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珍珠港遐想
作者：叶舒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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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千年秋震惊全球的“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前，美国人对世界级战争的残酷性与灾难性的历史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永远是挥之不去的最惨痛的一幕。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遭受重创，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而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场景在美国的国土上只发生过这一次。因此，外界观光者眼中的美丽夏威夷群岛，对于经历过那场噩梦的美国人来说，却总是散发着一股挑战性的火药味。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都是从作为“内参影片”的《山本五十六》中得到“珍珠港事件”的直观印象的。日本人视角中的太平洋战争总不免要突出其日本帝国的武士道精神。日军战斗机俯冲撞击美军舰艇的那种自杀性的攻击方式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真没想到半世纪后的恐怖主义分子采用非常相似的方式攻击美国大都市的非军事建筑目标——纽约世贸大楼。从出其不意这一点看，日军的将士和恐怖分子都发挥到了极致。而从劫持民航客机作为攻击武器这一点上看，恐怖分子又比日本军人更显得老谋深算一些。人性中的残忍与狠毒的暴露程度，也可以说是空前的。
由于影片《山本五十六》的缘故，夏威夷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火红色的惨烈地方。这次来檀香山才感觉到这里完全是绿色的岛屿，其生态之美可以夺全球之冠；在珍珠港参观前到游客中心的剧院看到美国人拍的记录片，发现对同一事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表现。让珍珠港空袭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充当讲解员，似乎更能突出当事人讲述当时事件的客观性。然而，正如英国人笔下的库克船长是夏威夷探险的英雄，而夏威夷土著传说中的英国库克船长则是降临海岛的神灵。讲述者的身份才是决定讲述内容与倾向的关键。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同样依赖虚构和想像，这对我们传统的文史区分的观念(文学是虚构，历史是纪实)是一大挑战。在历史法庭上呈堂供证的言辞，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抑或全都是程度不同的伪证?我自己曾到海南琼海的红色娘子军故乡做历史调查，知道由正面的传媒制造出来的红色娘子军形象与现实差别极大。借用司汤达《红与黑》的色彩符号学模式，这里的“娘子”原来是摇摆于“红色”与“黑色”之间的。现在，面对飘扬着星条旗的珍珠港纪念馆，我们到底应该相信美国品牌的珍珠港事件呢，还是日本品牌的珍珠港事件呢?我们曾和日本人打了八年，又在朝鲜战场和美国人交过手。面对这些昔日的敌手讲述给我们的历史，能信么?如果按照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符号生产必然有生产虚假的一面，我们又靠什么去体认真实的历史呢?
一边是歌舞升平的旅游胜地，一边是惨烈历史灾难的纪念地，这两个色调截然相反的景致，竟然在这座太平洋岛屿上如此协调地统—起来，取得了相反相成的互衬效果。珍珠港事件使夏威夷和欧胡岛的名声成倍地增长，而夏威夷的旅游开发又使全世界的数以万计的游客熟悉了这里的美国海军军港。据导游先生的介绍，来这里的观光客以日本人为最多。我无法想像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其后代会以怎样的心情来观看这里的一切：面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建设“亚利桑那”纪念堂，他们的第一反应和随后思绪又会怎样呢?
