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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宗别源
作者：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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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二十年来，人们日渐重视文化史研究，这种研究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提供了观察历史和现状的新角度，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本民族和别民族文化创造的走向，以及诸民族文化间交融互摄的复杂过程，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文化史以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为对象，并特别注意人类创造文化时主体意识的演变，从而与考察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史和社会状貌的社会史相区别。文化史研究应当致力于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的整合，以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记述，构成这种记述的材料，则选自已知文化资料的整体。而“已知文化资料的整体”应当包括“俗文化”资料和“雅文化”资料两大部类。“俗文化”指流行于大众民间的文化，它成自众手，是在一定时代形成于一定生活共同体的非理论化的社会意识；“雅文化”指社会上层文化，它经由职业精神生产者依靠已有的精神生产资料加工而成，较为系统、专门、定型，便于保存与传播。这两种文化的区分由来已久，我国自古便有俗乐、雅乐的对称，有风(民歌)、雅(宫廷诗歌)、颂(庙堂诗歌)的并列，有高跷、秧歌等民间游艺与“琴棋书画”等君子“雅道”的分野。然而，这两种形态的文化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渗透，彼此推引，雅文化要从俗文化中汲取营养，或者以其作为依托物，或者以其作为“补强剂”、“复壮剂”；而俗文化又受到处于统治地位的雅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各阶层人们的欣赏趣味上，这两类文化也并非总是楚疆汉界，壁垒分明，“雅俗共赏”这一成语便反映了两种文化相通互动的事实。
如果说，俗文化更多依赖于民间生活习俗的递邅和大众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其文化资料(有的后来也笔之于书)，那么，雅文化则主要是以经过认真加工的、精致的形态贮存其文化资料。在中国，“雅文化”的渊薮便是汇合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学术著作。一部中国学术史，大体反映了中国雅文化的发展历程。如果我们同时又注意于俗文化的研究，认真考察俗文化与雅文化的交互关系，便有可能对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纷繁错综的文化现象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显示规律的认识。从这一意义而言，治学术史是治文化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二)
我国自古便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学术往往被推尊到至高地位。古人说：“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1〕近人陈寅恪更指出，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2〕。而学术的累积尤为人们强调，所谓“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梗、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3〕由于我国历来着意于学术的累积，于是有五经、六经，乃至七经、九经、十三经的确立和反复疏解，有前四史、十七史，乃至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的代代编纂，使中国学术延绵不绝，传统未坠，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中国学人在注意学术累积的基础上，又追求学术的“因时制宜”。“袭故而弥新”〔4〕，“濯去旧见，以来新意”〔5〕被认作是治学的高妙境界。加之中国本土学术不断汲纳外来学术(如南亚佛学、欧美西学)，彼此融会，更增添源头活水，使历代学术各具丰采，前后辉映。总之，中国学术既代代相因，又新旧更替，内外融会，形成一种波澜起伏的万千气象。
中国学术史因其漫长复杂，而带来研究的艰辛；也因其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事实上，我们的先辈已在这个困难而又饶有兴味的领域披荆斩棘，劳绩卓著。从先秦诸子开始，历代都不乏有识之士对前代和当代学术作“分其宗旨，别其源流”的工作，他们或者从微观(对某一学者)、或者从中观(对某一学派)、或者从宏观(对某一时代各学派以至纵观古今各学派)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穷源竟委，各有创获。战国及秦汉之际撰著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礼记》中的《学记》、《儒行》等篇章便有对晚周学术的综述、分论和评议，成为学术史的嚆矢。汉代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中的《要略》等篇，司马迁《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传》、《儒林列传》等篇，班固《汉书》中的《董仲舒传》、《司马迁传》，尤其是《艺文志》、《儒林传》更以较为整齐、系统的文字，记载、评介周秦以来的各个学派及其著作、思想。循此传统，以后各代史书，分设艺文志、经籍志、儒林传、文苑传、道学传、方伎传等包含学术史素材的专章。此外，在各类文集的序、跋中，在学者们的随笔、札记中，亦多有关于前代、当代学术流变的记述和评判。唐宋以降，朝廷编纂大型类书、丛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集历代学术大成，为考析流变提供系统的资料基础。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还有学术史专书的涌现，继南宋《伊洛渊源录》、《伊洛正源书》之后，明代有《伊洛渊源续录》、《闽学源流》诸书，明末至清代，更有叙述学派源流并对各学派学说略加论断的“学案”式著作纷纷创制，如《元儒考略》、《圣学宗传》、《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儒林宗派》、《理学宗传》、《清学案小识》、《北学编》、《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以及民初编纂的《清儒学案》，便是其中的名著。至于佛教、道教则素来注重本宗教(及其内部各宗派)的衣钵授受、系谱传递、道术承袭的记录和研究。佛教“灯灯相传”的“传灯录”一类教派史著作，直接启迪了宋明以降诸“渊源录”和“学案”的编写形式。至近代，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则力图站在新学的高度，对中国学术史重加评判，并留下内涵丰富的论述。
