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诗歌的即时性与永恒性

作者：毛　翰

字体： 【大 中 小】

　　如何处理诗歌的即时性与永恒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应该主要是有鉴于社会抒情诗（即通常所谓政治抒情诗）的某些困惑和危机提出的。我们知道，以其关注对象的不同，诗可以分为社会抒情诗、自然抒情诗和人生抒情诗。当诗关注社会，关注社会理想、民族命运、政治清浊和民生疾苦时，即为社会抒情诗；当诗超越人的社会存在，关注自然、关注宇宙、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时，即为自然抒情诗；在社会抒情诗与自然抒情诗的叠印部分，关于爱情、友情、亲情及家国之情，关于人生抱负、人生境遇之感怀，诗即为人生抒情诗。一般说来，好的自然抒情诗如李金发“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以及好的人生抒情诗如刘大白“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老年是历史的，一页一页地翻阅”是不大会过时的，对于诗人的同时代读者和后世读者，是会有着相同的艺术感染力的。
　　具有即时性而不具有永恒性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抒情诗（政治抒情诗）。作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为某种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分行转述，它们往往乘时而作，其兴也勃焉，事过境迁，其亡也忽焉。例如，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抒情诗，如今还有几首可传可诵？改革开放前那些喧嚣一时的颂歌和战歌，如今还有几首可以卒读？反胡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文革”……当那些政治运动被逐一否定之后，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重新命名为“十年浩劫”之后，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
　　社会抒情诗大致有两种：一是诗人处江湖之远，关注社会，关注时政，着重表现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感时伤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表现社会的良知与正义，抒写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二是诗人居庙堂之高，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传经布道，试图以诗歌激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社会大众的精神境界，使之和谐于抒情主人公所理解的社会政治理想。前一种社会抒情诗是不大容易过时的，因为家国命运犹如个人命运，不如意事常八九，历史又总在重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生民之多艰”，这种或感伤或悲愤的诗，在后世读者那里总是会得到共鸣的。后一种社会抒情诗想要传世恐怕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你怎能保证你所传之经所布之道便是真经便是正道？你怎能保证你所鼓吹的那一套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何况这种诗多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其可疑的人格和创作动机，使其作品的命运又潜伏一重危机。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应该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使命和尊严，诗即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发挥美刺功能，善则赞美之，恶则讽刺之。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应该懂得，谀上欺世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而曾经充斥媒体的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却令人遗憾。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有人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灾荒深重的1959～1961年，有人这样放声歌唱：“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个中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
　　诗要有永恒性，其主题首先应该是永恒的，是可以超越时空，超越时政，对人类有着久远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击壤歌》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热爱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
　　诗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从艺术技巧上说，诗要有永恒性，有时还需借助意象表达。意象在这里的作用，是与现实社会政治保持一定距离，预留一点“诗无达诂”的回旋余地，从而避免因为作者对某一社会理想、社会力量、社会人物的认识上的历史局限，却在某种难以预想的变化出现之后，使作品速朽。例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癱》，过去许多论者都说它的一大缺点是“革命理想还比较朦胧”，殊不知，它的艺术魅力没有随着某种政治股市的跌落而跌落，正是有赖于它的意象化造成的朦胧。而艾青曾经直抒其怀直言其事，热忱讴歌陕北农民吴满有这样一位时尚人物，诗与诗所讴歌者一时何等风光，待吴满有后来据说被捕失节，可怜诗之心血便付诸东流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有即时性的东西，就越可能是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
　　此外，诗欲不朽，诗人须有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陶潜、李白式的蔑视权贵，孤高自许，以及北宋诗人林和靖远离尘嚣梅妻鹤子式的直率飘逸。真正的诗人都应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俄]勃留索夫：《致诗人》)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肯定是要被诗史和读者唾弃的。人格卑下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以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头号汉奸后，谁还记得他曾是诗人呢？
　　诗人们大概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当世所重，一诗既出，洛阳纸贵。诗人们大概也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还能被人传诵。但这二者有时是难以兼得的。例如五四先驱除旧布新的一些尝试之作，当时让人耳目一新，过后却只剩下史料价值。例如四五天安门诗歌，悲号怒吼于当时，亦少经典于后世。甚至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积极用世者以新的时代话语入诗的急就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渐成明日黄花。但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仅具即时性，不具永恒性，并不妨碍这些诗歌的存在价值。
　　与以谀上取胜相映成趣的是以犯禁取胜。“其实犯禁的价值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张远山等：《齐人物论》)但是，如果这禁忌的消亡，也有一分犯禁之作的挑战之功，则诗人应该是不惜牺牲作品的永恒性，而乐观其与禁忌偕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