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2期

伪君子云集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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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代，一方面道德崩溃，另一方面却伪君子风云际会。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伪，以虚伪换取更好的生存，最后把虚伪当作生存的本质。虚伪渗透到骨髓里，成为正常的状态；而将真诚看做变态，把真诚的人看做愚昧的人。在清末，此风不断高涨，达到了二千年帝国时代的最高峰。在诸多晚清小说里，都有单个或群体的虚伪文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类文学典型，也是晚清小说家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类人物。而在笔记中，这类人物同样原形毕露，被有些刻薄的笔记作家剥下堂皇的冠冕，露出丑陋的原形。
　　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著有《近代笔记过眼录》，首先介绍近代著名笔记的原著，版本，流变，并大量摘录原文精华，公之于世。其中许多笔记已不传世，幸而被徐一士所录入，得以保持至今。《近代笔记过眼录》记载了江庸所著《趋庭随笔》，徐一士选入十七则，其中有“理学家李如松之卑劣”一则，揭露了晚清著名的理学家李如松的丑恶面孔。
　　李如松在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以理学名于世,李慈铭曾深恶而痛诋之。李慈铭的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他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对伪君子李如松有详细的记载。李如松是直隶人，以优贡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正襟危坐，所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而已。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门屏之间，希望别人都看到。他目不识字，却著《语录》，厚达一尺。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迷惑了不少当时的理学名臣，如尚书万青藜、大学士倭仁等人。当时以宋学著称的名臣徐桐，尤其敬重李如松。而那些实干家们对这类装腔作势者往往不以为然。曾国藩入都，李如松晋谒，雅步般而入。曾国藩问他的籍贯乡里，他回答说：“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指的是天子的师傅李鸿藻。李鸿藻是高阳望族，而李如松则出生在与李慈铭同邑之山前村，他的父亲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固安与高阳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攀龙附凤之理学家，卑劣得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此，曾国藩微微一笑，端茶送客。这种百无能耐、死爱面子的家伙，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根本不是谈话的对象。
　　李如松以理学名世，自己的家事却一塌糊涂。李如松之父为人也庸鄙，由胥史为小官归京师。他的哥哥更加庸劣，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强迫父亲将哥哥驱赶出家。其父将其兄驱赶之后，心里念念不忘，其妻怒骂之，两人相对大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在哭泣，怒向父亲说：“妻子贤慧并且能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跟哥哥结党为恶吗?”其父受到如此抢白，一时想不通，晚上自缢而死。坊官报告巡城御史，御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想重案此事。然而，徐桐等信奉理学的十名大臣，力争李如松是道学孝子，联名呈送刑部为他申辩，结果李如松因此得免。李慈铭感叹说：“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而伪君子也是南北对称的，李慈铭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段话很有意思，宋学与汉学表面上水火不相容，而实质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即他们无论讲求什么样的学问，骨子里都是伪君子。他们互相痛骂对方是卑鄙、无耻、下流的家伙，殊不知自己就是对方的镜子。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并不重要，这两类知识分子却拥有相同的精神境界。