(三)
前人对学术流变的追述、评论，当然都要受到自己学术观点的左右，见仁见智，各有创识。就总体而言，我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是从多元走向一元的，在一元中又包蕴多元因子。这种进程也影响到各代学人评论学术流变的气度。在“处士横议”、“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期成文的《庄子·天下》，对先秦各学派并无特别的推尊和贬抑，关于诸子的分合变异及长短得失，都有较公允的评判，显示了学术多元时代的恢弘气象。以后，《史记·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大体沿袭着这一传统，它们虽然承汉初思潮，显示了对道家的某种程度的偏爱，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对于各家学说的来龙去脉和优长缺失，都尽其可能地给予客观、平正的论列。当然，战国晚期也有学派性强烈的评议，如《荀子》、《韩非子》中论学术派别的几篇专文，党同伐异气息已渐趋浓厚，《荀子·非十二子》推重孔子、仲弓一派，抨击其他诸派；韩非斥儒士为蠹虫，而将法术之士加以抬举，但荀、韩毕竟尚未明确提出一个排斥异说的单线学统。两汉以降，随着“儒术独尊”的日趋明朗、定型，学者论学术流变大都逐渐落入儒学一脉独传的窠臼，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说，便开其端绪。到唐宋时期，更形成流行于士林的“道统说”。这个由韩愈的《原道》始作俑(该篇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统系)，由宋代理学家完成体系的“道统说”，以正统和僭伪为尺度，规范中国学术的发展程序。朱熹在《中庸章句》中编制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二程”这样一个系列，被视作对“道统”的经典性归纳。道统说的基本思想是孔孟学说，尤以思孟学派为正宗，与此相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应排斥在中国学术正统之外。两宋以来，虽有叶适等人批评道统说，但学界主潮则是奉道统说为圭臬的。清人熊赐履所撰《学统》颇有代表性，它以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九人为“正统”；闵子骞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荀子以下至王阳明等七人为“杂统”；老、庄、杨、墨、告子及释迦氏为“异统”〔6〕。道统说的价值在于它大体勾勒出儒家主流；其弊端是，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漠视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事实，甚至也未能公正界定思孟学派之外的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
晚明以来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中，不乏识见卓异的人物，他们虽然很少正面批判道统说，却能在自己的论著中挣脱这个范式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对某一时代的学术流变给予评述。这方面劳绩最著的是黄宗羲。他独立撰写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奠定基础，由其子黄百家、其徒全祖望完成的《宋元学案》，是中国最早的详尽而有系统的两部学术史专著。这两部断代学术史发扬王阳明“学，天下之公器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的反独断论精神，不拘泥于“正统”、“僭伪”一类衡量标准，清洗韩愈、朱熹等人在学术统绪上涂抹的神秘色彩和正统理念，着力于对明代及宋代、元代各学术派别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者生平、著作、思想加以考辨，尤其注目于师生授受对学术派别延绵、变易的影响，并有意陈列“一偏之见”、“相反之论”，使“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8〕，并“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9〕，这就把学术流变的考察置于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尊重中国学术的多元潜质，敢于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正隐约预示着挣脱学术大一统枷锁的时代趋势。这是近代学者梁启超等人在研究中国学术史时，格外看重黄宗羲并编《节本明儒学案》以求推广的缘故所在。
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对中国学术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整理。其间编辑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由纪昀等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对各种学术专著勾玄提要，而且对各学术派别的发展脉络作分门别类的述评，“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10〕，为中国学术流变的探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近代学人致力学术史研究，超越古人的处所在于，视野更为开阔，观念及方法均发生近代转型。如对学术作分科解析，注意学术产生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考察中外学术的交互影响、比较中国学术与异域学术(尤其是西方学术)之异同，等等。其间于学术史研究贡献突出的是梁启超，他抱着“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11〕的宗旨，注目于传统学术的再评估和新学术的输入。他写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计划十六章，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化之迹，但仅写出前六章而辍笔。梁氏晚年曾立下做“中国学术史的志愿”，撰写出《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断代或个案学术论著。后二书尤为精粹之作，于清学的渊源及演进脉络，条例明晰，论断每有创意。梁氏虽未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但他在关于中国学术流变全过程的宏观把握方面，确有过人能力。今日的流行说——中国学术历经“两汉经学一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一宋明理学一清代考证学”，正出自梁氏《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以此为基础，现代学人多倾向于将中国学术流变分为前后衔接的七段：“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一隋唐佛学—宋元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当然，这是就主潮而言，每一阶段又都保留着前代学术的流裔，并存种种与主潮相歧义的旁门别派。
