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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
作者：周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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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那些突然使我置身于孤独中的东西，比如旅行、阅读。那次远赴新疆、甘肃时，我只带了三四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有《卡夫卡传》和《卡夫卡书信日记选》。这两本书相互映照着，使漫漫长途突然陡峭、迂回曲折起来。关于书，卡夫卡给他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中学同学奥斯卡的信中写道：“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卡夫卡忍受着剧痛自剖，在撕裂中完成表达，也让我一次次地承受着他的斧子闪烁不定的光芒。
没有哪个作家像卡夫卡那样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也是给奥斯卡的信中，卡夫卡说他好像成了穴居人。他写道：“这样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镜几乎都看不到顶。”这时，我们发现卡夫卡其实生活在井底，而他的内心是一口自己亲手挖掘的深井。在1915年的日记里，他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我。”无法交流是因为他的内心深不见底，就像《城堡》中主人公K的脸一直隐藏得很深。没有什么比自身更隐匿。谁也很难说清楚K曾生活过的是什么，而卡夫卡的写作背后有怎样的情感伤痕？
卡夫卡和K一样有着漂泊化的单身汉形象。在后人对他个性的描述里，他是个懦弱、羞怯、畏惧异性、瘫痪无力的男人。确实，这一生他都像无力摆脱情欲的困扰般虚弱地活着。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暗昧的道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被剥夺了生命自主权的人，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梦想。写作是反叛的产物，是斗争和抵抗，是卡夫卡这个弱小个体的惟一出路。上帝不可企及，惟有文学才可信。这使我对众多卡夫卡学专家们对他个性的定义感到疑惑。真正的懦弱者或厌世的人都不需要写作。写作为生命提供着象征性的补偿。卡夫卡的写作，只能出于对生命的贪恋。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卡夫卡主动赋予世界心灵。卡夫卡甘愿成为世俗生活中的懦弱者，但他的笔力却不颓弱。他是个自我孤绝到死的人，这不也表明他的强大吗？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参透卡夫卡谜团式的复杂生存呢？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做解说者、注释者、隐喻考证者只会让这个最富私人性质的作家形象缩减成一个枯瘦的骨架。像K无法走近城堡一样，他们无法走近卡夫卡叙述的空旷而黑暗的核心。其实，卡夫卡只是在写作个人的历史，他一直在坦白自己的命运。卡夫卡写作的意义在于彻底的自主性。有人也以为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传。卡夫卡的人物是实践性的自我。卡夫卡所有的生命都在他的文字里，甚至他的沉默。那么，干脆长驱直入，撇开研究者的猜想和裁决，向卡夫卡的生命内部掘进。只要真诚地、不带偏见地触摸他的文字，站在人性的根基和他一起感同身受，你会发现一个强烈地渴望着的灵魂，与卡夫卡激动人心地相遇。
