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我们的政治主张
作者：马少华
字体： 【大 中 小】
1922年《努力周报》第二号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份“宣言”上共同签名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全是一班大学的人”。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1〕。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
应该说，这还够不上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只是在世纪初复杂政治格局中无党派知识分子提出的低调的政治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此事看似偶然，但却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传统。仔细想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公开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这与东汉太学生、明代东林党都不同，也不同于近代著名的“公车上书”——因为后者毕竟还是“请命”。然而，正是由于具体的情境、具体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条路子的没有走通，所以几十年来“好政府主义”得到的评价都不高。
“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单就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来说，据蔡元培回忆，就有“(民国)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像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2〕。而1920年，北京大学七教授发表一篇《争自由的宣言》，“开口第一句，就是‘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3〕。可见当时大学里知识分子“政治表态”的风气表现在形式上,《我们的政治主张》不为特例。
1921年，胡适在给教育总长范源濂谈教育资金的信中就说：“好人做官，自然不是为名利。为的什么呢?为的是有一个做点好事的机会。”〔4〕这也许可以看做是“好政府主义”最朴素的表达。
列名十六人“好政府主义”宣言的梁漱溟早在19l7年感于南北军阀战祸之烈，就写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说：“或问所谓吾曹者果谁指也?吾应声曰，吾曹好人也。凡自念吾好人者皆吾曹也。……自政治方面而言，有待吾曹之出而组织国民息兵会。吾曹不出，悉就死关；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之当局，而在吾曹。” 〔5〕这完全是一副天降大任于我，充满自信的口气。他在l922年上半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所转移。”〔6〕梁与胡在五四前后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中是截然两个阵营中的人物，而在政治问题上却能取得共识，可见政治抱负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心中很重。1922年，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若想将来做政治生活应作几种准备：“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第四，就是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的小团体，试作政治生活具体准备。”〔7〕如果说梁漱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还是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儒家情怀，那么，丁文江则表达了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承担意识。
过去评论说“好政府主义”——“好人政治”就是(古希腊的)贤人政治、少数人政治，因此是与人民大众相悖的。这有点望文生义了。其实，多读一点胡适关于“好人政治”的陈述可以明白，这更多的功能是一种公民责任政治的说法。胡适在1923年7月为《努力周报》写的“这一周”时评的一篇中说：“我们很希望山东的‘好人’大家出来，援助地方派的议员，第一步打倒军阀与军阀的走狗，第二步监督地方派，使他们不致流为腐败与黑暗。”〔8〕
《我们的政治主张》本是胡适写的第一篇政论，当初本来是专为《努力周报》而作，后来觉得“此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脱稿时胡适半夜打电话与李大钊商量，决定第二天在蔡元培家合计此事，“邀几个‘好人’加入”。到“会”者十五人，后来有一人退出二人加入，就签了名。显然，这不像是什么很正式的组织行为。
在《胡适来往书信集》中有梁漱溟的这样一封信：
适之先生：
……今日人民太无生气，好人太无生气，故闹到如此地步。吾曹好人须谋发挥吾曹之好者，谋所以发挥人民生气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所转移，否则将长此终古矣。星期二晚七钟后奉约吾兄到前门内沈宅聚谈(西城根自来水公司隔壁三十八号)，并请转约同志数人 (如有责任心者最好)同聚是感。
手敬
刻安
漱溟顿首
李守常、陶孟和，并乞代邀钧儒(衡山)〔9〕
这封信没有具体日期，也像是约的就是那次产生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聚谈的一些人，但所述与胡适不同。山东人民出版社《梁漱溟全集》从《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录入此信，加的标题为《就“好人政府主义”致胡适》，不知哪一个说法更确。
在这个“宣言”发表前后，梁启超的等曾主动向这些人提出共同办一个政治团体，蔡元培不主张组织政治团体，主张发表宣言。后来发表“宣言”，也撇开了梁启超这一派人，可能是嫌后者的名声不大好。
