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为恐怖叫好很恐吓

作者：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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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国籍、种族、信仰的人一律通杀，攻击世界金融中心以求摧毁经济信心与秩序，用文明自身创造的开放机会与技术工具教训文明，自知其行为不齿于人类而不敢显半点敢作敢当的勇气——这些特征说明：“9·11”惨案的凶手处心积虑地谋求恐怖与混乱的全球化。只有傻瓜才会误解这么清晰的信号：本霸主及手下有“文化”、有实力、有“献身精神”就是要捣毁你们的文明！所有的人不过是我的“肉弹”！
　　恐怖主义黑手掂量着文明世界的分量，冲着文明中心的“软肋”下手。无论中华、欧美、阿拉伯，凶手们一概不曾放在眼里。面对这一最下流、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各国政要同声谴责暴行，慰问美国人民。即便和美国仇深似海的宿敌或冷酷的独裁者，也表示和魔鬼、野兽泾渭分明。显然，恐怖主义的挑战超越了国界，恐怖灾难的考验也超越了国界。灾难考验着美国，同时考验着“事外人”的人性与理性。
　　有人为灭绝人性的罪行叫好。盛产恐怖分子的灾难地带，有少数人叫好不为怪，而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史、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世界大国亦有众多叫好的国民，无疑是有辱祖先、大贬国格。这，是我们的“国耻”，我们的灾难。
　　建设了多年现代化，许多人没有接受文明世界共同生存价值的底线；最讲政治的国度，很多人不懂得“无论为什么政治目标都不能以恐怖形式去实现”；深入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居然不能帮有些人有效地识别大是大非和民族根本利益；经常强调解放思想，却有大批同胞根本不会思想……整个文明世界都在反思，国人尤须如此。
　　恐怖分子是“反霸权”吗？分明是反人类、反和平、反文明！他们断不会对中国人情有独钟，因为中国人（除他们训练的恐怖分子外）并不属于他们那个“文化系统”和“理想社会”。为恐怖分子喝彩叫爱国吗？那叫爱血腥、爱暴力、爱那还不曾降临自身的恐怖。有这样一大群“爱国者”，不把自己的国家“爱”到一塌糊涂才怪！
　　只因死难者多为美国人，就和灭绝人性的歹徒持相同的“道德立场”吗？别人家里发生了血案，有人借此“大好时机”跑出来大叫“报应”和“活该”，并说“你忏悔吧！”你会怎样看这个人呢？眼见得“仇美教育”结出这么丑陋的苦果，不得不讨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仇美。伟大的美国人民为中国摆脱殖民统治，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社会为参照和辅助，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不可能提出和实现。长远看问题，“仇美”即自断前程。因一时冲突、摩擦而影响对一国、对大势的判断，是不成熟的表现。北约打击塞族基督徒而拯救占科索沃人口90％的阿族穆斯林，不能算不公道。炸我使馆是有罪，但有总统道歉和政府赔偿，应该可以断定这不是美国国会、政府授权的对我国的“战争行为”。“撞机事件”毕竟不是“攻击事件”。至于多国部队教训并吞科威特的伊拉克，我们不该气不忿。往事如烟，长话短说，同胞们沉下心来想想，对屠杀我三千五百万同胞并且没见政府赔偿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美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仇恨下去呢？请那些以为树立外敌就利于国内安定团结的人也想想，高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时候，中国有安定团结吗？
　　某些有学问的人懂得，不谴责恐怖活动、不对美国表示同情则过于低下，所以他们借某种有“文化”的形式表达幸灾乐祸的心声，大谈什么“文明的冲突”。但这种草包学者，并不能把“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歪曲成“文明之间的冲突”。问一个简单问题他就傻眼：先生你把恐怖分子、恐怖活动摊派给哪个文明了？要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传统会赞许这种血腥暴行，即便是伊斯兰“原教旨”，对此罪也是“杀无赦”。至于“圣战”应是原则和信仰，滥杀无辜已属反教义行为了。某些学者“蓄谋的无知”，比起真无知来更可怕，可怕即在于其中有些人是我们社会、民族的头脑和精英。
　　我并不认为恐怖主义在我国有雄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如果国际社会见“叫好现象”而产生此印象是大错误。“叫好丑闻”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不少同胞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对一次劫机或人质事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是罪孽，可是对劫机又把人当“肉弹”造成天大惨剧，却糊涂起来，这只能用“不会想”才解释得通。但“不会想”是个次要原因，因“不想”而“不会想”，因“不关心”而不想，根本原因其实是不敬重生命价值与人权尊严。长期的专制极权历史地形成了非人的文化传统，上世纪连续的战乱、弹压、饥荒、运动，不断积淀着“人生无常”、“命如草芥”的社会心理。说到底，有的人是由于没认真对待自身的生命与人权，才对他国、他人的生命与人权也视同儿戏，所谓对同胞的特别关爱不过是说说而已。在国内若有老外遇险，大家或能拉一把，因为这涉及“形象”，或可有些回报，但平常同胞如果得人倾力相救，那算撞上大运、遇到英雄了。有人落水千人围观无人搭救，还有人乘人之危漫天要价；有人要跳楼自杀，“观众”里竟有人催促“快跳”；女婴被弃街头或有人倒卧路旁，人来人往却无人理睬；列车和长途客车上女乘客被歹徒当众轮奸，全车人装聋作哑；企业主只求赚钱全然不管工人死活，有的外企“入境随俗”也被“同化”了；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常常草菅人命……种种因漠视生命而发生的不幸事件，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不该伤亡而伤亡的人数、不该有难而有难的家庭有多少，只有天晓得！对这些事，每个成年人都不当新闻。知道这一点，自然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同情、不痛心。对身边同胞的生命和大洋彼岸的生命其实是“一视同仁”的，对美国人遭难时的幸灾乐祸和对同胞生死一贯的无关痛痒，其实出于同一个根源。
　　漠视生命、人权，既是现行的灾难，又是灾难之源。尊重生命与人权，既是现代文明的实质，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和现代文明尚未真正接轨，我们也处于灾难之中。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居然自我感觉良好！
　　灾难考验文明，痛苦与混乱中的文明尤为宝贵。灾难降临时，最容易看出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实力。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蒙灾后的美国发挥出巨大能量，世界格局和中国历史都因之而改变。相比之下，曾“非正常死亡”多人也改不变极“左”路线的中国人，称不起“在灾难中学习”的好学生，但这一课是必须补上的，否则，民族的前程就会断送在只交学费不长学问的“学生”手上。
　　历史，是在惨痛的教训中进步的。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并非由于他经历了最多的痛苦，也不是因为他避免了所有的灾难，而是由于他善于汲取前人、别人的教训，更善于从自身的一次次痛苦中获得多种智慧和更强的力量。国家、民族，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