在布罗德的《卡夫卡传》里，卡夫卡盼望得到父亲的慈爱。他在1919年11月写的长信《致我父亲的信》中写道：“……在我上次生病的时候，您轻轻地来到我的房间看我，您站在门边只探进头来，出于对我的关心，伸出一只手向我扬手致意。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喜极而哭，现在写到这事也不禁哭出声来。”但卡夫卡命定就是被遗弃的孤儿。当他的意志被父亲粉碎时，他渴望用玩具小木槌代替心。他的灵魂在弱小的时候就面临着巨大冲突，这世界没有提供信任，而是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斗争。他一生中精神上遭遇的深刻、炽烈的冲突早已开始。
卡夫卡一直无法摆脱父亲对他命运的控制，被牢牢地锁在职业的镣铐上。貌似庄严显赫、在心理上具备强大优势的父亲藐视具备不可思议的洞察力的儿子，他的小说在父亲眼里更是毫无用处的多余物。卡夫卡在信中写道：“每当我想要解释，您总是在每个细小的问题上，用您的事例和您教育我的方法来说服我相信自己的无能，而细小问题最后证实的结果，证明您是正确的。”在父亲非理性的自信面前，卡夫卡开始结巴口吃。父亲抚养他的结果是：“在您的面前我失去了自信，而代之以无穷尽的罪恶感。”在《审判》、《城堡》等小说里，我们看见了他父亲巨大的身影。而在《城堡》面前，在一个巨大的阴影里，K的身份始终是不确定的。
在专制的父亲面前，卡夫卡孤立无援，咬紧牙关逆来顺受着。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卡夫卡仍然强烈地期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他的身上存在着绝望和强烈的渴求间罕见的混合。在绝望与渴求之间，由无休止的幻想连接着。写作无非是争得一点个人的自由，一种与他生活的协调。在1911年的日记里，卡夫卡写道：“我注意到我的左手把我右手的手指同情地握了几分钟。”写作就是他握住右手手指的左手。而抗争的热情在心底激烈地燃烧着。在抗争中忍受，在忍受中抗争，是卡夫卡四十一年人生的真实状况。卡夫卡在1919年12月日记里写道：“但无论我转向何方，总有黑浪迎面打来。”安分守己的卡夫卡的短暂一生平铺直叙，但命运一直在悲剧里前进，每一步对他都是深渊。他在笔记里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这暗示着卡夫卡的处境，脆弱只是表象，被一切障碍粉碎是惟一的生存方式。障碍为卡夫卡的生存和写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卡夫卡绝望的来源是什么？卡夫卡在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解释：“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着魔似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我们看到卡夫卡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裂。内在主体时间不断地体验着一个个奔跑的瞬间，外部时间则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生命节律的混乱导致生存实在的裂散不断地扩展。身处严酷的厄境，他活在了不堪磨耐中。但卡夫卡在笔记里坚定地说：“强调独特性——绝望。”他又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绝望是深深楔入他身体的一根钉子，让他深刻地感到疼痛的力量。绝望也是卡夫卡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使他沉迷其中。现世在他眼里是一片荒漠，绝望是精神的惟一出路。整整一生他都怀抱着冰冷的绝望，并与之作殊死搏斗。拯救自我的惟一手段是承担到底、坚持到底。这时，绝望成了内心获得解放的酵素。他写道：“我在斗争……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绝望被审美化了，提纯了卡夫卡的生命。绝望也让他得到切肤般的生命的确切感，建立起自己的现实性。我的答案是：卡夫卡是个信仰虚无的人，写作是虚无获得的肉体。虚无本身是一种在世的可能性，是最原始的自由状态。只有虚无才能容纳一切。虚无既让他显得无比谦卑，也是对内心的解放。
