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谈科学与宗教的“和平共处”

作者:厚 德〔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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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和宗教是现当代社会的两大支柱,没有科学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没有宗教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在本质上,科学〔1〕是对宗教的反动。宗教宣传人是上帝创造的,科学宣称人是由低级生物逐步进化而来的;宗教否定现世的意义,号召人为了来世或天堂而努力,科学否定来世和天堂的存在,而聚焦于改造现实世界;宗教引导人们注意精神追求和灵魂的解救,科学旨在改善物质生活和帮助人们实现物欲的满足。然而在科学如日中天的今天,宗教却同样深入人心,即使在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宗教信徒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科学与宗教能够和平共处?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这在不少人看来或许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这个词,每天都在使用科技产品,几乎每时每刻都是科学的受益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鸡,什么是蛋,但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至今是个谜。再譬如,现在世界上民主是“主旋律”,但真正理解这个词,并充分认识到理论上的民主与现实中的民主之巨大差距的人还为数不多。科学不是一个谜,在理论上也是不难说清楚的。下面我们从四个角度看科学的本质特征。
  在众多的定义中,伽利略的“科学就是测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应该是最切中肯綮的〔2〕。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一种“量具”去测量所研究的对象,以便利用之。因此科学强调可重复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测量所得的结果必须经得起反复的验证,只有这样,所研究出的成果才会有实用价值。这个实践(验证)过程之于物理学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这在其他许多自然科学学科也被视为研究的必需。科学必须有数学的准确性,不准确(或精确)的东西严格讲不是科学的。从此角度而论,虽然在当代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也在尽量向科学靠拢,冠之为“科学”,并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等科学方法,但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距离会永远存在。简言之,科学是用“测量”的方法认识世界,进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知识系统。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一个实践过程。
  同时,科学也是一个认识过程。科学是人们用已有的工具和知识对未知事物的认识,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主动探索。以现在流行的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例,它是以分析的方法从研究已知局部到推演可想像的整体或更小局部。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古来有之,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利用分析方法的古代科学家;而推演方法的基础——逻辑,虽然也是古希腊人所创立的一种思维方法,但如杨振宁教授所说:“从牛顿开始,西方的学者才真正地了解到这个逻辑推演方法的重要性,而把这个重要性加到所谓Natural Philosophy里头,由此产生了近代科学”。〔3〕分析科学的长处是局部研究,所研究的也永远是“局部”。不幸的是,人类必须对某种层次的整体加以描述,而许多整体又无法科学地测量,就只好以有关局部的知识对整体加以“推演”或“预测”,因此,在这些“预测”和“推演”中有数量不同的“水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才会有前人测量或推论的结果经常被后人推翻的现象。
  由此可见,科学又必然是一个发展过程。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可以作为这个“发展过程”的一个绝好例证。从1964年4月7日美国的IBM公司制造出价值50亿美元的66IIBM360计算机到二十世纪的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从九十年代初的386到二十世纪末的奔腾1000,计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之快,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总是出人预料,用“日新月异”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从整体上看,发展无疑是科学的一个本质特征。牛顿力学被发展,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理论也受到挑战,这充分说明科学是一个认识—否定—再认识—再否定的发展过程。正是有了推翻,有了对前人的挑战,才有了科学的发展。科学敢于接受挑战,不耻于否定自己,才有了科学的日新月异,才有了今日之科学的繁荣。
  “科学”是当今世界上被用得最多、最泛、甚至最滥的词语之一,这也可以被视为科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和研究称为自然科学,对生命的研究称为生命科学,对社会的认识和解析称为社会科学,甚至还有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等。人们不论在哪一个领域,为了得到合法的“身份证”,都要尽量向科学靠拢,或在本领域采用一些“科学”的方法。然而当科学这面大旗在整个地球上高高飘扬的时候,人们的观点或态度却经常不是科学的。例如:对于目前人类智力可以理解的或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能够解释的东西谓之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伪科学的;对于自己喜欢或能够接受的东西誉为科学的,对于与个人的看法相左的东西斥为迷信的,或违反科学的等等,不一而足。科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其狭义上,一般没有多少问题;但在其广义上,人们却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很容易违反科学的。如前所述,科学就是测量,然而由于测量工具的限制和人类能力的有限,大千世界中可以测量的东西虽越来越多,但无法测量的东西仍然无数。这里仅拿烧菜作为一个例子:西人学做一个菜,除了问配料之外,还会问炉火要多少度,要烧多长时间。因为只有按度数、按时间才是科学的。然而,炉口的大小不一,锅的厚薄不同,炉灶的新旧不等,如果这些因素不严格统一(遗憾的是无法统一),而只关心炉火的度数和时间的长短,这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呢?
