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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快感”的蹙眉与微笑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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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人类文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人类生存和竞争中一些重要的“占有”符号：权力、财富、等级、门第、荣誉、事业、成就……哪个背后不摇曳着“性”的神秘裙角和胴影?哪个背后不藏匿着“性”的注视和怂恿?包括战争和犯罪、统治的鼎盛和衰落，也无不和“性分配”有着深刻的渊薮关系，多少都能从“性能量”的酝酿、抑制、错位、爆发、夺取……中找到谜底。在弗洛伊德那里，“性”甚至成了生命资源中最大最醒目的一支股份，她像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那样披覆着分娩历史的光辉(在罗马和埃及历史上，克丽奥佩特拉个人的性能量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作用，她不仅征服了凯撒大帝，连新任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也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为表示对女王的尊敬和感激，她怀毒蛇自杀后，埃及人按风俗中的最高礼遇，将一头牡牛的阳物放入其体内)。
所以，“性”之遭际让关心人之命运的知识分子感到焦灼和忧虑，也就不奇怪了。在祝勇编的《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中，即有一辑专谈“性”的文论。其主打篇的题目即《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作者敬文东，他不仅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且狠狠吹擂了一通，将“性”膨胀到了和“历史”一样的顶天境界：“钱钟书先生在一篇精短的随笔中曾经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说得直白些，引诱我们创造、向上、向前，最真实的东西其实就是快感罢了。快感的邻居和亲戚总是和肉体有关。对快感的追求，坦率地说，最终引诱我们创造了—整部关于人的历史。快感是历史最大、最终的动力——不管是有关善的快感还是恶的快感……原子弹、氢弹只是性快感的轰然爆炸，飞机、宇宙飞船则是性快感的飞翔形式，贪污、腐败恰恰是性快感的丑陋表达，音乐、美术、诗歌仅仅是性快感的艺术载体罢了。”
一句“说得直白些”，将钱先生端坐的身子震歪了，让其“快乐”一下子掉进了形而下的肉缝里(我甚至看见了先生勃然大怒的样子)。不能不说这份“大媒”玩得过火，好在旨在“抛砖”，意在激将出“性”这道“酥”话题来。对这段“矫大枉小过正”的文字，我表示理解和赞许，至少它给躲藏在人类价值深窖中——原本就处于“领导核心”的“性”——放下一道绳梯，真正提拔至“主席台前排”就坐了。
（二）
性是自然法。根据柏拉图的观点，人生来即自感欠缺，故要从异性身上获得“完整”。人之本性绝对是“渴望他者”，即“斥同——求异”的。这决定了人的所有欲望都在于向“异”性的事物靠拢和挺进，男女、阴阳、正负……最后的完成与结合无不呈一种“凸凹”拥合模式，而所谓“满足”即一种“到位”“互补”“嵌合”的自然状态——好比“太极”交尾图。在人类发明的所有几何图中，没有比“太极”意像更大快朵颐、更欢悦人心、更能生动地揭示阴阳之秘的了。
社会历史的暗河之一即“性”的流通史。看不到这点，要么撒谎，要么无知。
无论古印度、古埃及文明，还是古希腊罗马、华夏文明……“性”，都在生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演绎和释放，于宗教、雕塑、文学、建筑等方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的“湿婆”神和埃及的生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狂欢日和酒神节，中国的“伏羲女娲交嬉图”，春秋时男女群欢的“仲春之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