卡夫卡粉身碎骨地活着，他导演的暴力都是针对自我的。卡夫卡生活的目的不是调和，相反是满足精神的暴力，这给了他自虐的快意。他在1911年11月14日写道：“下午临入睡时。仿佛那坚硬的、箍住无疼痛的脑袋的颅骨被揪入较深的内部，而把大脑的一部分露在外面，一任光线和肌肉玩弄。”卡夫卡以细致的笔触描述自己的大脑裸露在外的情形。这种肉身发生变异的想像在日记里俯拾皆是，如“此刻有一种感觉，好像身体内有一个线团在急速地卷动着，牵着多得不得了的线，都与我的身子的边缘相连。”谈到他的头疼，他写道：“那是一种窗玻璃就在那儿破裂的感觉。”在生存的煎熬中，卡夫卡体验着肉身惨烈的搅痛和撕裂，已不再是他灵魂恒在的依持。这样的体验极端锋利。卡夫卡的内心是长在身体之外的。他的真实深刻地蕴含在身体中，身体是破身而出的卡夫卡的观察站。人与人是相离异的，真实是在人变成了甲虫后观察到的。亲身经历一场变形记，能窥视到人与人之间无限的间隔。永恒的无法沟通的世界的图景证实了人在上帝眼里的失败，上帝与人也一样么?尽管上帝是被众生造就的。
绝望统治着卡夫卡。就像卡夫卡在近似自虐的自我咀嚼中得到快乐一样，卡夫卡只能在绝望中得到拯救。他的绝望也来源于对人性的绝望。他对他人，甚至对父母、兄妹都有一种病态的恐惧。他是异类，是孤独的殉道者，只能和自己交谈，爱另一个人更不可能。这种境况像K在村子里时，“没有人在这里能成为谁的同伴”。对于婚姻，卡夫卡在1914年5月6日写道：“纯公式化的事情令人悚惧。”在订婚仪式上，他的“身子给衣服绑得紧紧的，像个罪犯”。卡夫卡的订婚成了一种屈服，让他面临深渊和火焰般的绝望。他订婚，只是屈服于绝望。整整五年里，卡夫卡争取与菲莉斯结婚的努力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成了心头的针刺。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告诉他与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写道：“我围着她跑，朝她吠叫，像一只神经质的狗对一尊塑像。”心如深井的卡夫卡，你怎么能奢望有谁能打捞你的灵魂？卡夫卡曾在一天里给菲莉斯写过两封信，他在附信里写道：“我呼喊着最亲爱的姑娘，希望平静而幸福地获得她，但事实上我呼喊的仅仅是城墙和纸，而我可怜的姑娘在经受痛苦的煎熬。”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卡夫卡很乐意成为人类社会积极的成员，愿意演好角色，在与世俗生活的自然结合中汲取宗教力量，与社会订立模范的契约。但他对婚姻生活没有一点信任。他在1916年7月5日写道：“共同生活的艰难。为陌生、同情、快感、胆怯、虚荣所迫，只有在底下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能够对爱情这一称号当之无愧，但它是无法寻到的，仅在某个瞬间向上面闪一下光。”世俗的爱是虚构的幸福，是生命的沉沦。纯粹的爱情转瞬即逝，只能偶然撞见。K爱上弗丽达后，离城堡更趋遥远，这就是爱情结下的果实。而K和弗丽达又何尝有什么爱情可言。最终，卡夫卡放弃了菲莉斯，也放弃了任何婚姻幸福的可能性。他在笔记里写道：“它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场斗争，只会在床上结束。进入意味着结束。
卡夫卡的整个生命已经孤独了。但他不是苦行者或隐士。卡夫卡和布罗德结伴旅行时，无数个夜晚消磨在剧院和卡巴莱（表演古歌舞的餐馆），在酒吧和漂亮姑娘厮混。卡夫卡曾对一个叫汉茜的、一个骑兵团都曾在她身上骑过的酒吧女郎怀有激情。而在《城堡》里，卡夫卡有这样一段描述：“他们躺在床上，但不像前一个夜里那么沉湎、忘情。她在找什么，他也在找什么，动作非常猛烈，脸都扭出了怪相，把自己的头埋在对方的胸脯里，直往里钻，两人都在寻找……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完全失望了……”K和弗莉达彼此在对方的身体里搜索着。卡夫卡和K一样，进入了漫长的人生通道，他们都在寻找深邃的精神之谜。但性仅仅是性，是无机的、抽象的，只是缠绕在他们身体上的一种气息，不可能去证明什么。写作弥合着卡夫卡个体生存与现世的巨大裂隙，如同伴随了他很长时间的自慰，让他在想像中经历一遍遍高潮，缓解肉身的焦渴。卡夫卡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性经历。他只适合在想像中体验性。卡夫卡在1910年的日记里写道：“我从窑子前走过如同从亲爱的人家门前走过。”色情是一种氛围，荡漾在大街上，卡夫卡一定感受到了那种忧郁的气味和柔软的质感。性对他永远是幻想多过实在，这就像卡夫卡一直以弱者、甚至卑贱者的身份进入写作。卡夫卡的狎妓经历值得关注，这是生命的残酷选择。卡夫卡想以自然性的肉体证明人性，但活在肉欲中，何尝不是一种险恶的生命状态。卡夫卡跟一个妓女去了旅馆，她年老，不再能感到忧郁，但卡夫卡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悲哀。他写道：“我没有带给她任何安慰，因为她并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复杂不能由简单消除，沉重不能由轻盈解救，欲望的释放必然带来虚无的悲叹。就这样，卡夫卡因自身的软弱而沉迷，因沉迷而变得更加软弱，羸弱无力地瘫软在他挖掘的地窖里。