世纪初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受英美政治生活的吸引和熏陶，多少都有些政治情结。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曾挨门串户为工党作政治宣传〔10〕。胡适在留美期间，“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以闻之”。1916年7月17日，胡适在留学札记中写道：“我国今日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 (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有可为。”〔11〕这就是后来“好政府主义”的“思想苗头”了。
正因为留学英美时的那种平和的政治生活的背景，加上这些知识分子自身并未经历过从清末到民初中国政治失败和激烈化的政治生活带来的失望，所以他们对平和的规范政治仍然抱有信心和兴趣。然而，到了1922年胡适他们兴致很高地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候，老一辈的“稳健派”梁启超等人早已在政治的漩涡里弄得伤痕累累，只剩下失望和厌倦了。
以上都是“好政府主义”的思想背景。如果光是宣言也就罢了，然而，这种思想背景到了1923年遇到了一个现实政治的契机。胡适在1923年10月15日写的《一年半的回顾》中说道：“当日北方的政局骤然呈现一大变态，横行关内的奉军，正在纷纷退出关去；安福的国会早已消沉了；安福的总统也快要倒了……”“那时北方的优秀分子都希望政治有比较清明的机会。”“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一来呢，当日的阁员中，有一部分颇负时望，虽是虚声，但虚声究竟远胜于恶名。二来呢，当日的阁员，多数都是不要钱的好人。三来呢，当日董康、高恩洪、罗文干的裁官政策，颇能实行，在北京的政治史上总算是开一点新气象。”〔12〕
实际上，在这些阁员中，有一些人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签名者有着较好的交谊。如蔡元培回忆：“在私情上罗君(文干)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虑教育时最为密切的伙伴，他的操守，为我深信。”——所以后来罗文干因金佛郎案受诬陷被非法拘捕时，蔡为表抗议辞去北大校长。有着学界背景(如王宠惠、罗文干等人都是北京大学教员)，自然使知识分子有亲和感。据耿云志的《胡适年谱》载，1922年6月间，胡适曾在李大钊家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同吴佩孚的高参孙丹林晤谈；他还参与了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等发起的谈话会，在颜惠庆宅讨论政治问题；就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前后，胡适还为南北议和的事写信给吴佩孚的参谋〔13〕。看来，他们对“实际的政治”已经涉足不浅了。就这样，一篇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与一次军阀政府的组阁联系在一起了，“好政府主义”与“好人政府”联系在一起了。
社会名流以“调人”的身份介入政治势力之间，本是民国初年特殊政治格局中的风气。例如1918年由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等人组织的和平期成会，就是社会名流以非党派组织的形式介入北洋军阀政府与南方护国运动势力之间促进停战的努力，当时促成了南北和会的召开。当然，南北和会最终是破裂了。数年之后，提出“好政府主义”的一班知识分子也是把自己摆在“居间”的立场上，却无形中“趟了浑水”，颇受人讥。
这份“宣言”在5月14日发表于《努力周报》上之后，立即引起知识界注意。北京的《晨报》在15日的二版“时论”栏目转载，并于16日为此发表社论《政治主张的根本问题》说，教育界人士发表这样一个“政治主张”，不仅要以理解，而且应当响应，“蔡胡诸君的政治主张，大都是普遍的心理所同，没有很大问题的……但要实行这些具体的主张，十之八九都不能不责成于所谓‘好政府’。这其间却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这好政府从哪里来?”在这篇社论最后问了两个问题：“好政府从哪里来?社会的优秀分子要如何才能大结合起来和恶势力奋斗?我很望诸君们注意，并给我们大家一个解答。”这是在逻辑和伦理上挑剔的眼光，但还算温和。
而南方党派报纸则对此持批评态度。邵力子在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主义”就是不敢革命，“好政府”不能在彻底改革之前形成。此后邵氏发表《好人的手》、《好政府在哪里》、《再看好政府在哪里》、《告主张好人政府的诸先生》、《好人入瓮》，也都是对“好政府主义”进行抨击或讽刺的〔14〕。这是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义”也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在北京的青年学生也对“好政府主义”很不满意，指出其主张的不彻底，与军阀政府划不开界限，以至于到了1925年胡适应段祺瑞之邀参加善后会议，先前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便被人疑为早有想在军阀政府中平步青云的野心。弄到后来，就如1927年顾颉刚致胡适信中所言：“‘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好政府主义下的人物的政治试验，久已为世诟病。如果先生再发表政治的主张，如果先生再从事政治的工作，无论内容尽体现好政府主义，但是天下人的成见是最不易消融的……”〔15〕
因此，可以说“好政府主义”最终竟把胡适弄得很臭。这当然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其实当时即使在朋友中，也有人说：“你们的意思都很好，但你们要想好人出来做政治，决没有这回事!”〔16〕他的朋友汤尔和在事隔多年后说：“我记得民国十一您主张好人政府的时代，我说，不晓得政治内幕的人，千万少开口……”汤自己就是被胡劝说入阁之人，应该算是经验之谈。胡适的朋友季融五来信说：“这种现实政治，无法解决，如先生和蔡先生，犯不着去问，一问之后，势必把本来的事业抛荒了。”〔17〕以至于当时的《晨报》主笔天云写信给胡适说：“凡事不是好人都可以包办的……你不要迷信好人是万能的啊!”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的确有不明了政治内幕的原因：这内幕既包括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的政治黑暗，也包括南方国民党进步势力与北洋军阀政府反动势力的斗争。
