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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英语
作者：姜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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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5日，美国星际探测器“旅行者”一号（Voyager One）升空飞向木星，飞船上搭载了一张用地球上五十五种语言录制的金质唱片，表达“地球村”村民向（可能存在的）外星人的问候。那些简短的问候语前面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代表当时联合国一百四十七个成员国用英语所作的讲话。自然，这位“地球村”的村长期待着外星人能听懂自己所讲的话，并进而解读后面五花八门的“方言”。换句话说，在他的期望之中，作为“地球普通话”的英语最好也就是“太阳系普通话”，甚至“宇宙普通话”。
外星人讲不讲英语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在当今的“地球村”里，每一位“村民”都明白：哪一家拒绝了英语，那它便拒绝了“进步”与“发展”；哪一位离开了英语，那他便几乎与“成功”注定无缘。下面的任何一个数字都能证明这一点〔1〕：全世界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the first language）的使用者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the second language）并经常使用的人约有三亿五千万人，把英语作为外语（foreign language）且能流利使用的人约有一亿人； 英语在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总人口达十四亿； 2000年，全世界的英语学习者估计约有十亿人；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英语交际能力；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科学家能读懂英文；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文书写；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电子信息用英文存储；全世界网站的百分之七十八为英语网站。
将这些数字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英语已成为一门十足的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 或 international language），或者说，一个以地球为疆域的英语帝国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庞大的帝国里，英语是“书籍杂志出版、航空、国际贸易、学术会议、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外交、体育、国际竞争、流行音乐和广告业的主要语言”〔2〕。中国人认为世间“三百六十行”，其实这位《剑桥英语百科全书》（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的编者在这里已经画蛇添足了，一句“英语是国际竞争的主要语言”也就足以说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了各行各业的“主要语言”。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今日的“地球村”里，哪一行里不存在“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流？哪一行里能缺少了英语？在哥本哈根港，一位街头乞丐缠住了一位美国人，美国人一边躲闪一边用当地话说：Foerloev, jeg snakker ikke god Dansk（对不起，我的丹麦语讲不好）。乞丐听后用英语说：Its very nice that you learned a little Danish， its not an easy language（您能讲一点丹麦语，真是太好了；丹麦语不好学）。2000年3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抵达中东，寻访耶稣基督的足迹，面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他讲的不是拉丁语，不是阿拉伯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他的母语波兰语，而是赫赫有名的英语。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洗礼般的冲刷，宗教这块最后的净土也开始遭到“入侵”之后，有谁还会怀疑英语无孔不入的神奇本领。在你争我抢与国际“接轨”的信息时代，“接轨”首先成了与英语的“接轨”。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主编Burchfield如是说：
英语也已经成为一门十足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受过教育的任何人，如果不懂英语，那他的生活就有了缺憾。贫穷、饥饿和疾病很容易被看成是人生最为残忍且最不可饶恕的缺憾。语言上的缺憾虽然不容易被人注意，但其影响却非常之重大〔3〕。
在Burchfield看来，在当今世界，不会说英语对一个人的影响，和贫穷、饥饿或疾病对人生的摧残并无二致。难怪目前世界上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学英语。政治家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寺泽芳男便有一本书，名为《不懂英语国家将亡》；1985年，斯里兰卡国务大臣提议说，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英语教学应该赋予同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等的地位；1990年，丹麦教育部长宣布英语已经从丹麦人的第一外语发展成为“第二母语”；2000年，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个人咨询机构“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构想”建议将英语作为日本的“第二官方语言”；韩国总统金大中在一次新年电视讲话中也忠告同胞，如果不掌握网络通用语言，在国际竞争中将没有获胜的机会。
政治家的眼光是政治性的，政治家的目标是任期内的业绩，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于是成了衡量一国之长领导能力的主要指数甚至惟一标准。“大英帝国已经让位于英语帝国”〔4〕的政治事实在“求实”的政治家的眼里失去了政治意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除了千方百计喂肥英语之鸡，让它多多生蛋，谁还有闲暇去想“鸡子”原本是外姓鸡，下蛋之余还会惹是生非。