像后来的海德格尔等人拒绝谈论上帝一样，卡夫卡很少谈到上帝。他的痛苦和负罪摆脱了上帝，只靠自我来承担。那时，尼采的疯子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寻找上帝并且宣布我们大家杀死了上帝。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仿佛一场前所未有的日蚀，在欧洲撒下了它的最初的阴影。“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福柯语）当上帝成了飘荡着的亡灵，没有任何主人，甚至人也不是自身的主人，卡夫卡只能在虚空中前进，以冷漠的叙事喻示着世界的无意义，以贫乏的语言与这个贫乏的时代相较量。他在1917年9月19日沉痛地写道：“在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在战争中你流尽鲜血。”上帝的存在是虚妄的，理性同样虚妄。在一场虚空中，能把握的，只有个人。卡夫卡说过“个人忍受着历史”。人与历史的关联就像蜗牛和它的壳，谁也无法逃离被历史抵押做人质的命运。卡夫卡的笔记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笼子在找一只鸟。”人的生存处境只是一种赋予。当信仰的空气稀薄而寒冷，当历史无边而沉重的阴影投射到身上，命运表现为无法抗拒的绝对性。面对历史，卡夫卡只能竭尽全力“彻底穿过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伊格尔顿语），并回到自身，无可救赎地忍受着永远的孤独。他需要一种独特的坚守，表达另一种历史。这时，不是写作参与了历史，而是历史参与了写作。卡夫卡在废墟上写作着精神自传，成为真正的获救者。卡夫卡说：“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过你双足的覆盖面。”不幸是对幸福的奢望。人要知道自己幸福的尺寸。幸福是一种深深的扎根。
卡夫卡背离了历史，历史也背离了他。时间是荒凉的河流，他独自向着坚硬的黑暗掘进。在小说中，卡夫卡取消了历史性和时间性，时间的连续性不是靠延伸而是靠事件转换维系的。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没有过去，只生活在现时中，在“无限拖延”中将命运悬置起来。时间本身是静止的，是无始无终的，人不可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在时间刻度的消失中前行，一个瞬间包藏着无穷瞬间。取消了时间就是取消了方向，意味着一切的可能。日历已经作废，生命时钟拨向了永恒。正如奥地利学者波里策称卡夫卡的时针是静止不动的。跌落到时间之外，没有时间的纵深感，人不可能找到归宿。卡夫卡和K们一样，都是漂泊化的影子一样的人。
卡夫卡活在历史之外，但他不可能不与历史发生纠葛。卡夫卡确信神圣上帝不存在，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宗教感。在他箴言式的笔记里，充满了自我的矛盾，世界的矛盾，人与世界的矛盾和此岸世界、彼岸世界对人深重的压迫和变异。卡夫卡一直拒绝与世界的和解，但他坚定地说：“在你和世界的斗争中，你要协助世界。”这是卡夫卡与世界签订的一部条约。他与世界的关系既是斗争的，又是结盟、相互消解、相互支撑的。当一方力量衰微时，他施以援手。这样，他和世界才能势均力敌。这场伟大的游戏没有胜利的一方。他和世界同样都是弱者。在斗争中最终不是彼此的征服，而是摧毁虚无感。卡夫卡与世界为敌时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因为与世界斗争的态度决定了斗争的结果。这让我想起他的小说。小说是卡夫卡写作的中心。卡夫卡的小说是留在世上的永远毁灭不了的生命的图景，是卡夫卡的生命与世界相会合的地方。卡夫卡把自我置入小说。他的心脏在他的小说里跳动着。卡夫卡身历其境，在幻象中确证自我。这就像普鲁斯特说的“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这是卡夫卡写作的永恒状况。卡夫卡注视K，就像端详镜中的自己。卡夫卡和K都忘记了，自己是K，还是卡夫卡。他们的身份早已勾销。但他们彼此是陌生的。他们是互相替代、互相背叛的亲密的朋友。K的存在是双重的，但卡夫卡仍然无力主宰K不可逆转的命运。对卡夫卡来说，小说的发展就是一个个的困境。