这个外观设计别出心裁的水上建筑，落成于1962年。从岸边看去，就像一个白色的玉枕，静静地漂浮在蓝色的海面上。按照主工程师、美国人奥费德·培斯的解说，“纪念堂的结构显示两端挺拔、中间低凹的形状，象征初遭惨败、终获大胜的太平洋战争发展过程。就整体而言，呈现一片祥和而不显悲伤的气氛。让每个人能够冥思探究内心的感受”。从实际效果看，可以说他的设计初衷完全达到了。
纪念堂横跨在葬身海底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舰体之上。每个旅游者在观赏了20分钟的历史镜头之后，由国家公园的管理员指挥搭上渡船，前往海中的“亚利桑那”号残骸。当你从渡船登上纪念堂，可以看到涌动的海水下面“亚利桑那”战舰那完整的船体，而它的烟囱露出水面至少有一米高。那一天有美国海军的1177位将士终生长眠在这艘军舰上，他们的名字被一一镌刻在纪念堂里专设的大理石墙体上。这个数字几乎占了当天珍珠港灾难中全部的遇难人员2388人的半数。人们甚至没有去打捞遇难者的尸体，怕惊醒了已经安息的灵魂。由于这次集中伤亡的惨重教训，美国国防部作出规定，凡有亲人参军的都不能在同一个部队里服役。战争发生的那一天，被定为美国的“国殇日”。流逝的半世纪岁月似乎丝毫没有冲淡战争灾难的遗迹。面对好像刚刚下沉的“亚利桑那”号，人们仿佛还能听见殉难者的临终呻吟，仿佛还能看到燃烧的战舰火光冲天。
珍珠港的确是美国最年轻的一个州的标志性景点，也是世界旅游史上最富特色的观光点之一。整个的参观过程被设计为亲临现场式的历史灾难的切身体验。它不仅让每一个美国人不忘国耻，牢记血的教训，而且也让来自五大洲的游客感到新奇和震撼，足以启发无尽的想像和深思，给人留下毕生难忘的回味和追忆。
我参观时所想到的是：珍珠港事件终于引发美国人更加残酷的报复：世界上第一颗在人群中炸响的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帝国崩溃的过程。核子武器空前巨大的摧毁性力量虽给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历久常新的创伤记忆，但是它的更大范围的负面效应是：从根基上打破了人类理性永远进步的神话。
无独有偶，参观珍珠港一年后，恰逢2001年的影坛盛事：好莱坞大片《珍珠港》在全球公映。7月中旬在日本上映前，导演麦克贝和男主角班艾佛列特抢先在东京举行了名为“爱在东京”的电影招待会，让数万名日本影迷先睹为快。日本人对珍珠港的了解来源于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记述，有“珍珠湾攻击”这个名目。影界的传媒为《珍珠港》在日本作宣传时，只用英文片名“Pearl Harbor”以及片假名，这种障眼法的效果是让年轻一代不会联想《珍珠港》说的就是日军突击珍珠港的历史。在影片的宣传海报中，男女主角的造型，却移花接木到借用《魂断蓝桥》和《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的格调，这就把上一代日本人的铭心刻骨的历史记忆改换成这一代日本人喜闻乐见的言情传奇了。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可以任人打扮的新娘子。
但二十一世纪的影片《珍珠港》到底不是二十世纪的经典片《魂断蓝桥》。《珍珠港》中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命运，是在日军发动的战争背景下造成的。因此日本人对美军的感情一定较为复杂，那里边糅合着加害和受害的双重意蕴。战后的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闭口不讲日本军国主义作为侵略者的真相，却对广岛、长崎遭受的原子弹后遗症念念不忘。这样就必然助长了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历史印象，况且是全世界惟一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度。日本观众看影片《珍珠港》的反应可谓五味俱全。他们坚决维护民族自尊的态度，在媒体的采访中表露得很清楚。一名日本年轻女子说：“我不觉得日军可恶，因为我是日本人。”一位旅居日本的中国观众看到：一名中国妈妈和她的日本丈夫，带着他们的女儿来看。小妹妹说：“日本军真够聪明，趁美国人不留意，来一个大突击。”站在旁边的妈妈赶紧敲了一下她的小脑袋，不好意思地说：“还以为带她来看，可以让她看出日军侵略的可恶性，没想到她却……”这位旁观者感叹道：“要使日本人从历史中学习和平是那么困难的事。要教育日本人，只有像美国那样把它摧毁一次！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想多数人也可能无法苟同这位同胞的激愤之语。以暴治暴从来就不是什么好的教育方式，相反，它只能证明教育的失败。否则任何恐怖主义都会找到堂而皇之的行动理由了。
我不知道来珍珠港实地参观的众多日本游客是否会从中得到和平的教育。但愿这些足以勾起战争回忆的遗址和遗物不会再度燃起敌对和仇恨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