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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弦在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
作者：古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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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检举为“文化汉奸”
不久前，越老越年轻的纪弦，在美国庆祝他的米寿，世界各地作家纷纷对这位台湾现代诗鼻祖致函致电祝贺。对纪弦来说，八十八年的诗路历程颇不一般，迎接他的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
纪弦本是一棵树，一位怪客，一匹独往独来的狼。他唇边留的一小撮胡子，嘴含烟斗6，手拿拐杖7，加起来就是一个大不吉利的数字。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970年，他由“中华民国”有关单位提名为中国作家代表，派往韩国出席国际笔会。在他出国前夕，即6月22日，台湾出版的《大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笔会究竟做了什么》的社论，对推荐纪弦出国的团体“中国笔会”痛加针砭。同月23日该报第三版头条在“读者投书”栏目内则发表了“钟国仁”(“中国人”之谐音)的文章，除指出“中国笔会始终维持小圈子主义，紧闭会门，飘裙带风，不能开诚布公，难免有不可告人之事”外，还检举纪弦是当年的“文化汉奸路易士”，无资格代表中国作家出席国际会议：
纪弦其人者，此人名叫路逾，平时以诗人自命，到处吹嘘。在抗战前，以路易士之名，撰写新诗。在抗战期间，竟背弃祖国，腼颜投敌，落水为汉奸，出席日本召集的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放厥词，卖身求荣。当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被炸，伤亡惨重之时，他在上海撰诗歌颂，其辞有曰：“炸吧，炸吧，把这个古老的中国毁灭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有上海沦陷期间出版物为证。似此出卖国家民族文化的人，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到韩国去出席国际笔会?应请该会迅速将其除名，不要把(中国)人(的脸)丢到国外去……
此文末尾由于有批评中国笔会不“吸收有成就的作家和报社主笔入会”的内容，因而有人猜测“钟国仁”系此家“报社主笔”的化名。他因未被吸收入会转而对中国笔会进行攻讦，而有历史问题的纪弦便成了“替罪的羔羊”。但这只是猜测而已。纪弦不少挚友都知道“钟国仁”是谁，却始终不愿意告诉他。纪弦直至二十世纪末还未弄清楚事实真相，至今仍念念不忘要报这一箭之仇：除了一再骂其为“文丑文妖文棍文渣”外，声称“如果我有一把手枪，一定要把这畜生打死!”
正因为“读者投书”是匿名写作，有关单位无法向其核实一些具体事实，如“炸吧，炸吧”这首诗题目叫什么，署的是笔名还是真名，在什么地方发表；出席大东亚文化更生会见诸何种报刊记载，他“大放厥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哪位当事人或目击证人可作证，因而对纪弦是所谓“文化汉奸”一事，未进一步深究。纪弦本人则想控告《大众日报》“主笔”犯有诽谤罪，并请了罗行律师在7月25日的《青年战士报》上发表声明。另一方面，纪弦本人还油印了100多份致文坛诗友说明真相的公开信广为散发。眼看一场文坛官司就要爆发，但由于找不准被告对象即“钟国仁”是谁，朋友们便劝纪弦不要感情用事，纪弦本人也可能因心虚不敢真正诉诸法律，因而这场“文化汉奸出席国际会议案”，不似另一位台湾作家梁容若于1967年11月11日获台湾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的文学史奖后，被人检举为梁容若即当年的文化汉奸梁盛志，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还编了一本《文化汉奸得奖案》的小册子；更重要的是官方有可能认为纪弦来台后政治立场坚定，写了大量的“乒乓劈拍达达达轰隆隆地打回来”配合“反攻大陆”的“战斗诗”，他确是“爱国反共”的。还可能认为这个揭发者夹杂有泄私愤的因素在内，因而未加理睬，使纪弦顺利地于1970年6月29日随团长陈纪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韩国召开的第37届国际笔会。
三十年代：与“第三种人”过从甚密
路易士，原名路逾，字越公。1948年去台湾后，不再用路易士而用抗战胜利后开始用的纪弦笔名发表文章。他于1913年4月27日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祖籍陕西秦县。少年时居扬州多年，深爱瘦西湖之美景。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他读书时打扮得非常“酷”，不修边幅而蓄长发打大领结，穿着用画笔醮满油彩的外衣招摇过市。1936年4月去东京，同年6月因病归国，后和徐迟各出五十元，戴望舒出一百元，三人合作创办了《新诗》月刊。其时，又搬家到苏州，组“菜花诗社”，出《菜花诗刊》一期，《诗志》三期。