卡夫卡的小说是他的发明。他的现实是无中生有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在小说里，卡夫卡被推向纯粹、奇异的生命体验中，经历了无数遍人生。对修辞有洁癖般敏感的卡夫卡拒绝抒情的文风，以有限的、貌似枯槁的词汇朴素地叙述，但每个细节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指向永恒。卡夫卡不需要渲染。简陋就是丰富。最疯狂的想像需要最坚固的材料。他的语言混凝土般地凝固在叙事中。他的小说段落很少，几乎不存在冒号。他削弱了关节，几乎没有跳跃。小说以奔跑的速度不可思议地发展着。在三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里，当小说的走向愈发明确时，卡夫卡停止了。无人知道小说将终止于何处。也许因为漫长而无法结束，也许因为他想让小说永远向着未知成长。停止也是一种延伸。任何一个结局都意味着对开阔主题的伤害。卡夫卡把小说当作精神道路来体验。世界即个人。个人的命运即世界的命运。卡夫卡说：“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而已。”于是，小说戛然而止。这里，有一个事实值得重视。《城堡》德文第一版仅十八章，问世后，布罗德在整理遗稿时发现了第十八章的续篇和第十九、二十章以及其他不同的稿本、片断和删改的章节。卡夫卡把写作当成一场走火入魔的游戏，一次险象环生的逃亡。为躲避追踪，谁也不知道他设计了多少条行进的路线。他微微颤抖的手把错综的旅途遥控得变幻莫测。他的视线永远在黑暗里。最终，具有超人视力的他看见的是他永远都不可能看见的。无疑，这样的写作就是为了失败。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狭窄的走廊。命运不可修改。无以自拔、无以超越是永恒的人生处境。就像K无论怎样冲撞，庞大的、隐没在雾中的城堡的大门依然对K紧闭。没有什么坚强有力的因果逻辑，你只能在荒诞中遭遇不幸。仅仅是不幸吗？在《饥饿艺术家》里，绝食艺人不也保留着决定是否继续表演下去的自由？尽管生命是徒有其表的形式，人物也似乎没有重量，但在这种深刻的无力感中，卡夫卡始终有一种要把人物解放出来的渴望，也是自我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要求。人是为孤独和自由而生的。布罗德诠释卡夫卡的基本原则是：“怜悯人类！他们正在非常艰苦地寻找要做的正义的事情。怜悯，半是含笑，半是流泪的怜悯。”
“不顾一切地与所有人隔绝，与所有人敌对”的卡夫卡，透彻而深入地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的深层机制，是集体无意识的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者。卡夫卡作为一个伟大的局外人，自绝于人类又对人类无比悲悯。卡夫卡的作品不是狂躁的，他不控诉，也不批判，连一丝嘲讽也没有，在处理痛苦时也显得无比平易，更无意于催泪式的渲染，使我觉得他的血液里充满了善意和毫无杂质的纯净感。在阅读中，我总能感到黑暗的核心，有一丝微光在轻柔地放射着。《在流放地》里，正义是以一架经过精密的残忍的设计制造出来的无人性的、几乎像魔鬼般的机器的形象出现的，机器处决了人。置身人为的虚幻机构里，真正的恶就隐藏在我们内心。制造痛苦的和经受痛苦的是同一个人。而《审判》的主人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而被逮捕，直至“像一条狗似的”死去。悲剧的真正形式是生命不是以赎罪的牺牲品而灭亡。卡夫卡给人类道德伦理体系留下了怀疑的极度创伤。