日以继夜地案牍劳形。当时有句民谚(其实是来自侍读学士潘祖荫的《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琉》)传得路人皆知，叫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话传得够神的，可他仍是布衣之身，朋友们都为他急，他却比姜太公更镇定，一点也不慌。也有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左宗棠一直蓄势待发，他的百石劲弓早已引满了三尺强弦，瞄得十分准，还怕那利矢射不中高处远处的目标?在乱世，他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
两眼瞥着“诸葛亮”这个名字，你多半会自然而然联想起羽扇纶巾的智士形象，两眼觑见“左宗棠”这个名字，你又会作何联想?一定感到茫然吧。我却很有把握，会立刻想起高卧莱阳的孔明先生。听我这样一说，你兴许会摇头，要不然，你肯定感到疑惑：什么人不好点，干吗偏要点诸葛亮的“菜”?
“老亮”情结
诸葛亮这个人物，经《三国演义》浓墨渲染，大笔夸张，其算度之精细，智慧之高超，已近乎神，近乎妖，甚至为神妖所不及。三国之后，以诸葛后身自诩自居的人，不只一个两个，随便一拎，便可以拎螃蟹似的拎起一大串。刘伯温如此吹嘘吹嘘，大家还有七八分相信，连牛金星那样烂糟糟的货色也来折花上妆，就直教人恶心欲呕了。“诸葛亮情结”，说穿了，是那些好以谋略骄人的“高手”共有的心结，怎么解都解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已不只是历史人物，还是盖世无俦的名牌釉彩，能给涂抹者以照彻一世的光亮。可是你自诩归自诩，自居归自居，总还得时人和后人肯承认才行。否则，落入赝品之流，徒然令识货者嗤之以鼻。
若要推选出这一千多年来“诸葛亮情结”最严重的“患者”，你推选谁?我呢，不必往古代眺瞰，往远处搜寻，就近取材，便有现成的对象。我不说，你也猜到了，这人就是左宗棠。牛皮不是吹的，他挥师长江之南，挺兵天山之北，的确很少败绩，关键就在他多谋善断。以左公骄矜的性情，自比为诸葛孔明，也没什么好诧异的。他致书友人，信末喜欢署名“老亮”。这两个字笔势夭矫，奕奕有神，可见那份得意劲早已由心头传到了指头。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克服岳州(岳阳)，因左宗棠参赞军事有功，打算为他请求褒奖知府一职。左公听到这个消息，敬谢不敏。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抱负，口气大得惊人：“……惟督，抚握一省之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而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左一个“武侯”，右一个“武侯”，他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了。说白了，他不愿接受知府一职，是嫌官儿小，不足以施展他经天纬地的才干：要当官，也得当总督或巡抚那样的一二品大员，否则还不如就这样穷耗着。信中，他自比为“武侯”(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倒是有几分类同。孔明当年高卧南阳，羽扇纶巾，纵论天下大势，不就是要钓条“鲸鱼”吗?
左宗棠自比诸葛亮，尚未发迹，难免遭人讥哂：一旦得势，马屁精便逢其所好。他在陕甘总督任上时，吴大澄(也是湖南人)为甘肃学政。这位学政大人闲时群集士子，采风作诗，命题为杜甫现成的诗句“诸葛大名垂宇宙”。这位吴大澄先生，后来请缨北上，想在辽东作抗日英雄，可惜一败涂地，眼下拍马，却大功告成。消息顺风传到左宗棠那儿，他果然开心得掀髯大笑。要是换了我，我也会笑出声来。
对于左宗棠那道怎么解也解不开的“老亮”情结，既有一门心思大吹法螺的，也有明里捧场，暗里拆台的。某回，他与一幕宾聊天，说起智者料敌如神，便自诩能明见万里之外。那位幕宾十分机警，适时地给了他一个甜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左公大乐，眉毛都飞了起来。随后，他又谈及近代自比为孔明的人很多，被那位机警的幕宾逮个正着，又当即给了他一个苦头：“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颠倒一字，讥诮的馅仁便破皮而出。左公听着话中有刺，顿时气得涨红了脸，却无可奈何。
诸葛亮除了是神算子，还是苦长工，给先帝刘备打工多年，不嫌活儿累，又继续给他弱智的傻儿子阿斗打工，直累得两眼晕黑。他认为，这不叫“自讨苦吃”，而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说到智慧，要首推诸葛亮；说到忠勤，仍要首推诸葛亮，他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忠勤”与“智慧”的双项冠军。左宗棠自认智略不逊于孔明，忠勤呢?也同样可以登上领奖台去，与诸葛亮并列第一。他兴致勃勃，颁给自己两块金牌，没什么好谦让的，这就叫实至名归嘛。