1937年《诗志》停刊后，到上海闸北安徽中学任教。同年7月，诗集《火灾的城》出版。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新诗》停刊。在这一年里，重要作品《在地球上散步》、《恋人之目》及《奇迹》相继完成。1938年，在武汉小住一段时间，又跑到长沙，再经由西南公路前往贵阳，住了几个月又到昆明。在云南作短暂停留后，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经河内而海防，再搭轮船前往香港。如此不断逃难到1938年下半年，和早先也从上海来到香港的老友杜衡、戴望舒朝夕相处，和徐迟也常见面。特别是和神交已久的广东人李宗大、诗人鸥外鸥在一起，他极为开心。这位鸥外鸥也和纪弦一样抽烟斗，蓄短髭，而且也是高个子，像一棵槟榔树。那时，他们同向杜衡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新垒》投稿。后来杜衡找到更好的工作，便由纪弦接编此副刊，并经该报社长陶百川允许，借副刊篇幅出《文萃》旬刊，成为“第三种人”笔耕的园地。1939年，《国民日报》换了社长，纪弦也就不再编副刊而回到了上海。1940年，纪弦再次来香港，还是由杜衡介绍他参与了陶希圣主持的国际通讯社，任社外特约译员，在家里专译日文。
1937～1941年，左翼作家在文坛上占上风。于1934年正式登上文坛的路易士，作为现代派的一员，一直不和左翼作家打交道甚至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而和“第三种人”杜衡、施蛰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十分看不惯被他及杜衡称之为“左鬼”的胡风、周扬“打着‘抗战文艺’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在替中共做宣传”。他惋惜挚友徐迟在香港被马凡陀(袁水拍）“拐走了——他居然在上下班时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啃其《资本论》而不已”，成为“前进分子”之一员。而路易士本人则在往后退，以至在1939年3月和黄觉寺等人一起组织伪上海艺术学会，并为该组织所发行之《上海艺术》月刊撰写文稿。
四十年代：亲近汪伪表现种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在英军弹尽援绝，只好在山顶树起白旗的情况下，杜衡决定回重庆。纪弦因盘缠不够，只好带着一家五口于1942年夏到沦陷区上海。同年秋天，他到南京去看望在1938年下半年香港结识、并已在汪伪政权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胡兰成，希望能给他解决生活问题，胡便安排纪弦在伪“法制局”任秘书一职。可纪弦在2001年12月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三卷本《纪弦回忆录》中，矢口否认此事，说自己“婉言谢绝”了这份秘书工作。可同是这个纪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载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中，分明说“在他(胡兰成)那边‘混’了没多久”。可见已到任，只是做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适应又回到上海而已。他在新出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为“我是一朵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未免言过其实。事实是：在这两种不同版本的回忆录中，纪弦均坦认自己与大汉奸胡兰成过从甚密。在交往中，他对胡兰成的为人有透彻的了解，两人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这样称赞“胡兰成这个人，文章写得确实不坏，他不但长于杂文、政论之类，而且随笔、小品也很隽永有味；此外，他还具有颇为强大的批评才能”。纪弦在文中举了胡兰成对他的诗作及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为例。胡兰成用“强大的批评才能”吹捧纪弦，显然不限于纪弦文笔漂亮，更重要的是两人气味相投：无论是政治倾向还是文学观念上，彼此均有惊人的一致之处。纪弦后来虽然“离京返沪不拿他（胡兰成）的薪水了”，即不再为伪政权工作，可是他仍十分感激胡兰成，因胡氏还经常用其他方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以至胡兰成在七十年代中期回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讲学而灰溜溜地匆忙收摊时，纪弦还专程到机场去看望他，“互道珍重”。关于这一点，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删去了和胡兰成在台北机场相会这段重要史实。
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作家除胡兰成、张爱玲、路易士外，还有柳雨生、陶亢德、杨之华、苏青等。北方作家周作人、沈启无、南星等，也常到上海投稿。杨之华（即杨桦）担任汪派《中华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路易士的二弟鲁宾（又名鱼贝,小说家）相处甚欢。由于这种关系，路易士和杨之华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成为该报副刊的一位骨干作者。如他曾应杨之华之约，写过一篇题为《纪念鲁迅》的文章，认为“后期的鲁迅终日为一群左倾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致使其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杂文的写作上去了，这是可惋惜的”。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他作为“第三种人”的立场。杨之华拟编一本鼓吹“和平文艺”的《文艺论丛》，路易士则催促他编成出版。另路易士还为汪伪杂志看稿件。杨之华后来还出过一本大型季刊《文艺世纪》，印过一册很厚的《文坛史料》（署名为杨一鸣），内收胡兰成评论路易士的两篇文章：一是《周作人与路易士》，在为周作人写“无聊的小品”作辩护的同时，又为路易士诗作表现的个人主义与颓废倾向，及为人的傲慢作掩饰。