在阅读中，卡夫卡不断向思想愈加钝化的我提问：是什么样的幻影统治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庞然大物试图奴役人、剥夺人的自由？是什么剥夺了我们的主人身份？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相信卡夫卡在写作时也这样自言自语着。灵魂不再昏迷的人们，也会这样扪心自问。对《判决》这个暴风雨般的故事，卡夫卡自己曾留下三种解说。他的小说要诉说的正是无以言说的。套用博尔赫斯的话：“现实远比虚构的更神奇。”现实总被无视和缄默掩盖。世界远比我们的视线宽广。我们表达的仅仅是看得见的部分。卡夫卡将现实寓言化，因为更深、更宽广的现实只能用隐喻才能抵达。隐喻是蹲伏着的一双始终痛苦的眼睛，是内心里的诚实，让卡夫卡越过真实性的疆界把握世界的本象。世界的结构就是隐喻。说到底，作家的主要经验并非源于直接经历。卡夫卡的作品包含了自身命运的自觉。在隐喻中，卡夫卡获得了对生命的非凡的洞见。这难道不是另一种精确吗？卡夫卡在1919年写道：“我怕看镜子，因为按照我照镜子的一个方式，镜子显出的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丑陋，而且这副模样也不能绝对忠实地从镜子中反映出来。”卡夫卡在镜子中看到的是一个陌生人，自己的脸隐匿在另一个影像背后。我们看到，现实和现实感对卡夫卡来说绝对是两回事。文学的真实是对现实的拓展。卡夫卡的写作不是摧毁了现实主义，而是建立了一种极端的现实主义。真实不是框囿于写实中而是探索。越写实的其实越不现实。现实已经被客观、中立、全知视角等原则擦掉了，在完整的结构、平铺的维度里沉没了，成了一片黯淡的废墟。真正的现实在别处。我深深地感觉到卡夫卡是弥漫着的浓重的夜色里惟一的孩子，他的声音让我们震颤。
我渐渐地与卡夫卡相遇了。破解卡夫卡的作品之谜，无需传教士。卡夫卡充满了沉默，但卡夫卡暗示性的语言里从未冻结情感。他所有的文字都是精神诉求。面对如此深邃的心理空间，任何言语都是无力解说和注释的。卡夫卡是说不尽的。他的写作不是作为一种既成真理的表达，也没有明晰确切的价值准则。因为写作就其本质而言，是疑问式的。卡夫卡以极限性的沉思，祛除世界的魅惑，把握住生存的深刻困境。只有出生入死才能进入写作。灵魂的深度决定了写作的深度。卡夫卡的写作成了为自身的救赎写的证词。他最终抵达的不是绝望，而是洞开的悟性。他以理解为支点，薄弱的灵魂承担起了世界赋予他的那份重量。这时，我渐渐看到了卡夫卡模糊的轮廓。他独自一人经历着生活，趋向于内心，自觉地做一个“孤独的死人”。只因为世界并不比个人来得大，他的力量刚够关心他独自一人，他只做力所能及的事。孤独感凸现了他。他只与自己的孤苦灵魂一次次地相遇，并倾听。没有比拥有孤独更让他心仪的权力了。他生命中的空气寒冷而纯净。他成了一条僵冷的蛇，痛苦地蜷向内心。他仿佛死了，但血液在他身上缓慢地流着。《城堡》里的K死于无力生活，从作品一开始他就死了。而卡夫卡进入写作后就死了。只有死去的人，才有长眠里的梦。小说是卡夫卡无中生有的游戏式的发明，是在虚无幽冥中进行的梦。卡夫卡的写作，犹如一个死去的医生为病人诊断。我这样说，是因为卡夫卡小说里的幽灵气氛。在小说里我看不到卡夫卡本人，似乎小说在自动进行着。因为小说无需作家引导，它就是作家的引导者。深处的写作让作家消失。
事实上卡夫卡总让我有种深得透骨的隔绝感。在卡夫卡的作品里，你无法获得文学给你的审美的震颤。更深地阅读只会更深地被引向内心的深渊。卡夫卡不可能知道，他的出现，导致了一种文学的彻底转变。透过纸页，我看到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灵魂，满怀乡愁地在湿雾中缓慢行走着。他离开了根，但根一直活在他身上。他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在永无故乡可回的旷世的漂流中，是谁把卡夫卡带到这里的？卡夫卡的道路是什么？卡夫卡说：“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他和道路相互地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道路是他心中的一根绳索，拴住了他的个体生命。道路包含着终极悖论，根本就是无路之途。卡夫卡以不幸相遇的方式与这条道路立下了生死盟约。