如果说《我们的政治主张》本身因具体内容和对象而显出一种暂时性色彩，那么，与此相较，一年前胡适在安庆的讲演“好政府主义”，则有一套稳定的理论逻辑，“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学理上的基础”。〔18〕它阐明：“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而“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的引申意义有如下三点：其一，因为把政府看做工具——“社会用来谋最大福利的工具”，那么就有了评价政府的标准，“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福利的是恶政府”。其二，工具是随时可以修理的，由此产生人民参政的原理，“宪法、公法、议会，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其三，工具不好，修好它，修不好，另换一件——“从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可见，胡适基于英美政治思想，又为法国政治思想源流开了一道门的“好政府主义”，并非把目光局限于“好人”，也并非当时和后来被人所误解、讥评的那样肤浅。但是，一个“主义”与它的实现和表现毕竟是有距离的。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毕竟不是这个1921年在安庆讲演的“主义”，而是1922年在北京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供人评价这个“主义”的根据，则是《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不久一时形成的“好人政府”的政绩。
《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两个月后，在十六位签名者中，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位入阁。9月20日，由于前内阁过不了中秋“节关”突然倒台，王宠惠还做了代理国务总理，后“改代为署”，有了自己一试身手的机会。但是，这样一个“好政府”是一个怎样的班子呢?顾维钧回忆了这样一个由留洋博士和军阀幕僚组成的内阁：
1922年8月5日，王宠惠博士被任命为代理总理，他要我当他的外交总长，高恩洪当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是吴佩孚的另一幕僚孙丹林，财政总长是罗文干博士。我了解到每个阁员的提名都电告洛阳取得同意。……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保定、洛阳两派达成协议并与吴景濂为首的‘益友爱社’取得谅解后的产物。经国会批准时，孙丹林和高恩洪得不到国会的同意，理由很明显，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孙和高不够资格当内阁阁员，其政治品质也不清楚，他们的名字能列入内阁名单，就因为他们是吴佩孚的人。此外，还认为内阁名单中收罗了一些钻营禄位的人。人们都知道王宠惠博士是处于孙和高的影响之下，王通过他们两人特别是孙与吴将军保持密切联系。吴将军是强有力的人物，是内阁的后台。〔19〕
胡适日记中明确记着：“推亮畴代理，是特别是举动，是洛阳的意思。”〔20〕亮畴就是王宠惠的字，洛阳指的是吴佩孚。
当时的《晨报》于9月22日发表文章说：“新内阁之产生，为洛系之两阁员暗中活动大成功，人尽知之。故王宠惠就在署揆之第一日，吴佩孚及属于洛系之实力派萧耀南、齐燮元等均已先后发来贺电，推荐奖备至。惟距京甚迩之保定，则反寂然未有所表示，各阁员未免忐忑不宁。”
洛系之两阁员就是董康和高恩洪，保定则指直系另一派军阀曹锟。在这种情势中产生的内阁，埋着日后的危机。
董康和高恩洪虽有军阀背景，但还是有些作为的。胡适1922年6月19日至25日在为《努力周刊》“这一周”栏目写的两篇文章中评说到：
此次高恩洪在交通部的整顿，我们认为大致是合宜的。高氏做的最痛快的两件事，一是废止各铁路货捐，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报馆的津贴是十几年来中国舆论界的一大污点，它的害处比那摧残言论自由的法令还要大无数倍。摧残自由的法令至多不过是把舆论当作仇敌来看待，而津贴与收买竟是把报馆当作娼妓与猪狗了!北京一处报馆和有些通讯社的津贴，竟有十二万五千元之多。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至于各铁路货捐的非法与病商害民，教训都是大家所公认的。当此财政奇绌的时代，高氏竟能提议废止这一笔很可观的入款，我们不能不说他是有毅力的了。〔21〕
高恩洪和董康都为军阀吴佩孚所荐，一个掌交通部，一个掌财政部，他们往往要到吴佩孚所在保定去密受机宜。如6月23日的《晨报》所说：“自直军胜奉之后，中央一切行政，多半请示于吴佩孚而后行，高恩洪、董康为吴氏所荐，府院与吴往返接洽，多彼二人任之。”因此，有这两人在的内阁，实是由军阀遥控的内阁。所以“王内阁为洛系所把持，已无可讳”。但是，这两个人初上任，也确实有一番作为的气象。就拿后来尖锐批评此二人的《晨报》在5月28日也说：“高恩洪此次来掌交通部，外间早传其对于交通积弊，怀有摧陷廓清之想，果然到部之第二日，即实行裁员，计昨日被裁人员，单算顾问谘议，已有二百余人……此辈每月坐领工薪千二百元或八百元，至少亦在二百元以上。高氏能为国家省此一大笔糜费，真是大快人心。……多年交系把持之路政，高氏果能积极整顿，不但可使吴佩孚夸耀推荐得人，而国人亦将赞美于后也。”