二是《路易士》，以胡氏和路易士相识六年之久的了解，为路氏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定位：“1925～1927年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的分水岭。在诗的方面，革命前夕有郭沫若的《女神》做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代表作品，则是路易士的。《女神》轰动一时，而路易士的诗不能，只是因为一个在飞扬的时代，另一个却在停滞的，破粹的时代。”他这样评论路易士的诗作的时代特征，应该说是确切的。此外，胡兰成还这样评论路易士的为人：“……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贫血的，露出青筋的脸，一望而知是神经质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紧张、多疑、不安，与顽强的自信……”又说：“路易士，你和他谈理论，只能听到慷慨激昂，却往往不知所云。他谈文艺理论，有时候也谈政治，但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对或赞成的东西，如此而已。”“他没有一般人所有的主义，没有宗教，也没有任何生意经，以至于在人间他没有得到一丝温情。这样的人，他的存在，他的理想，简直找不到一个字眼来下一个定义。”这对自称为诗人、也和唐·吉诃德一样自称为武士的路易士的评价，非常到位。它建立在作者对路易士多年的深刻了解上，由此说胡兰成是路易士的知音，是不为过的。时至二十一世纪，纪弦实在不应该再为他昔日好友胡兰成鸣冤叫屈，借用余光中1975年评胡兰成在台湾出版媚日著作《山河岁月》的话来说：“现在非但不深自歉咎，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这里不妨读《纪弦回忆录》第十六章《抗战胜利后离沪赴台前》的一段：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胜利后不久，1945年八九月里，上海各家小报和黄黑刊物，就开始对文艺界的名家大骂特骂起来了。北京的周作人、上海的胡兰成，被骂得最厉害。除了南胡北周，他如沈启无、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张爱玲、苏青等，皆被加上一顶“文化汉奸”的大帽子，瞎骂乱骂一阵。
这里说张爱玲、苏青是汉奸，诚然属“瞎骂”。因这两位女作家只是与汉奸来往密切，但没有写过歌颂大东亚战争的作品，也没有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过要职，因而还未成为货真价实的汉奸。但“大骂”周作人、胡兰成，还有“骂”当时以“文化汉奸”名义被正式逮捕的柳雨生、陶亢德，有什么错？像“南胡北周”所戴的“文化汉奸”帽子，难道是凭空加上去的吗？他们是搞政治的，像胡兰成前后任过汪伪政权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汪精卫机要秘书，他用文艺做武器协助日本人征服中国人心，怎么能说他们仅仅是“文艺界的名家”？他们罪大恶极，难道不该口诛笔伐？批判他们的都是爱国报刊，怎么能说都是“黑色刊物”？你纪弦当时也一起被“围剿”，是因为你自己与胡兰成、杨之华、柳雨生、陶亢德等人关系密切，你受公众舆论的谴责，也是事出有因嘛。你至今认为“赞美敌机轰炸重庆，顶多坐牢；但是骂蒋，那就要杀头了！”如此把拥蒋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这种人生价值观难道没偏差吗？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由于为汪精卫担任社论委员会主席，胡兰成为总主笔，主要撰稿人有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的《中华日报》副刊写稿的关系，路易士和其他名家一样，于1943年被聘为编纂，按月支付车马费而不用上班。有汪派提供的固定薪水做后盾，路易士这时的生活大有改善，不再三餐不继，并还有积蓄于1944年3月独资创办《诗领土》月刊，还用“诗领土”名义于1945年2月、4月出版了个人诗集《夏天》和《三十年集》。另一部于1944年5月出版的诗集《出发》，则由汉奸文人柳雨生、陶亢德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当然，不能像刘心皇说的那样凡是在汉奸文人主持的出版社出过书的人就是汉奸，但至少说明纪弦敌我不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思想和行为上的步步失足
路易士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汉奸胡兰成的亲密关系，以及拿汪派的薪水，积极为汪派副刊写稿，这使他思想和行动上频频失足。这就难怪“史方平”于1970年8月10日写了《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文中称：路易士在1943年抗战游击队出没的苏北，主要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上校联络科科长”，代表敌伪对苏北进行“文化宣抚”，曾有大规模的两次对青年的演讲，一次是在泰兴县讲《和平文学与和平运动》，另一次在泰县讲《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听他演讲的人，还有人在台湾。……他在苏北一或二年之后，由于胡兰成的关系，把他调到宣传部，担任专门委员会的伪职，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