左宗棠大腹便便，茶余饭后，总喜欢捧着自己的肚皮说：“将军不负腹，腹亦不负将军。”有天，他心情大好，而不是小好，便问周围的人：“你们可知道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这问题一出，可就热闹了，有说满腹文章的，有说满腹经纶的，有说腹藏十万甲兵的，有说腹中包罗万象的，总之，都是惟恐马屁拍得不够响。可不知怎的，左宗棠这回却拗着劲，对那些恭维之词无动于衷，否了又否。帐下有位小营官在家乡原是个放牛伢子，他凭着朴素的直觉，大声说：“将军的肚子里，装的都是马绊筋。”左宗棠一拍案桌，跳起来，夸赞他讲得太对了。这小鬼就凭一句正点的话，连升三级，可说是鸿运当头。湖南土话称牛吃的青草为“马绊筋”。左宗棠喜欢牛，喜欢牛能任重道远，便诡称自己是牵牛星降世。这可不是说着好玩的，他在自家后花园里，专门凿了口大池子，左右各列石人一个，样子酷似牛郎和织女，此外，还雕了一头栩栩如生的石牛，置于一旁。他忠勤的一面，便借此表现俱足了。诸葛亮死而复生又如何?若要申请注册“牵牛星”牌商标，还得请左宗棠放一手。
诸葛一生惟谨慎，左宗棠一生多骄矜，其“老亮”成色便要打些折扣。他生性狂恣，本该大为碍事，却为事并无大碍，也真够奇的。
破天荒相公
左宗棠一介书生，有廓清天下之志，壮岁挥师长江之南，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浙江；暮岁挺兵天山之北，又从叛乱者手中收复了新疆。论功勋，与曾国藩相埒，难分上下。按照清代相沿而成的惯例，汉员须具备进士出身，才能入阁为相，左宗棠只是举人资格，却被超擢为军机大臣，可谓奇数和异数，难怪李鸿章称之为“破天荒相公”。自左宗棠破例之后，袁世凯也有幸享受过同样的隆遇。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左宗棠以救国为夙志，袁世凯则以窃国为初衷，一边假装给气息奄奄的满清王朝做“人工呼吸”，一边猛掏它的家底。被掏的一方固然不值得同情，施展空空妙手的一方又何尝值得敬佩?
林则徐道光戊戌年间(1850年)受命督师广西，取道长沙，左宗棠前去拜访。那时，他三十八岁，谈起沙俄觊觎新疆的情形，援古证今，议论风发泉涌。林则徐对这位后辈晚生的见解激赏久之，以至于拍着他的肩膀说：“他日能建奇勋于天山南北，完成我毕生志愿的人，可能就是你吧。”没想到，这一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左宗棠暮岁，仍以早年遇见林则徐，并得到后者的赏识为生平第一荣幸事。林则徐曾手书一联赠左宗棠，上联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下联为“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一生行迹江南塞北，总以此联相随，悬挂于斋壁上，怀人的同时，也借以砺志。
自古勋臣无不以入阁为荣，左宗棠恨晚才拜相，心中愤愤不平。有人说，此前他已等得不耐烦，早知朝廷中的冤家对头以其出身止于附生(举人)为口实，故意堵截他的青云之路。他一气之下，上章请求解职，说是要入京会试。此举鲁莽得很，岂不是近乎要挟朝廷吗?慈禧太后体恤忠良，赶紧优诏安抚他，并且赐同进士出身。没多久，左宗棠便封侯拜相。有基本智商的人都分辨得出，这是好事者的假语村言，不足采信。左宗棠功再高，胆再大，也不至于玩这类狂童把戏。倘若换一种说法，举人出身是他终身的一块心病，倒是的确有风可捕，有影可捉。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移任陕甘总督，北上路过江西九江，府县官员照例前来谒见。这些人均为进士出身，左宗棠难以引为同调，惟有九江同知王某功名止于附生，是“我辈中人”。左宗棠因此对他另眼相看，留下单独叙话。聊得兴起，左公问王某：“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王某颇有点鬼机灵，朗声回答道：“当然是举人好哇!”左宗棠一听，乐了，便问对方何以见得。王某说：“中进士后，要是作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作部曹知县，也各有公务缠人，无暇专心修治实学。举人却可以用志不纷，最宜于讲求经济，而且，屡次入京赴考，饱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弘志气；遍历郡邑形胜，也足以增长见闻，所以说举人强于进士。”这家伙口才的确很棒，正而反之，反而正之，死的也能讲成活的。左宗棠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王走后，依然赞不绝口，称九江官员中王某品学最优。大家以为王某有什么特别的操行受到他的激赏，随后才知道是“同病相怜”的缘故，立刻口传为趣谈。
趣谈归趣谈，真要落到实处，男儿大丈夫注重经世济用之学，以兴利除弊为己任，对于僵死的八股文难免反感，而且厌憎。左宗棠曾告诫儿子：“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之言。”他三次赴考，三次被切，自然识得厉害，所以不愿后人再往“刀口”撞。他还曾对甘肃士子安维峻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作为一名生逢其辰，得以一展怀抱的大成就者，他说这话，是可以理解的。但寻常士子若不想沉沦僵蹇，仍不得不往科场(犹如赌场)撞大运，侥幸过得独木桥，才可望鸟语花香，风和日丽。“进士不如举人”，这样的“高论”透出几分滑稽，你将它归入黑色幽默，也不为错。