古希腊被后世誉为人类最自由最明媚的“儿童期”，大概也和那个时代的“性沸腾”和肉体解放有关，而它蓬勃的人权意识、自由理念和激越的艺术创造，与其“性坦荡”亦不无瓜葛。华夏史上的“儿童期”，大概要首推《诗经》年代了。《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等都露骨地表达了当时的“会男女”之风。
有自由，就会有枷套接踵而至；有狂恣，就会有纲纪尾随而来。所以性在历史上便有一场大起大落、—波三折的诡谲演出。在华夏，有从“男女授受不亲”乃至“革人欲复天理”的儒纲理学。而欧洲，则在基督教的呵斥下坠入了绝欲清寡的漫长中世纪。
有讽刺意味的是，愈是理论上轻视肉体、对“色”口诛笔伐者，愈是只争朝夕地偷偷品咂“快感”之妙：比如宋朝朱熹，这位被皇帝作为二级圣人请进孔祠的道学大师，就曾被人以“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冢妇不夫而自孕”等罪名弹劾。而圣奥古斯丁(354～430)，这位欧洲神学之父、禁欲理论的首席掌门，虽将鬓衰体弱的后半生留给了“忏悔”，但却把年富力强的前半段用于疯狂的纵欲：“上帝啊，给我贞节吧!——但现在不!”李书崇在其《东西方性文化漫笔》中道：“被圣奥古斯丁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禁欲主义，使西方男女的脸上长达十个世纪没有挂上过笑容；难怪罗素说：‘他的思想阴影，就像一种沉重的物质力量，笼罩着西欧人心头一千年。’”
圣人们的“桌下曲”无不言说着一个事实：“性”牢不可摧!“快感”不战自胜!即使道学表面上再狰狞再凶悍，其本质也是虚弱不堪的。就连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圣雄甘地，也不得不羞涩地承认：当他和天香少女肌肤相近时，自己竟遭“冲动”袭击!
文化伦理对“性”的钳制毕竟有其历史契约性，而最黑暗、最不人道的对“快感”的剿灭却来自政治和权力意识形态。比如二十世纪的政治极“左”运动。
颇富深意的一个现象是：“性”与“民主、人权”在遭际上竟有着惊人相似!现代专制集权虽政治上高扛“反礼教”“反封建”旗号，但对“性”的态度却和禁欲主义、中世纪神学如出一辙，这在昆德拉、克里玛、奥威尔、王小波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淋漓的影射。比如奥威尔的《1984》：为了取消一切和“党”争夺群众的东西，确保对党魁“老大哥”一人的绝对忠减，“党”推行“性严格主义”和“新女性”政策，不仅在价值观上苛意贬低“性”，甚至试图从技术上废除“性高潮”；用主人公温斯顿的话说，他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在这样的禁欲统治下，人的政治反抗也往往采取了性的方式，比如温斯顿和少女朱丽叶的偷情，以及朱丽叶故意和“党员”们淫乱等。中国“文革”时曾秘密传抄的“地下黄毒”——《少女之心》，亦属此例。性也是一种政治反抗，而且是最易操作、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和最惊心动魄的一种反抗。和受苦受难的斗争方式不同，她是一种愉悦方式的反抗，是身心并赴的一种狂欢式的发泄，其本身无甚风险，因为性能量每个人都天生具备，随身携带，可随时随地爆发与消逝，过程简单而隐蔽……
（三）
以上所说，无非是承认“性史”在“社会史”、“人类史”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一页，亦是对轻视肉体的虚伪行径表示厌恶，但并不意味着在“性”与“人”之间绝对地划上等号。这也是我和敬文东先生间的一点歧异。
物极必反乃自然之道。性也不例外。任何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在本质上一样反常，一样有悖健康人性。愈淫乱的社会愈易生禁欲，愈禁欲的时代愈易致纵欲，就说明了这点。
应该说，“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是最难以自身意志来控制、最难用律令来约束的，就像大自然无处不在的水。水无形，又最有力，是福祉，也是灾难。她凶悍，她温柔，她甘之若饴，她咆哮如雷……无论什么时候，对“性”的尊重和爱护都像对水一样，包括两个方面：鼓励与调控。前者意在畅通，后者旨在有序。没有“性”的土壤是干涸的，必然导致生命的皴裂，而绝对主义的性自由同样有害，她使人性陷入熵涝的泥沼与腐烂之中。
重要的是给“性”一个容器。什么样的容器呢?是靠人自身的文化属性和邻近的精神手段来疏导，还是借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来围堵?是借“大坝”强行截水以消翦“洪水猛兽”，还是靠人的素质来保护环境、借更多的天然湖塘以分涝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润田亩?究竟意识形态的牢笼更管用，还是大自然的“保险柜”更保险?