与梁启超齐名的又一学术史家是章太炎。他辛亥前力倡“排满革命”时，即十分重视学术史研究，把中国学术称作“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他对经学、史学、文字学、伦理学都提出若干新见，并对学术流变的成因独具慧眼。章氏在论及中国学术的歧变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12〕认为“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材性”(人才素质)三者共同导致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的演化。章氏进一步指出，时代愈趋进步，人们交往扩大，而天才不世出，地理环境与人才素质的影响在缩小，对学术流变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13〕。这是确当之论——造成学术流变的因由，除应考虑“地齐”、“材性”外，更多地应当从“政俗”即社会因素方面深入挖掘。
另一近代学者王国维则从“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的视角，探讨中国学术流变：将诸子学说光焰万丈的晚周称之“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两汉为停滞期，自六朝至唐宋，佛学入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又因宋儒的调和中印思想，此一受动时代“又稍带能动性质”。宋以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佛教又见告矣：西洋思想是也”〔14〕。显然，王氏寄望于今日学术由受动于西洋思想，如能调和中西，则可达到能动境界。这是一种开放的、颇富前瞻性的学术流变观。循此思路，现代学术史家多注重周秦之际、明清之际、清民之际三个历史转折期的学术演化，以之作为探讨中国学术流变的枢纽。
古人和近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变的论述，或良或莠，或深或浅，却弥足珍视，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提供思维教训，奠定开阔而坚实的前进基地。
（五）
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详尽占有材料。因此，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是切关紧要的。就学术史的研究而言，基本资料约略可分两类，一类为历代学术著作，另一类为历代学人论学术流变的论著。后者当然也是学术著作，但较之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们直接表述了先贤对学术流变的看法，这为我们今天从事学术史剖析考辨提供了直接参考。即使是前人那些被时代的偏见所扭曲的看法，也折光镜似的反映了学术演变史的复杂面目，代表着某种时代思潮，因而也具有无庸忽视的史料价值。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便是本书旁搜远绍的对象。
近几十年来，各类学术古籍整理出版甚多，经过编辑的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资料书也纷纷涌现，其功德无量，但尚未得见一部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结集。我在从事文化史研究及教学工作时，常常以此为憾，因而萌生编辑这类书籍的想法。1988年与邓建华、彭池二君一起勉力编辑了《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仅印行1000册。此后十年间，时有学界人士来函寻索此书，表明这一资料书尚有社会需求。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盛意，此书获增补和重新出版机会。今次增补修订工作由邓建华与我共同完成。
本书新版保留原版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中补入若干新篇目，包括台港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学术活动主要在香港展开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他说：“孔子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15〕他还将中国历代文化精神与西方历代文化精神作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又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用力于开掘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科学人道精神〔16〕。这些论说都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新境界。
新版还择要反映由考古发掘、文献披露所推动的对学术史的新认识，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破译，拓展了对殷商文化的视野，提供了“释古”以重建古史的可能；楚简的联翩出土，揭开了先秦学术的原始状貌，以致有学者认为先秦学术史有必要改写；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的再见天日，打开了上古及中古学术史的渊富宝库；而明清大内档案的面世，加深了对明清学术的理解。总之，新版意在求得更深广地观照中国学术流变的真实踪迹。
上述增补使全书由原版的40万字扩充至70万字。各部分前均由编者撰写简短提要，录文则按如下顺序编排：A.对一代学术流变的概括；B.对各学派、学者的分论，对同一学派也先列总论，后列分论。录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均以※号注明。部分录文中之夹注经编者删除，在录文后注解中说明。选录自诸子书及二十五史的一律不注作者姓名。录文版本尽量采用近五十年出版的标点本。录文中的繁体字在不导致歧义的前提下改为简体字。评断历史文化，宜在相当时间距离之后进行，诚如清人阮元所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的当代学术流变文字，本书未予收录。此一重要工作，还是留待未来吧。
注释：
〔1〕王符：《潜夫论·赞学》。
〔2〕《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3〕《尸子·广泽》。
〔4〕陆机：《文赋》。
〔5〕张载：《经学理窟》。
〔6〕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存目五》，《学统》五十卷。
〔7〕王阳明：《答罗整庵书》。
〔8〕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9〕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
〔11〕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12〕《原学》，《訄书》重订本。
〔13〕《原学》，《訄书》重订本。
〔14〕《静庵文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4页。
〔15〕《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1984年版。
〔16〕《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