一个人自命不凡，先得有硬本事大本事才行，本事硬了，本事大了，底气才足。但自负仍可能只是一种精心为主的保护色，仿佛古人佩剑于腰，其意不在于进攻而在于防卫。左宗棠自负经天纬地之才，以“老雍”自居，常恨世人不肯推服，即便是曾国藩和胡林翼那样慧眼独具的高手，左宗棠也认为他们目力有限，未能窥测其堂奥之深，蕴蓄之富。为此，他在致郭嵩焘之弟郭昆焘的信中流露出不满之词：“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与咏公，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日形诸记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看来，谁要跟左宗棠做朋友，先得勇于承认自己有眼无珠才行。
经略西疆，是左宗棠一生重头戏中的重头戏。当年叛者云集，沙俄虎视，都说新疆守不住了，不如干脆“割肉”，惟有左宗棠奏称“五年可以肃清关内”。此矍铄老翁，年近古稀，“舁榇以行”(抬着棺材上路)，竟然心甘情愿地拿自己的声名去冒毁于一旦的风险，可谓神勇之至。常言说，没有金刚钻，不搅瓷器活，他既然敢去捅远在西北边疆的那个特大的马蜂窝，就自然有他的霹雳手段。自青年时代开始，左宗棠即接受了林则徐提出的“防俄宜先”的主张，因而一直研究西北边陲的地理人情，早已胸有成竹。他跃马绝域，果然所向披靡，如期完功。左宗棠曾与人畅论天下大势，认为山川皆起于西北，所以规复新疆，实为万古远猷。兵出嘉峪关，他命令部下沿途插柳，以示有去必有回。日子长了，绿柳成阴，原本荒凉的西域风景遂为之一变。当时，左公帐中的“铁笔师爷”(即今日之秘书长)陈迪南豪兴遄飞，于马上赋诗一首，道是：“大将筹边未肯还(此句的通行版本为“大将征西久未还”，作者根据陈迪南家藏遗稿恢复原貌)，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膏风度玉关。”这首诗颇具大唐边塞诗的风骨，如有神助，很快就传诵得天下皆知。很显然，那“神”即就是左公的英名和庙貌。
李鸿章比左宗棠年轻十余岁，江南决战期间，两人虽有过不少公务上的来往，私交却趋近于零。曾国藩的门人个个出息得不错，但要入左宗棠的法眼，还得再苦苦修炼一两百年。左宗棠重视塞防，李鸿章重视海防，左宗棠对外主战，李鸿章对外主和。两人在政治上始终拧着股子劲，共同语言少而又少。李鸿章对新疆之役极不赞成，曾致书刘秉璋，疾言厉色地说：“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于盲人坐屋内说瞎话?”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左宗棠不仅收复了新疆，其麾下大将刘锦棠还守住了新疆，倒是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战而烬，全军皆墨。
左宗棠自负壮志远猷，想要他看得起宫中朝中那些颟顸之辈，完全没可能。他性情耿介出了名的，光论这一条，他简直就是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的前身。他保全西疆，大功一件，返京叙职，两宫(当时东宫慈安太后尚未被西宫慈禧太后鸩杀)召见。太监们竟要这位左大英雄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银子，左公坚决不出，眼看就要闹僵，与左公一向不合调式的“国务总理”李鸿章颇识大体，顾全大局，赶紧为他代出了这笔冤枉钱。后来，左宗棠奏对称旨，慈安太后被老英雄的言语感动，又听说他视力下降，于是将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用这人情味十足的小恩小惠表彰左宗棠的盖世功勋，东太后倒真是别出心裁。谁知太监奉旨颁赐时，又勒索礼金数千两(报价真够咸的)，左大将军一怒之下，转背就走，先帝的老花镜也懒得要了。又是李鸿章出面和稀泥，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才为左宗棠“领到”奖品。
耿介的人敢讲话，敢表态，甚至敢“以一人而敌一国”，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众所周知。左大将军呢，也是烈胆刚肠，他曾在大庭广众中放言无忌，指斥满族大员文官目不识丁，还说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触犯众怒，令满蒙籍的高官恨之入骨。左公首度遭排挤，简放两江总督；再度遭排挤，则被派往福建前线，主持海防。他才不犯梦呢，仍要大言矜夸，论到临敌制胜，那些鼠辈都得靠边站，还须我“老亮”亲自出马才行。他对外一直主战，却始终无缘与英、法、德、意、日这帮列强的精锐之师正面交锋，未能痛痛快快地决一雌雄，遂引为平生憾事。他在写给儿子孝宽的信中说：“……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不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公越老越劲健，盖因胸头有一口恶气郁懑已久，未曾吐出。他在信中还引用了同袍彭玉麟的话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语气何等豪迈，足令热血男儿肃然起敬。人至古稀，头脑不昏，够清醒，已属难能。左与彭还肯将一腔英雄热血洒在海疆，更属可贵!