  
  宗教的基本属性
  
  世间宗教,从三大宗教到地域性宗教,在其本质上都是宣扬弃世的,在其运作上是入世的,在其效果上则是济世的。弃世、入世和济世三者在表面上相互矛盾和对立,但在其根本上却是互补的、共存的、“三位一体”的。
  “弃世”是宗教的一个共性。要成为一个信徒,首先要深信现实世界充盈着苦难(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信徒是先认识或体验到了这些苦难后信教的),而面对这些苦难,人又无能为力,于是只有求助于神。神站在高处对人世有更全面的、更完整的认识。于是宗教总是“告诫”人,人世极苦,要脱苦只有弃世。弃世不是要马上绝世,而是要先放弃凡人之心,后抛弃凡人之体,才可以最终摆脱苦难。佛教的“彼岸”、基督教的“天堂”、道教的“仙境”,都是以没有种种苦难而区别于人世并对信徒展示其魅力的。弃世是要求人们放弃执著,无视荣辱,淡化人性。这对于人之修行和升华无疑是必须的,但对于主动地改善俗世则无补,因为这是对世间一切存在的一种淡漠,一种“默认”。也是在此意义上宗教被指责为“鸦片”(马克思语)。
  “入世”是科学和一些强调人之能动性的学说(如儒学)所倡导的。入世说主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关心这个世界,就要尽力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而不是倾心于其他。事实上,宗教在其运作上也是入世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的存在空间是人世,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入世;
  2.宗教尽力说服信徒憧憬天国的行为是入世的,对谜中之人进行规劝、棒喝,不入世是无法做到的;
  3.宗教在其发展上,从吸收信徒到礼拜形式,无不具有其时空色彩,时空无疑是俗世之物;
  4.宗教对排解人世疾苦的努力在实质上是入世之举,如为人祈祷、为人超度以及祈天降甘露,驱怪魔远离,无不如此。
  “济世”是人以及人所创立的许多学说之目的。说一个人“伟大”是因为他以他的努力在特定意义上解救了、帮助了一定数量的他人,或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一定范围的生存环境;说一种理论伟大是由于它阶段性地解释了某些迷惘,解决了一些生活问题,或在一定层次上展望了改善人生的可能性。宗教在其效果上无疑是济世的。教人爱他人,劝人淡苦难,助人求长生概莫能外。诸教主或教宗的济世众所周知,宗教对社会稳定和人世祥和所做的贡献也不可否认。同时,许多宗教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的炼丹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基督教的新教之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西方社会学泰斗韦伯发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成为西人的共识。根据韦伯的研究,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因此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基石〔4〕。推而论之,没有新教,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没有今日之西方科学的繁荣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由此,基督教的济世不仅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应该是功高盖世的。
  “神化”和“人化”是宗教的第四大特征。宗教一般都会经过神化和人化两个阶段,即“宗”和“教”两个过程。神化阶段以某些高人的“升天”、“成仙”、“得道”等为起点,以信徒数量的增加为过程,以一定数量的人信其为神、为宗,并心甘情愿地为之牺牲(包括物质、精神等方面)为终结。“宗”一旦确立下来,并被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方式受到崇拜,则成为“教”,亦即进入了“人化”阶段。之所以称之为人化,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神”或“宗”是以俗人的理解而存在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在信徒们尚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神明绝对不会要求凡人们为其建造金碧辉煌、规模恢宏的庙宇。因为神明之所以为神明,不仅在于他的全能全知,更应在于他的爱人、救人,并远远超出人欲。入世和济世的宗教被“人化”后却为人们描绘了一个远离人世的去处,一个虚渺的天堂,一个对现世的生活必须作壁上观的来世,这的确是一个不为人们注意,但却值得深思的现象。
  宗教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尤其是成为政治帮凶的宗教之面目更令人无法不横眉冷对。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宗教(广义的)自人成为人之后就一直存在,并扮演着人世间甚为重要的角色:导引、救助、安慰苦难中人,当然其效果和能量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宗教存在于人世间,因此也像所有其他世间万物一样满载着人的烙印,而受时空限制的人也把其限制留在了其烙印中。由此,诸宗教也就同样有了各自不同的局限。同时由于宗教与其他人为之物(如科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同,也就为人们的各执其见埋下了伏笔。批评宗教者抓住的是其局限,信徒们坚信的是其端点。
  
  科学和宗教共存的必然性
  
  科学和宗教能够共存于世,必然有其客观成因。大千世界如果由某一种事物单极地“统理天下”是极不正常的,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极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是因为世间人为之物无一不是“长短”的统一体,科学与宗教亦不例外。
