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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会谈始末（下）
作者：黄修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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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23年初，中国南方的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1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1月10日，由滇、桂、粤军组成的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陈炯明率部逃往惠州。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驱逐盘踞广州的陈炯明叛军，从而大大提高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同北京政府长时间交涉又毫无成效的越飞便决定去上海同孙中山会谈，以促进双方的关系。当时，越飞向莫斯科报告说，在北京所有的谈判均不太妥当；与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件最紧要的事情，现在只有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1〕。越飞这份报告目的在于说明苏联同孙中山合作的必要性，并希望苏联政府批准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以便同孙中山会晤。
由于双方都有加强联系、进行合作的真诚愿望，因而经过马林与张继的多次穿针引线，孙中山和越飞开始直接进行会谈。
1923年1月16日，越飞携夫人和一个六岁的孩子以及两个秘书(列芬和舒瓦司伦)极其秘密地离开北京。1月17日晚，越飞一行抵达上海，住汇中旅馆。从1920年起，来自苏俄的美国人索科尔斯基，就在孙中山身边充当孙的近侍。这时他是孙中山与越飞之间的联系人。1月17日晚，科萨拉波夫由索科尔斯基陪同，往莫利哀路孙府安排孙越会见。1月18日上午，索科尔斯基往汇中旅馆会见越飞，通报安排情况。至此一切就绪。
1月18日，孙中山设午宴招待越飞。从1月18日至1月26日，越飞同孙中山就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谈。孙中山表示：“他计划改革他的军队和国民党，还打算组织一次攻取北京的远征。他解释，由于他的物力财力不足，并且缺乏能够组织一支军队来完成这项计划的专家，因此，他十分高兴能够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到财政资金和参谋建议的帮助。”此外，“孙博士表示了他的意愿，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到苏维埃俄国去学习和考察共和政府机构的组织和功能，并且就对中国革命予以帮助一事进行谈判”。他还表示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莫斯科派给他一些军事和政治问题顾问，那将是十分有益的。”在会谈中，越飞“就孙中山的政党的改组和三民主义的倾向性问题，向他提了建议，以便使政党和理论原则突出地反对帝国主义。越飞答应将他们会谈的细节详情报告莫斯科，他仍同意拟定一个公开的联合宣言”。
尽管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一事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但上海外国租界方面仍嗅出异样的味道。越飞在沪期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派出密探、“眼线”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警务日报》详细记载了孙中山和越飞来往的情况，从一个侧面提供了有关孙中山和越飞会谈的重要资料〔2〕。
据《警务日报》记载，越飞于“1月18日下午5时5分至莫利哀路二十九号访晤孙中山，至10点30分告退。偕同越飞前往的有越飞夫人及两个秘书”〔3〕。
1月19日，越飞“未离开过汇中饭店”，但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务报告则提供了比《警务日报》更详细的情况。这份警务报告说：“19日上午1l时至中午，苏维埃政府特使越飞曾在汇中饭店和孙中山进行会谈。会谈虽然秘密，但我们仍获悉有关的重要问题：（1）给南方政府财政援助。(2)工人组织和罢工运动，凡是在反对上述政府的各省份内的，都给予补助。同时决定由孙设宴欢迎越飞经过上海。”1月21日上午10时30分，越飞的两个秘书“曾往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孙宅，11时50分离去”〔4〕。
1月20日，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晚间新闻的主笔陈友仁到汇中旅馆拜访越飞，传达孙中山的意见并且安排次日越飞的秘书与孙中山的会面。
21日上午10时半至11时50分，越飞的秘书列芬和施维尔萨隆访问孙中山。
22日，越飞偕施维尔萨隆在职府与孙中山共进午餐。
23日的《警务日报》记载：“越飞和秘书舒瓦司伦在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孙宅与孙共进午餐”，“在孙中山与越飞的会谈中，据悉曾讨论采取什么方法来：(1)迫使日本撤出满洲；(2)取消在华治外法权；(3)缔结中俄联盟。据悉越飞研究了有关报告后，不满意上海宣传共产主义的现状，他打算从北京调十二名经过训练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员来加强本地煽动者的力量。透露以上消息的人自称有个朋友与越飞的一个秘书有联系。他提供消息说，20日上午11时孙中山曾赴汇中饭店访问越飞。另外一个情况来源，也提供同样的消息，但尚未得到证实。”〔5〕上海《民信日报》也报道说，1月22日，越飞到孙中山寓所会见了孙中山，双方“倾谈颇久”〔6〕。
关于共产主义是否适宜中国，是这次孙中山与越飞会谈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会谈中，越飞曾向孙中山提出承认苏联、与苏联结盟及宣传共产主义等建议。对此，孙中山一方面表示，一旦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就立即承认苏联并与苏联结盟；另一方面，他又表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只能实行他的三民主义。为此，他要求与越飞发表有关这一问题的共同宣言。