　　江庸在引用了李慈铭的日记之后，进行了相关的考证，他写下了从父亲处听到的关于李如松的情况，与李慈铭之说有较大的区别。“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谓李迫其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减。”如此看来，错的是李如松的父亲了。但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呢?可见理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最可笑的是，李如松大字不识一个，居然成为理学家，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如此看来，理学仿佛也成了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李如松居然找人充当枪手，帮他写厚厚的一本书，这说明他还是得靠“文字”、“学问”来吓唬他人，靠这“文章”背后的“道德”来吓唬他人。这样的作法，比起狐假虎威来，还要恶劣得多。所谓“伪君子”，就是将道德作为工具来利用，用自己并不真正遵守的道德来谋取实际利益的人。他们的心底里对“道德”的真真假假是明彻如镜的，“道德”是伪君子最后一片遮羞布。而中国文化正是盛产这类家伙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酱缸。晚清伪君子猖獗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正统道学的捍卫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正统道学的掘墓人。
　　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濞代野记》也记述了道学家的贪酷，多个细节，多个侧面，可谓穷形尽相。此书记清代官场之黑幕，如其例言所说，“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追忆而录之”。其中“道学家贪诈”一则，描摹道学家方某之行事，比小说还要精彩。
　　桐城方某，附庸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是古文大家植之先生东树的族弟，利用这层关系，他窃取先生未刊刻的文稿为己所有，游扬于公卿之间，由是坐享大名。他大约是学习《儒林外史》中假牛布衣的妙法，不费半点功夫一举成名。晚清已降，小说与历史是互动的，小说可以证历史，历史也可以证小说。笔记里有小说的蛛丝马迹，而小说情节采自笔记的更比比皆是。这是研究晚清文化时值得注意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方氏早年客吴竹如方伯所，居然翻墙偷看邻家女子，方伯善遣之，不暴其罪。于是他充当各地督抚之幕府十余年。曾国藩到安徽，很赏识他，聘为幕府，跟李鸿章一起共事，称同门。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提拔他当冀州枣强县的知县。在任上，他以道学家的方式处理政务，堪称破天荒之举。有一个富人抓到小偷送到衙门要求严惩，方氏曰：“你损失了什么财物?”富人说：“幸好还没有，刚刚听到他挖墙的声音就将他抓住了。”方氏曰：“彼亦人子也，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本县不德，不能以教化感动我的人民，我很惭愧。人非木石，未有不感化的。你暂时将这个人带去，善待之，晓以大义，养其廉耻，饮食之，教诲之，为本县代劳也可，不能把他当作小偷而虐待他。本县将五日或十日一验其感格否?”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小偷带回家。小偷听到县令的话，到了富人家，俨然以宾客自居，稍不称意，便说你居然敢违背官府的命令。富人无可奈何，又不敢纵之去，害怕县令来检验感化的结果。最后，富人辗转托人向方县令送了重金，县令这才不过问此事。从此，县内没有人再敢告偷窃的案件。方氏处理此事的办法可谓聪明绝顶，一箭三雕：既表明自己讲求道学和教化的立场，树立自己崇高的形象，又通过这种处理方法不露痕迹地获取了大笔贿金，让行贿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还杀鸡给猴子看，让别人不敢告状，大大地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使上级认为自己境内治安良好，显示出自己政绩显著。
　　接着，笔记越写越精彩。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直隶总督治理驰道。验收的那天，百官都站在道旁，等候李鸿章的到来，方也在其中。李鸿章一见，握手谈旧事，一起行走在驰道上。李鸿章喜欢开玩笑，对方氏说：“你在枣强当官已经好几年了，攫得金钱几何?”方肃然对曰：“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李鸿章说：“你拿来，我帮你带去。最近我有急事要往来乡里。”方称谢，立即从靴子里拿出银票递给李。李曰：“你不要拿假银粟来骗我，让我受累啊!”说完大笑。道旁观者数万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铜者，方大令也。”这一招极其厉害，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隔山打牛，又好像寓言里的狐假虎威。对李鸿章，他表明自己的兢兢业业，严于律己；对其他人，他则暗示：我是李鸿章的好朋友，你们谁也把我扳不倒。
　　实际上，方某在任上大肆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县每月有集市，乡民都来赶集，方于是以少许酒食款待乡之元老于堂上，拿出最近所著的语录，每人发一册，堂而皇之地说：“这是本县心得之学，足裨教化，所值无多，你们可以拿去，广为散发，大益于人心风俗也。”元老们以为是县令赠送的，连连道谢而去。没有想到，第二天，县令下了通知，要求按户收取刊资，每册若干，谁敢不交呢?方氏通过这样的手段获金无数。教化也被他拿来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这样的“道学家”对“圣教”的破坏甚至比五四人物还要厉害。可以想象，父老乡亲们对那些写满仁义道德的语录是何等痛恨，甚至会一怒之下付之一炬。