  科学的对象主要是“形而下”,而对“形而上”则多无能为力。科学无法测量感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情不能以他或她一天说了多少次“我爱你”来衡量;也不能说一个人一天喊10次万岁就忠,而一天只喊一次万岁就奸。科学对人类最大的灾难——情感痛苦无能为力,对“人生三苦”〔5〕,对佛教所说的“八苦”,对失恋之苦都没有解药。科学无法测量一个人的思想和知识,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20年写了20本书的人比一个20年写了10本书的人更有思想;也不好说一个记住了1000个书名的人就一定比一个记住了100个书名的人有学问。对一些古老的学问,科学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解释,例如对中医的经络说、气功的气等都束手无策。
  科学是针对物质世界的一个以量化为工具的知识系统,不能量化的一般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由于科学在现当代的繁荣昌盛,一些本来无法使用量化工具的社会学科为了正名,也尽力采用量化的方法。例如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是这样科学地研究“一个人是否幸福”这个问题的:他对其选定的各类人进行24小时观察,看男人在此间有多少次开怀大笑,看女人多少次放声大叫〔6〕。以此来判断他或她是否幸福,这恐怕很难不让人想到“滑稽”一词。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许多冠之以科学的研究一直在做的。如前面“炒菜”一例所示,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量化的,是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的,也就是说科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不是可以运用于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领域。关于科学的限度,爱因斯坦曾在给一个求教牧师的信中从一个角度做过精辟的论述:“科学无疑可以掌握因果关系,并且就目标和评价的可比性和不可比性得出重要的结论,但对于目标和价值进行独立的和基本的定义则是科学所鞭长莫及的。”〔7〕
  科学可以作为人类探索世界的工具,但这有一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其反面。对于在物质世界中暂时落后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科学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可以使人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但人类并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科学也无法提供人类的一切必须和社会发展的所有条件。如英国大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所说,科学和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8〕。托尔斯泰更为直率,他说科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对我们的问题,对于人类惟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干什么和我们该怎样活着——没有任何答案。对托尔斯泰的问题,韦伯断言人类只有去求助于先知和哲学家,到理念和宗教那里找答案。科学,在韦伯看来,不过是一种“行业”〔9〕。韦伯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作为资本主义得以在西方成功的根据虽不无“西方中心论”之嫌,但仍然是很有见地的,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只聚焦于后者,而完全忽视了前者的重要性。
  世上万物都有其“专长”,也必然有其“局限”。科学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宗教的核心是信仰。信仰者,坚信崇仰也。信仰是人之为人的根基所在,还没有听说其他动物有信仰的说法。信仰也是人在各种困难、灾难、无望面前尚坚持活下去的支柱,如果没有了信仰,生命的意义也就无存了。这是宗教的力量所在。信仰的对象可以是神圣的,精神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或现实的。不应把信仰狭隘到主义、宗教等区区几个方面。宗教与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宗教不等于信仰,且宗教只是人追求生命之意义的无数方式之一。
  由于人在世界上不可逃避的各种苦难和一些人为的灾难,宗教无疑具有了其存在的必然性。然而宗教的局限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她对物质世界的“无能”和她的教理的“不容怀疑”之外,宗教还经常导引人们走上一条迷途,即神化人。这是因为,幻化一个天上的神虽可以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毕竟真实感不够,而且人更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和凡人有更多共性的典范、榜样、导师或领导人。这种心理和现实的需求使世间神(或半神,英雄,伟人)有了产生的基础。因此有了印度人的释伽牟尼、中国人的老子(道教化的)、犹太人的基督、伊斯兰人的穆罕默德。而当这些世间神也略显遥远时,人们又创造一些“当世神”:帝王、英雄、殉道者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著名帝王、英雄大多都有“神”的背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经常被神化,或“高大全”化。然而他们毕竟是个凡人,有凡人的七情六欲,只是被暂时神化了而已。这是产生各种“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宗教的这一“入世之举”至今尚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