看来，胡适对高的评价还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两个人的来历背景也是“好政府”被人责骂的原因之一。况且，正是因为这二人直接听命于吴佩孚，国家大事，要跑到吴佩孚那里去面受机宜，而根本不理会总统曹锟，引起曹吴反目，也是“好政府”内阁倒台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王宠惠内阁的人员构成有知识分子特色，还是引起了某种期望。《晨报》9月24日星期日刊发表张维周的文章《我对于王内阁的希望》说：“王宠惠博士是一般人所指为‘好人’的，至于阁员中如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诸位，也都在社会上负有盛名。这次王博士提出他许多同系的人来上台，有些人承认这是‘好人的内阁’。即在我们的眼光看，也觉得近年以来，差不多完全是‘饭桶的内阁’。而这次内阁中的人物要算是差强人意了……王内阁的色彩，诚所谓虽不能做到‘清一色’，然而也可算是‘凑一色’了。”他认为王内阁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若是仰军阀鼻息做傀儡，则不会有什么作为。
当时胡适在《努力周报》的时评栏目“这一周”上有一篇文章评论“好人内阁”的作为的：
王内阁里有三位阁员曾经签名于我们在五月中发表的“政治主张”，因此，王内阁成立以来，很有些人爱拿那篇宣言里“好人政治”的话来挖苦他们。我们在那篇宣言里，本不曾下“好的”的定义。但我们理想中的“好人”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一是才具上的可以有为。在普通人的心里，一个“好人”至少要有可靠的人格。现在罗案的发生，正是试验“好人政治”的最低条件的机会了。好人政治的涵义是：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我们对于王、罗诸君的政治上的才具，确是不满意的。但我们至今还承认他们的人格上的清白可靠，我们希望这一案能有一个水落石出，叫大家知道“好人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成效是“人格上禁得起敌党的攻击”!〔22〕
这是一篇很悲观的评价。
王宠惠等人上台后，当初提出的政治主张并未见实行，一起签名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其他人很感尴尬，召集了一个聚会给在台上的三位施加点压力，要他们赶快实行，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这些，都受到了当时舆论的批评，一些党派报纸一旁看笑话。有的报纸说话很难听：“分赃不均，虽教育政客之团体，亦难保其不破裂矣。”〔23〕胡适把这些报道记在日记里，没作任何评论。事实上，“好人政府”的上台并没有改变军阀政府的根本性质，他们的作为也有限，如邵力子所指出的，罗文干本人“入阁(做司法部长)以后，对于种种蹂躏人权的法例与命令，不但不能力争废止，反而随声附和”。这一届政府也很快就在军阀势力的交替和政治倾轧中倒台了，“好政府”的理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好政府主义”所表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在当时应该算是正常的。对政府的期望，乃至对政府——内阁构成的期望，任何时代都不为过。但是，有意味的是，1922年，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此后，即使如胡适那样执拗地只愿做诤友的“爱惜羽毛”的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远非“好政府主义”时代那样超脱了。
此后的中国现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宣言”有：1941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因皖南事变急剧恶化，由梁漱溟、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黄炎培等著名人士也曾以居间说和的身份写了一个意见给蒋介石，签名的人数刚好也是十六人〔24〕。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三百四十二人联名发表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提出了通过召开国事会议以促成联合政府成立的具体意见。这些，犹有“我们的政治主张”之风，但性质已同1922年直接入阁参政的架势完全不同了。
注释：
〔1〕〔8〕〔12〕《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第297、378、359页。
〔2〕《关于不合作宣言》，见《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3〕《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8页。
〔4〕据《邵力子文集》，第374页。
〔5〕〔6〕《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519页、692页。
〔7〕见胡适：《丁在君这个人》，《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
〔9〕〔15〕见《胡适来往书信集》。
〔10〕《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见《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第39页。
〔11〕胡适：《藏晖室札记》之《国事有希望》，见《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306页。
〔13〕耿云志：《胡适年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第76页。
〔14〕《邵力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
〔16〕〔17〕〔20〕〔21〕《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第418、426、417、376页。
〔18〕胡明：《胡适传论》下卷，第610页注3。
〔19〕《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第86页。
〔22〕胡适《这一周》第四十八则，《胡适文存》二集，第409页。
〔23〕引自《黄报》，见《胡适的日记》，第469页。
〔24〕事见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梁漱溟自述》，漓江出版社，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