　　方某因为有道学家的背景，所以贪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往往要拿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让被害者心服口服。例如，一次他宴请省上的官员，喝酒的时候，他发现酒的质量不高，味道薄劣。他胸有成竹地说：“肯定是卖酒的人偷梁换柱，盗饮大量的酒。”跑堂说：“这个地方卖酒的人没有不添水的，不是被我偷偷地喝了。”方立即将酒家叫来，斥责说：“凡人行事当以诚，诚即不欺之谓。尔以水为酒，欺人甚也，且以冷水饮人岂不病，是乃以诈取财也，律宜严惩。”命令将酒家所有的酒都充公。只看前面一部分，方氏乃是一个形象高大的清官大老爷，惩办伪劣产品，不遗余力，无可指责，真该为他鼓掌。可是再看后面，全然不是那回事。当酒家吓得叩头无算、愿意受罚的时候，方乃曰：“罚尔若干为书院膏火，免尔罪。”这样，他就榨取了一大笔所谓的“书院膏火”，这笔钱全部落入他的腰包。连“教育经费”也成了他广开财源的一条大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方氏获金无算。他的族弟从故乡来省兄，方见之大喜曰：“弟来甚善，我薄俸所得惟书数十笥将带回去传给子孙后代。没有找到可以委托的人，现在你来了，顺便帮我把这些书带回家乡去吧。”次日，他聚集了几十个箱子在堂上，让差役准备好捆绑的绳子。他亲自从室内搬出书籍，或函以木，或包以布，来来回回数十次。堂上下的差役看见了，怕他太辛苦，要帮他搬运。方呵止曰：“不用你们帮忙。古代时，陶侃朝暮运百甓以习劳也。我的书比甓要轻，也利用搬书来活动筋骨，哪里用得着你们来帮忙呢?”他以陶侃自比，凛然正气，溢于言表。亲身劳动，活动筋骨，这一说法天衣无缝。书装好之后，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绑好。到了半夜，方妻密语其弟曰：“尔途中须加意，是中有白金万也。”其弟大惊曰：“我所见到的是书，不是金子呢。”其妻曰：“箱子里装的不是书，而是金子。每个书函里装有两大锭百两也。”其弟大恐，不敢出发。其妻曰：“你就假装不知道内情。如果途中丢失了，我们也不会让你负责的。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让你途中多加留意罢了。”方氏心机之深，直如大海深不可测。用书来掩盖金子，也亏得他这样的天才才能想得出来。“衣冠禽兽”这个词用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方氏之“人算”居然超过了“天算”：他以“循良一等”的评价被召见入宫。去官之日，乡民数万聚城下，具粪秽以待，将辱之，为新县令所闻，急忙安排方坐上一辆简陋的车子，从其他道路逃走。
　　方氏尽管有李鸿章替他撑腰，但还是害怕言官持其短长，于是乞病归。置良田数百顷，起第宅于安庆城中，又在城区的商业中心开了大商店，让雪球越滚越大。三十年前之寒素，一变而为富翁也。枣强为直隶第一美任也，有“银南宫，金枣强”之谣。笔记作者分析说：“他人令此，岁可余四万金。方与文忠(李鸿章)呢，既无馈赠之繁，又善掊克之术，更以道学蒙其面，所入当倍之，莅枣五年，不下四十万金。方仍布衣蔬食敝车以为常。”方氏的演戏已然出神入化了。他的人格分裂为两半，两者之间的落差有如珠穆朗玛峰与玛里亚纳海沟的对比。理学走到这一步，就自己颠覆了自己。不用外部力量的打击，它自身就无法为继了。理学的崩解，不是由于新文化的冲击，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自身的衰朽和变质。
　　除了方某以外，《清代野记》里还记载了其他一些伪君子们的真面目。如池州进士杨长年者，著《不动心说》上曾国藩，曾国藩看完以后，放在幕府案头。当时中江李鸿裔也在幕府中，杨氏文章有“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不可动”之句，李阅后大笑，即援笔批曰：“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至夜分，曾国藩忽忆杨说，将裁答，命取至，阅李批语即闻李曰：“尔知所谓名教乎?”李大惧，不敢答，惶恐见于面。曾国藩曰：“尔毋然。尔须知吾所谓名教者，彼以为名，吾即以此为教，奚抉其隐也。”曾国藩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岂把这些道学家放在眼里，他们的肚子里有几根蛔虫，他知道得清清楚楚。曾国藩自己也讲道学，但他是在有实干的成就之后再宣讲，他将宣扬道学当作目的，而幕府一帮人则将其作为手段。又如道学家望江倪文蔚豹岑，以编修授荆州守，后来做到河南巡抚兼河道总督，家资百万，起巨宅于南京城中。其子不才，受鸦片毒，不能事上。倪氏将黄金藏在枕头里，他的儿子常常枕着睡，不知里面有黄金，一天仆人将枕头偷走，他的儿子这才恍然大悟。梁溪坐观主人一针见血地说：“造物者有意揶揄之者。”
　　满街都是伪君子的时代偏偏又是道德规范最严密的时代。有清一代，道德教化的语言文字泛滥成灾。从残暴的雍正皇帝到潦倒的书生，全都在制造巨大的语言文字的垃圾。谁相信这些白纸黑字，谁就遭殃。这些白纸黑字对制造者本身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而对底层人民来说，则是致命的毒气。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他们被一大套崇高得不能再崇高的话语所支配，所玩弄，所压榨，所束缚。但是，他们也不是绵羊，慢慢地他们也看出一些门道来。当时北京流传这样的民谣：“黄金无假，道学无真。”我想，这是最伟大的文学，这才是千金不可易一字的文学，这八个字的分量胜过一部《四库全书》。谁说老百姓愚昧呢?道学家的那套把戏，没有文化的老百姓照样洞若观火。假言与谎言飘浮在水面上，而水底究竟有些什么，人人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