“破天荒相公”建破天荒功业。生前，他嗬嗬地笑出声来；死后，也可以含笑九泉。他真行，活够了自家趣致，终身不肯受委屈。你骂他骄矜，骂他狂妄，又何妨?骂完了，你还得承认，他狂出了一股子不同凡响的精、气、神。
他真行，创造了生命的极值，活得畅快，活得轻松，远不像曾国藩那样牵于礼，拘于俗，活得累，活得没脾气。
相期无负平生
在晚清，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同为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贬也罢，均属众矢之的。
曾国藩是理学家，厚貌深衷，克己的功夫号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文，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早年在军事方面襄赞曾国藩，对后者的助益很大。不过，他们的性情各执一端，左刚曾柔，处理事情的方式也迥然而异。左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作一语调侃左宗棠：“季子敢鸣高，与予意见大相左。”将左宗棠的姓(左)和字(季高)都嵌入进去，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左宗棠却受不了这一“恶补”，甚至有点恼羞成怒，便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因而打出一记刚猛的重拳：“藩臣徒误国，问他经济有何曾?”也将曾国藩的姓(曾)和名(国藩)嵌入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副绝对。真要举牌亮分，我认为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可得十分；左公訾而近骂，只得六分。
曾、左构隙，不在转战江南之时，而在攻破金陵之后。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乱军之中，江南匪焰将熄。可没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知洪天贵福仍为在职领袖，便密疏奏报朝廷。曾国藩听说这一消息，怀疑左宗棠张皇其辞，别有居心，因此大为恼怒，诋毁左宗棠，说他企图借此邀功请赏；左宗棠又岂肯无辜受责?也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有欺君之嫌。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断定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曾、左二巨头反目成仇，一些小人正乐得鹬蚌相争，好从中牟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宛然形成两个敌对营垒，矛盾便越积越深，死结便越打越牢。洪天贵福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捕杀，那一刀狠狠地砍下去，太平军算完了，曾、左之间的恩怨却还没完。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却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还是十分看好左宗棠的。当时，有人从西北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处处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说：“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脱，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九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相当的雅量和真诚。
王湘绮于同治十年游历江淮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湘绮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湘绮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正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王湘绮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建议后者与左宗棠重修旧好，本来只是一场误会嘛，老朋友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的个性真够人受的，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纵然他心下敬重曾国藩吧，也不会挂在口头，说给人听。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便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将随之暗淡。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当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
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看一看曾、左交谊的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他们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创口”便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两人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来，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致敬致哀，此时亮出高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喝彩。曾与左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后因政见偶然相乖，遂终身不再往来。韩琦死时，富弼竟然不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是不是官位越高，人味越薄?
身居高位，只须一言不合，一事不谐，就可能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不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狗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它们同样会相争，甚至相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快，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旧谊，除非彼此重新投胎。
冬夜读左宗棠的轶事，读到他的傲处，狂处，劲峭处，刚强处，智慧处，勇毅处，便如读一部剑侠传奇中荡气回肠的章节。左公并不“左”，他远比现代政治模子铸出来的一大批满脸死相的“左公”更有趣，更有情，更有眼力，更有胸襟，更有血性。他敢于标举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守危城，蹈绝地，敢于傲视和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衮衮诸公。这容易吗?
有一则政治漫画如此告白：“你是栋梁之材，并非就能担当栋梁之任，你先要获得那个宝贵的位置，然后还要有其他栋梁之材与你适相匹配。”晚清内忧外患，原本巍巍然的帝国大厦行将倾覆，这时节，栋梁之材已只能派作撑子，斜斜地顶在最危险的地方，又哪能谈得上舒心，更别说荣耀。栋梁的屈辱感远比庸才的屈辱感更迅猛更深沉，它的厉害，曾国藩领教了，左宗棠领教了，其后李鸿章领教得最为完全。那时节，身为栋梁，必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飘摇风雨，此外，各种诛心之论也如同长长的棺材钉一样无情，一枚一枚地往下钉，直求你无处逃身。难怪智慧的庄子宁为臭椿那样的“散木”(无用之木)，也不肯做可怜可悲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