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少不了“另类”的装点，正如全国上下一片蓝色中山装的时代，有人偏偏要穿上喇叭裤，招人说三道四或羡慕不已一样，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美滋滋地享受英语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有些国家已经制定出或者开始制定法律，以消除这些便利背后所潜藏的种种危险。这些国家的一些人把英语视为一种“杀手语言”（killer language），认为英语的“入侵”对本国语言和文化构成莫大的威胁，最终将使整个世界因失去多样性（varieties）而变得一片灰暗。法国是反对“语言入侵”和“文化侵略”的坚强斗士。法国一些学者及政界和文化界人士一直为法语的“异化”深感不安，担心法国青年一代受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污染”而丢掉优秀的法兰西文化和传统。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法国先后成立了“保卫和发展法语高级委员会”、“国际法语理事会”、“技术用语研究委员会”、“丰富法语词语委员会”和“法语评议会”等多个组织机构，1994年颁布了《关于法语的使用法》（即《杜宝法》），将法语的使用纳入法律轨道。现在，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定期召开，于1993年的第五届会议上通过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使用法语的决议，于1997年任命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为给非洲国家培养人才的桑戈尔大学的高级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几个法语国家和地区合办的五洲卫星电视频道现已覆盖五大洲。冰岛虽然远居地球一角，但也难逃英语的“魔掌”，英语词语“泛滥成灾”，因此几年前也成立了“词语委员会”（Word Committee），负责将英语词汇翻译成冰岛语。按照欧盟规定，各成员国在语言上一律平等，正式会议上各取所需，但小组会上使用英语和法语，另加一门主席国语言。然而，从1999年起，德国发起语言攻势，要求在正式和小组会议上使用德语，并因此抵制了该年7月在芬兰召开的欧盟工业与经济部长会议和文化部长会议。几年前，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就曾批评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使用英语；最近，普京更是签署命令，禁止在俄语中滥用英语单词，以保护俄语的纯洁性〔5〕。在亚洲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曾经是学校教育的工作语言，但近年来也因遭国人反对而大力提倡国语。新加坡经济发展让世人瞩目，其成为“四小龙”的功劳簿上少不了“英语”二字。1998年，新加坡《联合早报》为庆祝创刊七十五周年举办了一个名为“跨世纪的对话”的文化盛会，应邀到会的杜维明先生在联席对话会上提到他第一次到新加坡时李光耀资政问他：能够用英语讲儒家伦理吗？〔6〕 当时新加坡的华语运动刚刚开始。可见这位国家领导人的用心所在。最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又发出警告，新加坡华人如果只使用英语而不讲华语，新加坡社会的本质就会改变〔7〕。
语言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前些日子台湾关于是否采用汉语拼音的争论就是绝好的例证；加拿大魁北克省这些年的语言问题也令人深思。英语的迅速国际化更是和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文化及经济等等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为了确保英国英语在国际上的“权威”地位，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于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项名为English 2000的调查。在该委员会的资助下，David Graddol于1997年出版了《英语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glish?）。David Graddol在“概览”（Overview）中一开始便问道：
为什么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呢？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基本消亡，英语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一语言了吗？在世界上，商业和贸易看上去正在日益成为文化和政治的驱动器，英语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和贸易的主要语言了吗？就文学作品、电影和电视节目而言，英语拥有的文化资源不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了吗？正如《经济学家》（1996年12月21日，第39版）所说，英语不是“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世界标准语言的地位，成为全球信息革命的固有组成部分”了吗？〔8〕
David Graddol无疑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代言人，而英国文化委员会从建立之初，便承担着传播英国语言，并由此传播英国文化，寻求对英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和发展对外贸易的重任。1935年，当时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爱德华八世就曾说过：
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必须是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目标不能止于传播我们的语言，而是更具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目标在于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欣赏我们文学的荣耀，我们对艺术和科学的贡献，以及我们在政治实践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鼓励外国人学习我们的语言〔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如一日的追求。英国文化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也正是很多英语“进口国”所担心的问题。1992年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出版《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1994年派尼库克（Alastair Pennycook）出版了《英语作为国际语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1999年卡纳伽拉雅（A.S.Canagarajah）又出版了《拒绝语言教学领域的帝国主义》（Resist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每一本书的出版都在世界政治文化和英语教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三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关于英语广泛传播和使用的负面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英语媒体主宰全球新闻界，英美“舆论导向”成了“世界新闻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AP）、合众国际社（UPI）和路透社决定着什么是“新闻”，全球公民每天看什么新闻。