1月23日，越飞在汇中旅馆宴请孙中山和国民党领导人张继等。可是因为宣传共产主义一事而出现的麻烦并没有稍减。显然越飞把这一条当成了苏俄给予孙中山军事援助的重要条件，孙中山感到非常为难。
1月24日，孙中山和越飞再次谈到这件事时，孙中山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越飞与孙中山的会谈遂出现障碍，双方不得不再步履艰难地前进。从孙方面说，这涉及他对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看法，这看法既非一日形成，更非一日能改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情报人员很快搜集到了有关孙越会谈出现的一些分歧。1月24日的《警务日报》这样写道：“据自称有朋友与越飞秘书有联系的‘眼线’报告说，孙越会谈产生了障碍。越飞提出，苏俄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力上的支助。如果孙中山和他的同僚同意以下条件：(1)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2)与苏俄政府公开缔结同盟条约；(3)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不予限止。据悉孙中山本拟考虑第一、二两项条件，但因他拒绝了第三项条件，致使谈判发生困难。‘眼线’又称，由于与孙氏商谈发生了问题，越飞已从北京召来了他的军事顾问霍克。……越飞、他的秘书和俄国协助会主任哥索拉波夫于23日晚7时在大东饭店‘绿珠厅’宴请孙中山、张继和另外两个中国人。由于饭店方面态度冷漠，警方无法打听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7〕
过了两天，警务处在1月26日的《警务日报》中写道：“越飞与孙中山关于在华赤色宣传问题的分歧已经得到解决，现已达成一项协议，协议内容不详，但相信有这样的条款：‘苏维埃政府将给予孙中山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而孙中山则于中国政府受国民党控制时，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8〕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终于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征得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9〕
孙中山与越飞在共产主义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既体现了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水平，又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孙中山所作出的重大让步。长期以来，孙中山希望同苏联合作，但共产主义问题一直成为影响双方接近的一个因素。这不仅是由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与共产主义不一致，孙中山对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且还由于中外反动派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极端仇恨，它们为了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将苏联和共产主义诬为异端邪说，并攻击孙中山“崇信共产主义”，借此煽动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不甚了解的一些民众及中国国民党人士反对孙中山。因此，孙中山希望苏联方面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发表声明。关于苏联援助的承诺，是孙越会谈的一项重要内容。越飞告诉孙中山，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有组织严密的政党和红军。他表示苏联政府可以向孙中山提供道义和物质方面的援助。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合作者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又促进了他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从此以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
孙中山之所以要与越飞之间达成协议，是希望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他曾向越飞详细地谈了他的“两套计划”，—个是立即行动的计划，一个是在第一套计划失败后采取的计划。
孙中山的第一套计划是：彻底消灭陈炯明。
他估计在他的军队向陈炯明发起进攻后，陈炯明必然会以各种机会寻找吴佩孚的援助。这样，孙中山与吴佩孚发生冲突就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时，他可以派自己的军队从湖南和四川向吴佩孚所占领的洛阳和汉口进攻。与此同时，他的盟友张作霖必然会进攻北京，然后把北京的政权交给他。孙中山在打垮了吴佩孚之后，就可以作为统一中国的代表进驻北京。
孙中山向越飞说，要实施这一计划，所缺乏的主要是资金，他需要大约两百万金卢布的资助。同时，如果到时张作霖不愿把北京交给孙中山，请俄国派兵佯攻满洲，以便把张作霖的力量从北京引开。
孙中山的第二套计划是：建立西北根据地，在苏联的援助下统一中国。
他告诉越飞，现在新疆及其毗邻的省份都在他的强大影响之下，他可以在不触及吴佩孚势力范围的情况下，通过四川、广西、山西等省，将自己现有的十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训练，经过一两年时间后，这支军队就可进入充分的战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一举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越飞十分清楚，孙中山的这两套计划向苏俄提出了三个严重问题：第一，苏联是否准备向孙中山立即提供两百万金卢布?第二，苏联是否在必要时向张作霖发动进攻，把他从北京吸引过去?第三，苏联是否准备在一两年内给孙中山的十万军队供应武器和提供一定数量的教官?