就这样，写作作为日常生活，上升为生存伦理。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卡夫卡的写作充满了宗教感。他的写作穿过表象世界进入深渊境界，是典型的宗教思维方式。自审是他写作的本质。写作是他生命的象征，是把自己托付给命运的方式，是实现了生命的宗教。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写作作为生存现象才能成为一种祈祷形式。卡夫卡又说：“只有通过我的写作我才停留在生命中。”写作中的卡夫卡，他觉得“我的耳廓自我感觉清新、粗糙、凉爽、多汁，犹如一片叶子”。对于与布罗德的通信，卡夫卡认为这让他们的脖子都搁在各在一边的刀锋上，“然而如此缓慢，如此激动人心，如此少流血，如此折磨心脏，如此折磨双方的心脏。”写作让生命感无比确切，是卡夫卡惟一真实的生活，尽管创伤也是活过的标志。因此，卡夫卡不可能成为巴尔扎克之类的博大、厚实、辽阔的作家。他是个高度主观性和私人性的作家，是个不断地倾空自己的人。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不停地削减和释放，直至卸空自我，抵达无所不在的虚无。他像飞蛾迷恋火一样迷恋写作。他用了耗竭一生的力量，在写作中找到并坚守自己的命运。飞蛾在冰冷的火焰中化为灰烬，而语言是纯净的火，燃烧后不会留下任何灰烬。语言是闪电的灰烬。
卡夫卡最终无法获得他的主人身份。他的每个词、每个音节都留了下来，包括隐私的文稿、书信和日记。我同意米兰·昆德拉的意见，布罗德的行为是一种背叛，是无可原谅的。尽管没有布罗德，卡夫卡甚至不可能在文学史里留下名字。米兰·昆德拉说：“人们对待死人或像对一堆废料或像对一个象征。对于他的已亡去的个性，是同样的不尊重。”卡夫卡死后，在写字台上许多字纸下面压着一张折叠好的、用墨水写的纸条，写明了给布罗德，要求这位终生的朋友将他的日记、手稿、书信等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销毁。一个作者面对作品时都有一种毁灭的企图。这也是一种自杀。就像城堡的本象是荒诞一样，写作也成了荒诞的形式本身。是在无聊的生涯中添加的无聊的行动。世界已被植入病菌，他也是病毒携带者。或者说，他就是疾病。在与疾病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感觉着疾病的症候，追寻着病毒的来源，找寻着更好的药物。文学疗之不愈，在一定意义上毫无功效。他的写作是为自己和这个世界拟就的悼词，除了给寒冷的世界增添寒冷，还能增添什么？他的生存只能是一个错误。相信卡夫卡一定会这样向自己提问：对于这世界写作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维特根斯坦在札记里写道：“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对于卡夫卡来说，他不需要墓碑。生存的意义不在于显示，而在于隐匿自身。世上的光来自语言。语言是生命的投射。卡夫卡以开掘黑暗的方式收集光芒。他的作品反照一生。卡夫卡百余万字里弥漫着的那片巨大的深隐的黑暗静静地拥抱他的尸身。
“一辈子都是作为死人活着的”、幽灵般游荡在世上的卡夫卡最终留下了他的永远不会失效的文字。现在，他的内心就在我眼底彻底开放着。我阅读着他公开的心情，就像阅读着他留给我的遗嘱。我能感觉到他的额头在不停地颤抖着。他的每一次呼吸都仿佛召唤。我触摸着他，就如同站到孤零零的悬崖上，底下是漆黑的浪群。我屏住鼻息，一阵阵地晕眩。卡夫卡给了我这样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一生都孤身一人活在一场风暴里，没有岸，也不会有前来搭救的船。他在风暴里寻找着一种残存的力量，一点点地记录下来。现在，我沉没在他制造的风暴里，渐渐蜕去了肉身和骨骼，只剩下一颗胀大的心，我也终于获得了安慰。当我行走在亚洲的中心那片苍凉、干渴的土地上时，我感觉到我经历的将近三十年的生命变得虚幻起来。卡夫卡这样认识他的日记：“一切在我看来皆属虚构。”世界的不真实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不真实。卡夫卡的人生掌握在虚构里。在我看来，卡夫卡的一生都与虚无搏斗，但只有搏斗，没有结果。卡夫卡终被虚无摧毁。这个有着梦一般气质的瘦削男人的生命仿佛虚构，而我们虚构了谁，又被谁虚构着？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7.00元
《卡夫卡传》，马克斯·布罗德著，汤永宽译，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