此文系打印稿，未公开发表。刘心皇为撰写《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曾从台湾《文化旗》杂志社取得一份。不过此文虽不是如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的该枪毙的“忘八蛋”捏造或“死鬼刘某(古案：指去世的刘心皇)胡说八道”虚构的，但其中有些重要事实毕竟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如文中说：“关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问题：据当时在苏北泰县从事抗日工作的某君说：‘路易士在抗战期间投敌之后，出席日本所召集的会议，是东亚文学者大会，不是大东亚文化更生会。大东亚文化更生会中国出席的汉奸有柳雨生（存仁)、周作人、丁丁等人，路易士并不在内。至于日本于民国三十二年在东京召开之东亚文学者大会，其出席的汉奸有周作人、马午、关露、周黎庵、路易士等人。路易士即纪弦，在此次大会上大放厥词’云云。”可据陶亢德在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古今》第34期上发表的《东行日记》称：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有陶亢德、谢希平、周越然、章克标、丘石木、鲁风、陈寥士、柳雨生、关露、沈启无、张我军等，并未有路易士的名字在日记中出现。由此看来，路易士到底有无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或“大东亚文学更生会”，还是一个悬案。
目前，人们获得路易士参与汉奸文化活动的最重要依据是：沈子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披露的纪弦写过适应日伪“大东亚文学”要求的汉奸作品。中国大陆出版的如陈青生所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乃翔和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这样叙述的：路易士《巨人之死》诗，系为悼念一名被抗日敌工用斧砍死的汉奸而作。特别是1944年秋冬，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轰炸上海日军，路易士写了“政治抒情朗诵诗”《炸吧，炸吧》，谴责美军的正义行为，嘲讽中国政府“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虚妄，奚落“蒋介石”“永远”不能收复失地，只能“陪着宋美龄，老死在重庆了”（古按：这些作品发表的出处，还需进一步查实）。纪弦对这些事实一律不认账，他在前后写的两种回忆录中辩解道：“抗战期间，我没有从过军，当过兵，开过枪，放过炮，也没有杀死过一个敌人。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1942年，我从香港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几年之内，我从未写过一首‘赞美日本空军轰炸重庆’的诗，我也从未写过对于我们先总统蒋公有所大不敬的一字一句。”他认为1944年自己倒是写过一首抗议“陈纳德飞虎队误炸上海市中心区，毁屋伤人”的诗，但说原诗遗失，另又说不出发表刊物的名称和时间，因而这种辩解是无力的。
有历史污点的作家
从上述纪弦的抗战经历中，他无疑参加过一些汉奸文化活动，写过少量歌颂汉奸和诋毁盟军的作品，与那些恪守民族气节，敌我界限分明，洁身自好的爱国作家有本质不同。他属于民族立场歪斜、民族气节亏败、正义观念沦丧的大节有亏的作家。对纪弦来说，在汪伪政权任科长及秘书等职，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和平文学”演讲，拿汪报津贴，为汪报积极撰稿，应主动承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和批判，而不能认为当年置身于沦陷的国土，是迷惘、惆怅的阴影笼罩着自己而迷了路，更不能因当时国民政府没有追究、到台湾后情治单位也没过问，便骂批评过他的人为“文丑文妖”。另方面，对文学史家来说，要严格区分“文化汉奸”与不分敌我是非、亲近日伪、参加过汉奸文学活动与写过汉奸作品的作家的界限。鉴于纪弦写的汉奸文学作品在他诗作中不构成主流，作品数量也极少，他亦非汉奸政权要角或汪伪文坛的头面人物，因而不应再去“补划”他为文化汉奸。从这个角度看，纪弦在新出的回忆录中说“我绝非汉奸！绝非汉奸！”倒是对的。但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他“大节有亏”，以说明他有过不光彩的昨天。
但这并不影响他后来为台湾诗坛开一代诗风的贡献，更不能因为他在抗战期间一度亲近“大东亚文学”，而否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别的题材的作品和对现代诗的探索乃至对整个中国诗坛的贡献。当然，更不妨碍别人在他米寿这时，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向他献上“祝你生日快乐”的颂歌，以及《纪弦回忆录》三卷本众多的史料价值，还有他写的《你的名字》等作品堪称绝唱，为海峡两岸众多选本所青睐。
参考文献：
沈子复：《八年来上海的文艺界》。
杨之华：《新文艺思潮的起源及其流变》，《东方文化》创刊号，另收《文艺论丛》，第1～16页。
史方平：《纪弦、路逾与路易士的汉奸活动》。
陶亢德：《东行日记》，《古今》第34期（1943年11月1日）。
纪弦：《从1937年说起——纪弦回忆录之一片断》，台北，《文讯》1984年2月，总第7、8期。
纪弦：《晚景》，台北，尔雅出版社1985年5月版。
杨一鸣编：《文坛史料》，昭和十九年（1944年）11月7日印刷。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徐乃翔、黄万年：《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纪弦：《纪弦回忆录（三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