越飞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运动从来没有这样强烈，也从来没有这样临近胜利。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由于苏联的帮助而取得胜利，那就将意味着，是苏联把世界帝国主义摔倒，并使其双肩着地的，苏联将成为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殖民地革命的卫士。相反，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因为苏联拒绝帮助而不能取得胜利，那就将意味着，帝国主义要比苏联强大得多，是帝国主义战胜了苏联，全世界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革命将不能指望任何人。这样，苏联的世界威望会降低。
基于这样的认识，越飞在与孙中山发表《宣言》的当天，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军事政治情况，介绍了他对孙中山和吴佩孚的看法，介绍了孙中山的两套计划及他自己对此计划的态度。在信的末尾，他强烈呼吁应该支持孙中山和他的事业。他这样写道：
不管我们的红军多么出色和强大，不管它是我们多么坚强的支柱，我们的主要力量毕竟在于，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如果没有革命或者离开革命，我们就会像没有头发的软弱的婴儿一样，失去自己的全部力量。
过去有个时候，我们不那么节俭从事，因而更具有远大目光，我们能理解这一点。我们曾实实在在地帮助过凯末尔(土耳其民族革命领袖)，而那时完全不清楚，凯末尔运动的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在最重要的时刻他是否会背叛我们。我们帮助他只是因为凯末尔运动是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是反帝的运动。当时我们不那么节俭从事，这给我们现在带来什么好处呢?
但是，孙逸仙不是凯末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是革命家。如果我们现在同他一起携手并进，他决不会背叛我们。而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无论如何不亚于土耳其。
难道所有这—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两百万卢布吗?〔10〕
无疑，越飞这封极富说服力的信，在莫斯科起了作用，苏联领导人开始把与孙中山的联合和对孙中山的援助真正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甚至曾经写信批评越飞乱许愿的托洛茨基，也写信给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及谢尔盖耶维奇，指示他们：“最好在地图标出正在争斗的中国将军们的位置和实力，并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上海会谈使孙、越二人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本拟邀越飞一起到广州继续会谈，但由于当时日本政府惧怕苏联与孙中山签订不利于日本的协定，所以日本政府一反过去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于越飞同孙中山在上海会谈之际，邀请越飞访问日本。这样，孙、越只好在遗憾中分手告别。临别时，孙中山交给越飞一封他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信中提出：“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予财政援助。”
(四)
1923年1月27日，越飞离开中国去日本养病。孙中山派廖仲恺同行，以便在日本同越飞进一步商谈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合作的问题。
廖仲恺以携女儿赴日本治病为名，与越飞一道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1月29日，他们到达长崎，接着经神户于2月1日抵达横滨。当天，他们一道赴东京。2月10日，廖仲恺与越飞一道前往热海。越飞在日本“对廖仲恺详细说明了苏联现状、对亚洲民族态度、为何打算和中国携手等事项，并曾谈到设立军官学校问题”〔11〕。在热海的会谈中，廖仲恺与越飞就《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合作、开展反帝斗争、帮助孙中山建立军官学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从与越飞的多次交谈中，廖仲恺进一步增进了对苏俄革命及其内外政策的了解，因而成为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后来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曾经这样讲过：“越飞因抱病，由上海到日本东京，总理命廖仲恺同志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的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之民族和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实是有缘故的。”〔12〕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建立了革命政府，一方面加紧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另一方面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在当时的形势下，苏联和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向孙中山控制的广州政府提供援助是必要的。1923年3月，苏联政府决定向广州政府提供两百万墨西哥元的援助。同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开始选派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准备到华南帮助孙中山工作。
同年4月，布哈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赞扬了孙中山，批评了党内某些人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所采取的怀疑态度。他明确指出，鉴于中国的现状，除了同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别无其他出路。
布哈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目前中国进行的内战是督军们之间的混战。这些督军分别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影响之下。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例外。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孙中山所依靠的这个党，在最近提出的草案——纲领性文件中，要求农民同地主实现平等。中国国民党内不仅有小资产阶级、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部分农民、部分尚未脱离全民族脐带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小资产阶级性质比俄国严重十倍的国家，共产党人如果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决裂，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共产党人的义务是建立一般性革命联盟，这个联盟将首先为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当然必须是在加强工人阶级社会阵地的条件下。”〔13〕