我们可以想象，当为美国一千三百二十家报社和三千四百家广播电台以及一千家私人用户服务的美联社（AP），为美国本土之外一千零七十九家报纸和二千二百四十六家其他客户以及三十六家国家新闻机构提供资讯的合众国际社（UPI），甚至为世界上一百四十七个国家六千五百家报纸服务的路透社众口一词的时候（譬如说，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中美撞机事件和“法轮功”事件），我们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还是“众口铄金”？第二，英语媒体主宰文化娱乐界，致使国际文化交流单向流动。以好莱坞和时代－华纳为代表的美国娱乐界每年给美国带去的收入仅次于其航天工业，它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却是似乎无所不摧的美国价值观，一种你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美国梦”。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近几年来的情况说明，我国的文学研究者若要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注意、获得肯定，必得首先放弃本国语言，使用西方的语言，进入西方的话语系统，运用他们的方法，勉为其难地套说中国的情况。”〔10〕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大汗淋漓奔跑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深深感到自己在世界理论大家庭里没有了“话语权”。我们得了“失语症”，可我们自己的医生在哪里呢？第三，英语已成为权利和威望的标志，守卫着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大门；不懂英语，在很多领域，就被拒之门外。比如说，即使在被认为没有国界的自然科学界，西方的学术“权威”也操纵着明天“流行”什么理论。根据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者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言，1997年全世界主要刊物共发表科学论文九十二万五千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用英语撰写的，而其中讲英语国家的科学家仅占一半。其他国家即使得到了这些论文（当然很多人，比如很多中国学者是根本无法看到的），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翻译。另一方面，为了取得国际声望（譬如获得诺贝尔奖），非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便会千方百计寻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而《科学》杂志的主编Floyd E.Bloom却说，看到作者的文章里有语言错误，他便会怀疑该作者在做研究时是否也同样心不在焉〔11〕。第四，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一名国际门卫，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方向，致使很多国家高层次人才外流。我国有人认为，“托福”等考试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等国家“收割”中国人才的“收割机”〔12〕。第五，英语的传播和使用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不平等，并且，由于Internet的出现和使用，创造了新的信息贫困阶层（the information poor）。第六，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逼迫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断地边缘化，直至消亡。世界上的语言正在以二倍于濒危哺乳类动物、四倍于濒危鸟类的速度灭绝。目前世界上的约六千种语言，到2050年将有一半会灭亡或濒于灭亡，到2100年百分之九十将会消失。地球上一种语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人类精神领域一座大型图书馆付之一炬，因为人类的物质生存依靠的是生物的多样性，而人类的精神生存必须依赖语言的多样性。在这场人类语言的浩劫中，英语无疑扮演着“语言杀手”的角色。欧洲在逐渐走向统一，货币统一之后，欧洲人开始探讨制定“欧洲宪法”的可能性，但欧洲各国宁愿在欧盟会议上付出高额翻译费用，进行十多种语言间的相互沟通，谁也不敢提及统一语言的可怕事情。相反，欧盟将2001年定为“欧洲语言年” （the European Year of Languages），以提倡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在英语的“进口国”，英语成了一块烫红薯，扔掉不可，但拿在手里难免烫手。然而，英语的“出口国”也并没有因此而幸灾乐祸，他们同样忧心忡忡：英语还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吗？谁来制定英语的“规范”？如果像语言学家Braj B.Kachru所说的那样，英语的本族使用者“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完全控制英语标准化的特权”〔13〕，那么他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东西，随之丢失的将包括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因为谁都知道：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世界上的少数民族担心自己的语言的死亡将带走他们的文化，从而让他们永远失去“根基”而四下漂泊一样，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也同样害怕被他们视为“语言垃圾”的印度英语等的广泛传播会“污染”他们语言的纯正。当然他们更担心美国英语（Americanism）成为谋杀他们“英语”和文化的“刽子手”。
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生洛克德（Joe Lockard）发表了一篇名为《拒绝网络英语》（Resisting CyberEnglish）的文章，在网上竞相传播，广为引用。该文将英语分为高附加值英语（highvalueadded English）和低附加值英语（lowvalueadded English），因为作者认为“英语是区域性的，网络英语才是全球性的”，而网络英语是“公开支持美国世界权力”（project American world power overtly）的美国货，其他英语（包括英国英语、加拿大英语和澳大利亚英语）在网上是没有创造性的，只有被动接受的权利。
