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8期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作者：黎 鸣
字体： 【大 中 小】
(一)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基督教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派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民主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十六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启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共同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备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性智慧与伟大成就——科学与民主
在笛卡儿以前，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且严格地限于主谓逻辑的演绎，而其演绎的最重要的内容又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之后不同了，笛卡儿开创了西方近代新哲学的时代。正是因此，他被尊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申明了每一个人的主体思维的自由的价值，而且人的尊严也集中体现于其自由思维并表达的权利，从而为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和束缚发出了第一声最有力的抗辩；第二，他力主物质和思维是独立的二元(实体)，从而在人类对自然物的认识中，第一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人类自身心理特别是情绪对认识的干扰，二元论学说比前期英国的奥卡姆的“剃刀”还更锋利、更有力，从而为开创真正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力学的时代敞开了大门；第三，他创立了运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解析几何学，为行将出世的伟大的分析力学做出了最重要的数理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