  科学的“专长”在形而下的物质界,而宗教的“专长”在形而上的精神界;科学的力量在于她的“实事求是”,宗教的力量在于她的“锲而不舍”。许多科学大师都曾直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其中爱因斯坦是最为著名的一个。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爱因斯坦明确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产生于严重的误解。即使宗教和科学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互相促动、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10〕
  在与彼得·巴肯的对话中,爱因斯坦对这一观点进一步给予强调:“我不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天生的两个敌人。事实上,我相信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 接着他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概括:“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11〕这已经成为论述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第一名言。
  相对于其他一些科学大师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比较开明,比较客观的,与本文的观点也是基本一致的,即科学和宗教是世界中的两个巨大存在,它们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因为它们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
  科学的局限在于其对形而上的无能为力,宗教的局限表现在其对现实生活的淡漠背弃。然而宗教中人必须存活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无法离开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因此在聚焦于形而下的科学繁荣昌盛的时代,宗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乃至冲击是在所难免的。由于科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巨大成功,人们企图扩大其疆域,把它超限地运用于形而上的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不可取的。人为地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其后果要么是弄巧成拙,要么是得不偿失。不少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著名社会学家兰斯基和诺兰在他们的名著《人类社会》(第八版)中断言:“现在人们应该清楚在科技发展和自由、公正、幸福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事实上,人们更应该问:科技发展是否把人类社会诱上了付出经常大于获得的演化之路。”〔12〕
  古代哲人一再强调“中庸”的重要,但人们要真正做到却是十分困难的,几千年来也没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在科学和宗教问题上更是如此,不是把科学万能化,就是把宗教僵化。万能化和僵化实际上是同义的,其结果都只会是事与愿违。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不是万能的,都不是没有局限的,而正是这种先天的局限使万物的共存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科学与宗教在表面看来是各执一端、水火不容的两极存在,但它们各自的专长和局限则从根本上奠定了它们可以和平共处的基础。
  注释:
  〔1〕这里的“科学”是用其狭义,即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指以实用为目的的现代科技。
  〔2〕转引自Harry C.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Westview Press, Inc.1995,p.2.
  〔3〕杨振宁:《中国文化与科学》,1999年12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演讲。
  〔4〕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0.
  (5)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
  〔6〕Ronald Ingleh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A Response to a Greeting Sent by the Liberal Ministers‘Club of New York City,Published in The Christian Register, June, 1948.Published in Ideas and Opinions, Crown Publishers, Inc. New York, 1954.
  〔8〕转引自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Pine Forge Press, 1994,p.6.
  〔9〕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and Mill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9~156.
  〔10〕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published by the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nc. New York, 1941.
  〔11〕Peter A.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as City, 1992, p.85.
  〔12〕P.Nolan and G.Lenski, Hum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Macrosociology (8th ed.), Mcgraw-Hill College, 1998,p.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