“英语教学工业”（English teaching industry）在每年给英国带去七十亿英镑的有形和无形收入的同时，也解决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对经济不景气的英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英国国内的语言学校（language school）便有几百家，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海外自愿者服务社（VSO）每年向世界各地派出成千上万的“专家”和“学者”。如果英国英语失去了其“权威性”（其实正在失去），那这种“无烟工业”的损失和影响将远远超过关闭几个煤矿所造成的后果。因此，1995年在English 2000的揭幕仪式上，查尔斯王子也站出来强调：英国英语就是比美国英语好！
美国英语的传播势头自然锐不可当，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后盾，以及由此而赋予强劲冲击力的美国文化（如好莱坞电影和流行歌曲），已经远远将一度至高无上的“皇家英语”或“牛津英语”抛在身后。更让英国人担心的是，其他讲英语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跟他们在争吃这块肥肉。甚至连所谓的“新英语国家”（countries of new Englishes）如印度、尼日利亚和新加坡也已经蠢蠢欲动。最近，印度认为自己“出口”英语的时机已经成熟，打算向越南等国家派出“语言专家和教师”〔14〕。
美国人是不是就高枕无忧呢？事实远远不是这样，英语同样让不少美国人头疼不已。我们知道英语不是美国法定的“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事情便由此而起。1981年，加州已故参议员哈亚卡瓦（S.I.Hayakawa）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宪法修正案。这份修正案的具体内容从未向外界公布，但其中心思想是把英语法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并禁止联邦和各州法令使用其他任何语言。1983年，哈亚卡瓦和密歇根州眼科医生唐顿（John Tanton）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英语”（US English）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便是力争使英语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一做法的影响非同小可，将直接牵涉到美国成千上万移民的生活。目前为止，美国至少已有二十五个州通过了该法令。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该法令支持者的中心理由，一是认为英语历来就是他们的“社会黏合剂”（social glue）和“共同纽带”（common bond）；二是相信语言多样化会“导致语言冲突、种族对抗和政治分裂”〔15〕。美国人的担心自然是有理由的，不然，美国英语组织也不会有大把大把的美元四处游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他国家的担心了。
对全世界任何国家一样，英语是福，也同样是祸。英语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谁也无法阻止它。《今日英语》（English Today）主编麦克阿瑟（Tom McArthur）今年5月在为庆祝“欧洲语言年”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作了一篇名为《世界英语：是福？是祸？》（World English: a Blessing or a Curse?）的演讲。在该文结尾，麦克阿瑟告诫大家，“应尽可能避其弊以用其利”（seek to benefit as fully as possible from the blessing and as far as possible avoid invoking the curse）〔16〕。
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已经把英语变成一把双刃剑，在披荆斩棘奋力向前的同时，最好不要弄得自己也遍体鳞伤，甚至连自己的双脚都砍掉。“英语热”在我国持续高温，一浪高过一浪，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我们的头脑却不能发“热”，相反更要保持冷静：英语带来的并非都是福祉，不该让英语带走的还是要想想怎样才能留下，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有些应该留下的或需要建设的只有凭借英语去实现，譬如说“失语症”的治疗。
注释：
〔1〕这些数字来源于英国文化委员会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名为English 2000的调查，见English Today杂志1997年第1期，第23页。
〔2〕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58.
〔3〕Robert Burchfield,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60.
〔4〕Robert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1.
〔5〕 斯塔罗杜勃采夫著、刘文飞译：“文字是文化的衣裳。”《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
〔6〕 联合早报编：《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新世界出版社1999版，第215页。
〔7〕 史有为：“从英语可能成为日本第二‘公用语’谈起。”《语文建设通讯》2000年第7期，第9页。
〔8〕〔10〕David Graddol, The Future of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Press, 1999, p.2、38.
〔9〕转引自Robert Phillipson, Linguistic Imperial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p.138.
〔11〕申慧辉：“总把新桃换旧符……裹夹在高科技、后殖民和文化研究中的人文科学。”载刘海平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288页。
〔12〕Xiao Shi，TOEFL: Americas Reaper of Chinese Talent, Beijing Review， Oct. 2. 2000.该文发表后World Press Review 2001年元月便全文转载.
〔13〕B. B. Kachru, Standards, codifications,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Quirk and Widdowson (eds.),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0.
〔14〕U. Rai, Indian English ready for export, Guardian Weekly, Oct. 25. 2001.
〔15〕R. D. King, Should English be the law? in W. H. Roberts and G. Turgeon(eds.), About Language: a Reader for Write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ss, 2000, pp.218～226.
〔16〕T. McArthur, World English: a Blessing or a Curse, English Today 2001, 67/3, p.61.