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寻找远去的报馆
作者：王芝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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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于2002年2月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我大约十年前就萌生的念想，今日终于可奉献给广大读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至各个领域，新闻媒体也由“完全一律”走向个性化，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像的。在报刊上，也零零星星的出现追忆“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文章。我突发奇想，可否出一本书，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反映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概貌，编者也不必为“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作辩，请读者自己鉴别。如果能为新闻媒体改革起到点借鉴作用，那就更好了。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社评以及那时的照片，是最能反映实况的。于是这两样成为我搜集的主要目标。但《大公报》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几乎损失殆尽，要想搜集谈何容易……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属于“文人论政”的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以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四不”说到底就是独立办报，不受党派、金钱、私利和权势所左右。正如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所说：“我们对任何人或党派并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的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我们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
“文人论政”就是文人参与谈论政治。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主要是通过社评实现的。《大公报》始终坚持每天一篇社评。自1934年1月由胡适先生建议《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星期日的社评由“星期论文”所代替。而“星期论文”由《大公报》馆外著名学者、教授、文人参与“论政”。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社评谈论时事、议论政治、针砭时弊，受到朝野上下、中外论坛的重视，也受到各个党派乃至领袖人物的关注。抗战期间有一位文人杨云史，他写了一首词，盛赞《大公报》社评，句中有云：“六合朝朝雨露布，笔阵横扫千军上。”这是文人对办报的期望与心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读了这首词后说：“我们真有苦自己知。我们的社评，不见得就是露布；我们的笔，也不能横扫千军。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大公报》里的“秀才”，诸如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就是这样的“秀才”，有一股执著的爱国、爱民的“呆劲”。
近日，有位博士生，他写的论文与《大公报》有关。他说读了不少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社评，却把他弄糊涂了；到底大公报是向着共产党，还是向着国民党？我说，你还是再多看一些，就会明白了。《大公报》的社评作者，他们没有固定的站在那个党派一边的立场，而是就事而论，依据事实说话。尽管不能说《大公报》社评的言论总是正确的，也常常有错误，但由于脱离了“党”、“卖”、“私”、“盲”，就建立起言论公正的坚实基础。
为搜集《大公报》社评，我采用一年一年来的笨办法，以总馆为主，分馆不漏，将每年重要社评复印回来装订成册。因此对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来说，我是常客。我与图书馆人员开玩笑说：“我不是故纸堆的蛀虫，而是故纸堆的探索者。”
据当年《大公报》担任摄影记者的管绍熙先生介绍，我得知文革初《大公报》被红卫兵查封后，有点照片是管先生亲自移交给新华社的。我又从已故《大公报》著名摄影记者魏守忠子女那里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有点《大公报》照片。于是买了张月票，凭一封单位介绍信就开始行动。原以为很容易到手，其实不然，最后还是凭着“诚恳”与“执著”，仅以成本费拿到手。照片另一渠道，就是找原《大公报》老人和已故老人的子女。几乎所有家庭都在文革时失散了那些珍贵的老照片，但仅是“残存”的“漏网”的，我已是收获颇丰了。需要感谢的名单就有四五十名，恕不一一列名了。
由于篇幅限制，此书仅选载了《大公报》不同历史时期社评40余篇、星期论文12篇、专文3篇，我写的“《大公报》史略”不到两万字。最令我遗憾的是，我搜集到的近千张照片（包括版面照），只用了40多张。《大公报》诸多名记者的《新闻通讯》，也只能“忍痛割爱”。
此书另一个主编刘自立，是《大公报》老记者刘克林的长子。他涉猎颇丰，近五年来也花了不少时间关注《大公报》问题。尤其是对于《大公报》历史谜团，他常有独到的见解。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诞辰。但愿《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是一份贺礼，能为还其原来面貌起点作用就好。今日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应当继承和发扬老报人优良作风。新记《大公报》继任总编辑王芸生曾说：“真正的记者代表的是真理与正义。”他还说：“新闻记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栖栖皇皇，食不甘味，席不暇暖，风雨奔波，秉烛达旦，皆是为了读者每晨所看到的一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