其实，对日日夜夜生在岸边的农人而言，这是个常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政治权力的强行染指(比如彻底告别了奥威尔《1984》中的那个时代)，即使我们迎来了一个人身充分自由、“性”已真正获释并独立的社会(比如今天的欧美)，“性”的苦恼和忧郁亦将存在，甚至更加突兀。迄今为止，人类已发明了许多“容器”模具，诸如伦理、婚姻、责任、法律等等，但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都不是那种只对“性”有利而无害的容器。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样的容器大概永远造不出来……“性”之永恒恐怕也就在这里。
从人的整体历史来看，对“性”起决定性调谐作用的，仍在于她内部的天然力量。
性本身就充满天然的矛盾。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正像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正是辩证法，是上帝的“有机”原理。否则，若一件事做起来对当事人只有利而无害，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样，她本身混含着温柔和粗暴、紧实和空洞、兴奋和沮丧、高潮和疲惫、销魂和落魄、狂妄和自卑、快感和犯罪等数不清的暧昧品质，而且，疾病、死亡和心灵虚无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她。她是猩红、艳丽和灼热的，同时又是灰色、沉闷和压抑的。该矛盾并非后天的道德和政治设定，而是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这也印证了古希腊神话中性爱之神爱洛斯的形象：他总是手持一盏灯步入黑暗的卧室中——抚慰和恐惧、诱惑与陷阱、生命的魅力和死亡的力量一并散发着……也就是说，“性自由”中包藏着天然的“不自由”成分!也正是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给予“性”以天然的保护，不致使其走向单极而崩溃，不致因溃疡而腐烂。
即使没有伦理道学这层后天的道德审视关系，在人的主体内部，“性”与“羞耻心”从来就是孪生的。即使圣奥古斯丁是个天大的伪君子，但他有一句话却没错：“无论性欲在何处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耻。”“羞耻心”，这正是造物主在亚当夏娃体内种下的最有力的精神疫苗，或者说“理性牛痘”。即使再万恶不赦的人，也没有荒唐到在大街上随便淫乱的地步，人毕竟不同于一般动物——这就有救了。另外，还有真正的“上帝”——大自然的生物秩序在起作用，那些天然的威慑力量和杀手，比如性病、爱滋病等，不都像“达摩克利斯剑”那样“逢时”地一次次亮鞘开刃吗?六十年代风靡美国的“性解放”没撑多久即偃旗息鼓，不就是骇于这种自然法吗?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有一个能量守恒原则，或许人类的性能量也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过分的纵欲亦是对生命力的一种破坏，其后果是意志的沮丧、信仰的怀疑、机能的枯萎和文明的衰落。
（四）
或许仍有人会问：不是曾有过像古希腊和《诗经》时期那样尚不算“坏”的“性沸腾”期吗?但别忘了：那已是童年的故事!那时候，人为生命选择的“归属”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同类，而是主宰生命的宇宙、自然神或它们在人间的符号化身(比如图腾像或寺院祭司们。古巴比伦、印度和罗马都有让少女把贞操献给神的“圣妓”风俗)，也正是这种对神的敬畏和膜拜才导致了人对同类的懈怠和漠然，导致了人世性行为的随意与混乱。而随着文明的递进，人文理性的发育，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为自己选择“人间的归属”，渴望“一对一”的真实付出和占有——婚姻自在的生活意义开始逐渐取代神话色彩的归属概念，而生活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多地和“惟一性”、“排他性”、“忠诚感”、“安全感”等心理因素维系一起……人类性史也和生物史一样，经历了一场从“野生”到“家饲”、从“旷野”到“室内”的演化。历史和时间毕竟是单向的、一维的，人类无法也没必要重返“童年”时代，其道理，就像一个长大了的人无法再学婴儿那样不穿裤子。