1923年5月1日，越飞在日本热海致电孙中山说：“今收到我国政府对我们两人当初就您的长远计划(而非应急计划)面议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第一，我们认为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您的革命军事行动和您领导的尽可能集中的机构的建立都就以此为基础。第二，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两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助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第三，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火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第四，恳请将我国的援助严守秘密，因为遇公开场合和官方场合，即令在今后，对国民党谋求民族解放的意向，我们也只能表示积极同情而已。”
苏联政府的这个援助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差距。孙中山在提出具体建议时，曾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会提供“帮助十万士兵”的装备，并且希望新的战略基地能够建立在外蒙古等北京政府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但即使如此，这种程度的援助毕竟使一向只能利用各种军阀武装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此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
5月12日，孙中山回电，对苏联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对来电提出的问题表示同意。电文说：“贵国五月一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15〕
7月，苏联政府决定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同北京政府继续举行建交谈判。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加拉罕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举行建交谈判，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中国北方的革命斗争，并与孙中山保持密切的联系。
加拉罕到北京不久，便于9月8日打电报给孙中山。电报对孙中山“在俄国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艰苦岁月里所表现出的友情”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告诉孙中山，他来北京的目的和任务是“真心实意想实现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使这种利益具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他表示相信，“不管敌视我们友谊的帝国主义者如何进行阻挠，我们的友谊必将成为事实”，“只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紧密地携起手来，帝国主义者就再也不敢把我们看做是可以供奴役和高利贷盘剥的国家了”。最后，加拉罕在电报中对孙中山说：“您是新俄国的老朋友，在履行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最紧密关系的伟大使命中，我希望获得您的支持。”〔16〕
孙中山接到来电后，很快于9月16日复电加拉罕：“我对新俄国的永恒友谊博得您宽宏的评价，使我深为感动。我申明，不管对您所捍卫的思想体系有什么样的批评，都不能妨碍也无法妨碍我与您一道认为，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种共同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在与别的大国平等的情况下生活，使我们能从国际制度强加给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奴役下解放出来，因为这个制度是依靠实力，并按照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方式而行事的。”孙中山在电报中表示：“我的同胞们将衷心祝愿您胜利地完成您的使命，尤其是在正式承认苏联政府方面的使命。”孙中山对加拉罕与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北京政府谈判感到惋惜。他说：“您最大的难处是同那个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而且连国民政府的招牌也取消了的政治集团进行谈判。这个集团所遵循的，与其说是独立、自主的中国的利益，不如说是某些列强的意志和指示。”〔17〕最后，孙中山在电报中赞扬了加拉罕对参加谈判的北京政府代表王正廷的驳斥。当王正廷要求加拉罕仿效美国的政策来制定苏联的对华政策时，加拉罕义正词严地表示，苏联任何时候都不会效法美国，都不会签署类似临城照会那样的文件。他说，苏联在中国的关系中，奉行完全和绝对平等的原则。
9月17日，孙中山致信加拉罕，再次答复了加拉罕9月8日的来电。孙中山在信中说：“勿庸赘言，您可以指望我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推进当前您在中国的使命。”同时，孙中山提醒加拉罕，与作为外国顺从奴仆的北京政府打交道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谈判失败，“最好来广州，与我目前正在组建的新政府谈判，以免空手回莫斯科”〔18〕。
孙越会谈之后，苏联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又需要孙中山这样一位盟友。所以《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签订之后，孙中山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更日深一日了”〔19〕。
注释：
〔1〕艾伦·惠延：《1917～1924年的苏俄对华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英文版，第201～202页。
〔2〕韦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3〕〔4〕〔5〕〔7〕〔8〕《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在沪会谈情况的警务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8、65、59、59～60、61页。
〔6〕《越飞之谈话》，上海《民信日报》1923年1月23日。
〔9〕〔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 409～410、 216～217页，
〔11〕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5册，(台)中央日报社1977年译印，第260页。
〔12〕《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
〔13〕布哈林：《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的汇报》(1923年4月21日)，《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14〕〔15〕《越飞本年5月1日热海来电——转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174页。
〔16〕〔17〕〔18〕《加拉罕致孙中山的电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6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435、436页。
〔19〕《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