文明皆“后天”。价值、道义、伦理、法律……无不是后天建立的某种秩序。这种“后天”的合理性一点也不比“先天”更逊色，你尽可怀疑它的内容和细节，并试图重新编纂和修订，但最终你仍会肯定和拥护这种“后天”的必要性和巨大价值。此乃一种社会生活的契约，一种游戏规则——只要这世上尚有第二个人在，只要有“他”，游戏就存在，而契约和规则就是必要的。因为秩序是必要的——没有秩序就没有和谐。
另外，还有比性欲更饱满的东西：情欲!一种基于爱而生的更诱人更容易通行和被认同的东西。性欲的本质是一种“占领”，其快感也主要是由“深入地占领”这一意念中产生的，它可以丝毫不顾及对方的利益。而情欲则不同，它是由一种叫“爱”的虚线来牵引的，即“因情而欲”，“占领”仅仅是它的一项要求，而它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让对方快乐、让对方因自己的介入而感到幸福和满足，它不会故意做对方所厌恶的事——一旦对方反对，它立即会主动终止、改辙。
而爱情，则纯粹是一种精神感受了。它的基因和诱子是“性”，但其表现形式和内涵却超越了单纯的“性”，它甚至可以完全放弃“占领”——并不是说它反对“占领”，而是说它可以接受“不占领”，在“不占领”情势下，亦可以保全爱，延续和发展爱。罗曼·罗兰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也就是说，即使你永远得不到她，你也没有真正离她而去，甚至会离她更近。
事实上，性欲、情欲和纯粹的爱情，正是这“三位一体”组成了人类对异性所有的态度。称之为生命中最基本的“资源”和“能量库”亦不过分。
（五）
墨西哥诗人帕斯，年届八十岁时推出了一部著作：《双重火焰：情爱与性爱》。他把性爱看作炽热的红色火焰，将情爱喻作炉火纯青的蓝色火焰。虽承认二者都根植于原始的生命之火——性，但他认为性爱不同于原始之欲，人类性爱基本上是一种想像活动，就像诗歌把日常语言变成韵律和隐喻一样，“性爱是肉体之诗”，是人为克服疏离感而与“他者”融合的欲望。
更重要的是，帕斯认为，只有当性爱被提升到情爱时，只有欲望被注入了爱的元素，只有男女在彼此肉体中找到灵魂时，生命的短暂才能得到永恒的呵护，对死亡的恐惧才得以克服，人方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他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爱情是一棵花木，那么“性”就是花木的根，“性爱”即由根长出来的茎，而“情爱”则为生在茎头上的花。花木是否开花，灵魂是否如愿绽放，完全取决于培养的信心和工夫。
帕斯还指出，现代人的爱情危机在于采取了感情上节省、性欲上放纵的态度，杂乱的性关系最终导致了灵魂的普遍失落——这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缺乏爱的能力问题。对个人灵魂的无视使人丧失了对爱的基本了解和运用。而丧失爱的能力即丧失自我的存在意义。
为此，帕斯崇尚欧洲“骑士文学”中的那种“宫廷之爱”：求爱的骑士把美丽的贵妇人升到女神的地位，为了感动对方，不惜以自己的百般坚忍和仰慕衷肠来赢得美人之悦，无论相爱之路多么坎坷，多么凶险，也无怨无悔，在所不辞……
应该说，帕斯这种对“性”“爱”的嫁接模式，反映了人类一种基本的“性现实”和“性理想”，不失为一条理性和诗意的正途。
我本人拥戴这个观点。
《对快感的傲慢与偏见》，祝勇编，时事出版社200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